建筑短命的根子不难找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宜明告诉记者，政府的盲目拆迁和国内房屋自身的建筑质量问题一直是中国建筑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既是如此，楼房要长命百岁，光靠呼吁是不管用的。有“楼歪歪”、“楼脆脆”，那是建筑质量问题。首先要向开发商的良知要质量（普通建筑的技术已不是问题），要向建筑质量监督部门要保障。咱老百姓买房，凭肉眼看不出裂纹，也就不明其里，唯有质监部门出具的报告才可信。事实上，质监部门的公信力、保障力度要比开发商的良知更管用。
其次，建筑物要向坚持城市规划要位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建筑物没有那块地的占有权，怎可能长寿？现实中，我们的城市多数不缺规划，但有不少地方缺少对规划的长期坚持与执行。如果不扼制住部分官员短期的政绩冲动，在拆迁的铁锤之下，中国楼房想长命百岁，有点难！此外，还需要思考的是：城市发展规模如何界定，是否需要那些超大规模的城市？二三线城市又如何更好地承接农村人口进城等等。
控制流量增加存量
建筑短命发生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可以说成于斯，也毁于斯。现代化梦想的急切，自然寻求首先在衣食住行上实现标志性突破，建筑便是最好的工具。所以，社会的发展及城市的进步都将会押宝于建筑之上，这样切实可感，立竿见影。经济学中有两个名词叫做流量和存量，流量表示在某一段时间内流入及流出系统的数量，存量则是指系统在某一时点时的所保有的数量。在这个重视数据统计的年代，追求流量规模被人们奉为圭臬，成为行为选择的风向标。现代化命题之下的建筑正是深受流量思维的蛊毒，因为推倒改建带来的是一进一出的数据增量。而存量则是关注总体的增加，重视日拱一卒的耐心和积水成渊的富足。
相比于一些发达国家建筑的长寿，现代化里的中国建筑还沉沦在一种集体无理性的状态里得不到超脱，这种非理性源于流量统计煽动的狂躁，也源自存量思维的缺失。建了拆，拆了建，虽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血汗却也在这样一个恶性因循的机器中化为乌有。所以，相对于流量思维的数据陷阱，疗救建筑的短命特别需要存量思维的积攒，如此，方能突破三十而夭的瓶颈。
靠法律也得靠良心
如今，我们对建筑质量的考量有着统一的标准，对责任人的追究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可以遵循，但人们却普遍感觉现在的建筑不如以前结实了。一系列的“楼倒倒”、“楼脆脆”、“楼裂裂”，一个赛一个地触目惊心。官方最初对这些“豆腐渣”工程的回应往往是“不影响正常使用”，最后在各方压力下才不得不处理一批责任人。看来这主要不是质量标准、追责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执行有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执行的人有问题。
保证一幢建筑能够使用几十年不倒不裂，靠严格的法律规范、追究是有效果的，但要保证一幢建筑能够使用上百年、几百年，大概只能靠良心了。留存至今的几百上千年的建筑大多是宗教建筑，这与它们大多地处偏僻得以免罹兵火有关，也与建造者的心态不无关系。在建造者看来，不用心做就意味着对神佛的不敬，不敬就会招灾并殃及子孙，这种心态之下，谁敢不卖力、不用心干活？张楠之
据《中国日报》报道，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年至30年。现在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
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宜明告诉记者，政府的盲目拆迁和国内房屋自身的建筑质量问题一直是中国建筑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新建建筑如何不短命？陈宜明的表态似乎已经指明了思考路径。
观察 该痛斥不专业不科学
众所周知，站在公众的角度，建筑短命所关涉的核心问题，倒不在于相对更高视角的环境破坏与绿色建筑问题，而是关乎私人财产保护与财政资金浪费的规划科学性问题，以及直接与生命安全挂钩的建筑质量问题。建筑之所以短命，说到底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要么是城市规划朝令夕改，要么是建筑质量“实质不合格”——这些不合格的建筑，在有关程序形式上几乎总是合格的。
正是因为城市规划缺乏真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有关部门非但无需对短命建筑负责，反而能尽享双倍GDP收获，公民对个人房产享有的神圣财产权以及纳税人对短命建筑的出资贡献，于是都成为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牺牲品，对私人财产权的肆意侵犯以及对财政资金的巨额浪费成了家常便饭。所以说，短命建筑的背后，首先是对政府规划部门有意或无意的不专业不科学的痛斥。
除此之外，以2009年不断出现的“楼歪歪”、“楼脆脆”等安全事件为典型代表的建筑质量安全事件，更是直指有关部门对建筑质量监管的形式化和低质化。与这些年房价飞涨呈现明显逆向对比效应的是，房价坐运载火箭往上蹿，质量却坐飞船返回舱往下降。善良的人们也许以为现有房价已经让开发商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不至于再昧着良心偷工减料挣黑心钱，可事实却证明越是暴利的市场越有低质的可能，当大家都只关心房价毫不关心质量，“楼脆脆”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无论是城市规划朝令夕改，还是质量监管失去作用，短命建筑都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消极作为或者作为不力紧密相关。如果要想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那么政府监管部门的专业性和有效性，首先必须得翻上三番。
延伸 警惕背后的社会病灶
从一定意义上说，建筑短命是社会的悲剧，是对公众福利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
提到建筑短命，就不能不说“中国式规划”。 规划界早就有这样的说法，“城市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其结果是造成一些编制得不错、有利于老百姓利益的规划因不符合领导的意志而成为废纸一张。一些领导为了牟取私利，盲目干预开发过程以及城市布局，修建政绩工程，使得长官意志高于公众意志，结果背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如此种种都是社会病灶的显现，也是建筑短命的重要原因。应明确的是，由规划浪费引发的拆拆建建和浪费、短命，使老百姓和纳税人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也给政府带来了高昂的行政成本，影响到了政府公信力。
建筑“短寿”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隐藏其中的权力意志推动下景观思维逻辑。何谓景观思维？法国的思想大师居伊·德博尔在其著名的《景观社会》一书中认为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景观意识形态成功遮蔽了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他指出，人们迷入景观制造的世界中，疯狂追逐着景观幻象之时，对真实社会存在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总是视而不见。简单地说，就是在景观思维逻辑之下，人们陷入了过度消费的虚妄和自大之中，以致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浪费等。 而当权力与景观思维耦合，我们看到的建筑短命就层出不穷。
常识告诉我们，城市建筑不能以政府利益最大化为诉求，更不能成为官员利益最大化的表演场所。因此，要警惕建筑“短寿”背后的社会病灶，更要看到建筑短命源于权力景观思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