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压力大但无法排遣是之前很多深圳厂区很多跳楼员工的最大原因。为此郭台铭希望不断地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对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来说，上网无疑是最大的乐趣。在富士康厂区周边及员工宿舍区，分布最多的就是网吧及各种小吃店和卖衣服的店。赵志乐说，员工最大的休闲方式就是去上网或者溜冰。每月7号发工资之后，附近的生意都会异常火爆，男生通常会选择去搓一顿，女生可能就更多去逛街买衣服。
但记者转遍了整个入住员工最多的豫康新城宿舍区和周边商业区，没有发现一家书店和报摊。“看书？我也就爱看《故事会》。”赵志乐中学时在平顶山体校练举重，他向记者有点炫耀又带着几丝羡慕地说，今年奥运会女子举重58公斤级冠军李雪英跟他是同一个教练，“想要练出来太难了，所以初中毕业就出来闯社会了。”
“你幸福吗？”当记者在赵志乐的宿舍询问这个问题时，其他室友有的笑笑，有一个赶着去上晚班的对记者说“每天这样工作10个小时加班2个小时，真的很累，谈什么幸福。”
目前富士康的主力工人已经是20岁左右的90后年轻工人，和之前的80后、70后相比，新一代员工的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但吃苦耐劳精神差于父辈。沿海工厂的第一代员工是拿自己的工作同父辈从事的农活比，比较结果自然令他们满意，但他们的子女更信奉消费主义，这些年轻人往往拿自己的境况与当今中国的富人比。
长期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认为，富士康迁到内地后降低了生产成本，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没有对管理制度做出变化，目前的半军事化管理不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所以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管理制度、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员工压力大跳楼乃至罢工等问题日后还会经常出现。
消失的村庄
比之招商引资的促进效应，更为深刻的是对附近村民的影响。62岁的吴庆芳大妈是附近孟庄镇孙庄村人士，往年的这个时节正忙着摘枣卖枣的她如今做起了环卫工人，每天早晚两次负责打扫10个电线杆50米的路面。吴大妈告诉记者她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1080元，“种枣一年累死累活毛收入也就一万多，现在轻快多了。”她笑呵呵地说。她的小儿子现在也在富士康打工，老伴则负责修理附近的路面井盖下水道等。
富士康厂区被征用土地最多的马庄、后宋、陡沟等村。马庄村有2200多口人，原先主要从事大棚蔬菜的种植。从2010年开始，随着富士康的落户，村里2800多亩耕地被征用了三分之二，高庄则是土地和房屋全都被征用，村民们搬到了附近的锦绣枣园安置区。
但附近陡沟村的村民王会强则满腹怨言。据他介绍，富士康厂区占用了附近的高庄、马庄等好几个村庄的土地，每亩地的补偿款是6万元，相当于一次性买断。村民们拿到了征地补偿款，很多村民觉得补偿款太少也曾上访抗议过，但都被压了下来。
王会强说，由于原先的村民大多都是靠种植枣树养家，富士康的到来虽然在他们眼中也是大有商机，但很多人并没有找到太多门路，“开个面馆也得有那个手艺吧。”所以很多村民只能大兴土木加盖房屋希望靠房租赚钱，或者开三轮车。
与富士康相伴而来的，的确是各种各样的挣钱门路。只有22岁的王会强已经是一儿一女的父亲，他们夫妇就在富士康工人华鸿宿舍区周边摆地摊，但也要随时提防着城管的巡查。 更多的则是河南其它地市的做生意的人到来。
“我夏天专门购进了四台对开门的大冰柜卖水，由于工人们上班不允许带烟，我这的烟还可以单根卖。”在富士康出口加工区厂区正对的富康超市老板曹士明对记者说。
因为这些商业都是因富士康而生，所以很多商铺的名字都跟“富、康”相关，富康超市、富康公寓、富康网络……
为方便员工的出行，当地政府还在厂区周边开通了多班公交车，但由于公交车等待时间较长也更拥挤，员工在错过工厂大巴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拼车坐一辆看起来不是那么稳当的三轮车，摇摇晃晃地向着富士康的厂区或者宿舍而去。这也是员工口中所谓的“黑车”，其司机一部分是附近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更多来自河南的周边地市。一个工人嘟嘟囔囔地嫌司机收费贵，“到豫康不都3块嘛，怎么就5块了”。他有点无奈地说，“在富士康打工还不如这些三轮车司机赚得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