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这种把在中国沿海地区不可持续的工厂复制到内陆省份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是在沿用相同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车伟说，继续仰仗大批非常年轻的劳动力是有风险的，“短期来看，富士康可能仍会如此生存下去，但最终，他们必须意识到劳动力队伍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问题还是老问题：劳动力的代际转移正在发生，吃苦耐劳的第一代工人正被他们的子女、对工作待遇有更高要求的下一代所替代。这促使中国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员工福利显著提高。他们是希望拥有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的新一代员工。富士康高管胡国辉表示，工人工资成本并非富士康的一项主要成本，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年轻工人是否愿意继续做这种并不好做的制造业工作。
郭台铭在2010年反思之后也推出了多项措施，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待遇，以及安装和加固更多安全防护网。此外，他还声称将更多的生产线实现工业自动化——计划在三年内将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规模从现有的1万台扩大到100万台，中国大陆地区首批全自动化工厂有望在5到10年内投入运营。
但这可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超级工厂模式的种种死结。就本质而言，这是以往那种讲究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正在遭遇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那些觉醒后的工人们的反抗。依靠严密控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手段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对郭台铭和富士康而言，未来，他还会在外界的放大镜审视下遭遇更多的诘问和质疑。
富士康效应
对郑州和河南来说，富士康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情。富士康的内迁及最终花落郑州，对当地而言是最大的招商引资成绩，“郑州速度”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宣传语。2010年7月，富士康富泰华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在郑州市出口加工区注册，仅仅1个月就开工生产。9月8日，富士康富鼎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落户中牟，同样1个月后开工投产。9月16日，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开工。10月24日，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准设立。富士康项目成为综合保税区第一家入驻企业。
富士康落户郑州之后，已经先后将其他几条生产线也落户到河南的南阳、济源、鹤壁等地。这些地方政府为争取到富士康，同样是不惜出让各种优惠措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对《环球企业家》表示，随着富士康工厂内迁，地方政府为争取富士康到本地落户，不惜滥用公共资源，在税收、土地征用、厂房建设等方面对富士康慷慨补贴，甚至把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作为“政治任务”，“河南及郑州引进富士康的决定是正确的，但这种高成本的招商引资模式却是不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