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遭遇难解困窘
“作业本的差价，没有任何政策依据，的确是在违规收费。”面对记者，扶风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李新安的态度算得上是坦诚。但同时，他坚持认为，这种收费的做法“并没有违背良知”。
学生的教育“人头费”，从财政直接下拨到学校，而教育管理部门则需要常常应付些类似“矮马配大鞍”的花销用度。
比如，2009年高考前，要求每个考场都要安装摄像监控设施。“国家的本意是要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市搞试点，结果我们这里地处西部也要搞。”全县200多个考场，安装下来至少得将近200万元！这些钱从哪儿来？财政上不出钱，要教育局自己想办法，直到现在，这一大笔钱还欠着。
“扶风的乡村教育是个啥条件？下去走一走就知道了。”李新安举了个例子，来一场地震，多数校舍都得塌。现在的校舍，多是当年第一次“普九”时农村自己盖的，砖头块子垒起来的，“有的学校的教师宿舍，两隔壁的墙上裂缝大得能够手拉手。”
虽然是这样，还得推进“新农村卫生校园工程”。这个工程，要在农村学校推广一种节能、节水的环保厕所，“有关部门拿着图纸、招标文件来了四五次，市上验收完了省上还要验，回回接待不说，请招标办、组织验收的钱也都得我们掏。”
扶风全县公办学校共计181所，按省上要求，每校需要配备两名保安，“但保安管理得有一套办法，身体条件、基本技能、规范管理等等，一项也不能少，一个月下来全县需要支出30万元。”有关部门只提了要求，但钱从哪儿出却没说法，“要知道，去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也只有430万元”。
还有，去年全国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平均每人工资上调600元，仅这一项，全县教师就需要近5000万元。“虽然上面给一部分转移支付，但还有部分资金是需要基层掏的。”
经费再困难，也不能代表作业本差价收费的合理化，同时也挡不住李副局长发出的感慨：“当什么，都比当教育局长强！”无论如何，李副局长面对媒体坚决表示：今年再也不弄这个事，“得不偿失呀！”（本报西安6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孙海华 实习生 张伟）
不管教育局是不是赚了钱，“关键是学生家长没有多掏钱，买本子反而便宜了。”与此同时，乡村教育面临的却是基础薄弱、投入有限的困窘。处处要用钱，钱从哪里来？是个令基层的教育局长们始终头疼的事情。
凭借这个小小的印刷厂，38岁的袁兴才养活着妻儿老小，也被评为市级“残疾人自主创业标兵”。然而眼下，这个印刷厂已基本停产，厂房里的机器落满厚厚的灰尘，库存的作业本半成品层层堆积。
印刷厂的停产，是由于以前给活儿干的扶风县教育局终止了他生产作业本的资格。“这些年，我该给的都给了，该送的都送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教育局给出了终止资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兴才，仍然在气恼之下找到当地媒体，将县教育局收取高额回扣的内幕翻出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县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11个印刷厂
所谓“统一管理”，就是由县教育局统一供给纸张，统一作业本封面图案(但纸张费用、封面版费由印刷厂自己负担)，作业本的价格也由教育局统一定价。每个学期，各个印刷厂按照教育局下达的配套数量，将印制好的作业本发放到各个学校。
作业本的收费，由学校从学生手中统一收取后交到乡镇教育组，而后上交县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最后，由勤俭办和各印刷厂结账。“统一管理期间，勤俭办每年召集各印刷厂厂长开会3到4次，会上分配印刷数量、发放配套表。”
这样的“统一管理”一直持续了9年。2008年12月中旬，袁兴才突然接到勤俭办的电话，通知说要检查印刷厂的全套证件。袁兴才拿着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以及印刷经营许可证的复印件交了上去。
十几天后的2009年1月1日，勤俭办再次召集11家印刷厂厂长开会。会上宣布：5家印刷厂继续取得承印学生作业本的资格，包括袁兴才在内的其余6家“出局”。
勤俭办给出的理由是，这6家印刷厂证件不全，不能继续生产。其中，袁兴才的厂子属于“印刷许可证”过期失效。得到消息后，袁兴才急忙找到教育局领导，表示自己的“印刷许可证”已拿去换领，再过几天就可以拿到。然而，他的申辩最终没有得到认可。
“干了这么多年，说不行就不行了？”袁兴才认为，印刷厂赚的是辛苦钱，教育局却只凭借着“行业垄断”，动动口就获取了相当的利润。证件过期无可否认，但让袁兴才不甘心的还有个原因：几年前，教育局曾出面督促更新设备，自己为此四处借贷贴了近20万元，“直到现在，贷款都还没还上，机器却因为停产成了废铁一堆。”
印刷厂年年被教育局揩油水
认为教育局过于“薄情”的袁兴才，面对媒体摊开了自己和扶风县教育局十年来的部分往来账目，以及受到教育局监管的一些书面材料，用于揭露“区区几元钱作业本后的巨大利益链条”。
“一般情况下，16开大小、5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是1本1元钱，勤俭办给印刷厂付账为0.63到0.65元；32开大小、 4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为0.45元，勤俭办给印刷厂0.22到0.23元。”袁兴才告诉记者，这中间的差价利润不小。
此外，各个印刷厂通过教育局购进的原材料纸张，价格与市场价相当，“但教育局统管着11家印刷厂的原材料采购权，他们谈的价格肯定要低得多。”
“玄机”不止于此。按照袁兴才算的账，自己的印刷厂在作业本生产过程中，每学期的经营入账为3到4万元，但在和勤俭办结账时，都会少收8000元左右。他出示的与各校结算清单显示：2007年春季，他供给的南阳镇的学生作业本费应收39584.4元，教育局给他的实际结账却为 31000元；2009年春季，南阳镇和法门镇黄堆乡共应收学生作业本费59379.5元，教育局给他的结账为39000元，“这中间的差价被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占有了。”
和袁兴才同样遭遇的还有三家印刷厂的负责人——毕乃贤、强栓平、辛明师，曾分别负责召公、天度、杏林三个乡镇的中小学作业本供应，他们也向记者出示了相应的收据。
强栓平的印刷厂，负责天度乡中小学作业本的供应。2009年春季，天度乡共收取作业本费27809.3元，勤俭办只给他了 19579.89元，少了8229.41元。辛明师负责杏林镇的作业本供应，学生交作业本费为 35384.3元，结账为25500元，9884.3元不知去向。
“仅这四个乡镇一学期收取的作业本费，教育局就要获利38493元。”袁兴才说，这四个乡镇是扶风县学生人数相对少的，其它如城关、法门等镇学生人数更多。
袁兴才向记者出示的一份“2008年秋季扶风县教育局作业本收费标准表”显示：学前班为4.8元，小一、小二8.4元，小三、小四 13.8元，小五、小六14.8元，七年级16元，八年级17元，九年级18元，高中19.5元。“扶风县每年约有十四、五万学生，作业本一项的收费累计数额可不是个小数字。”
按照袁兴才的算法，教育局每学期从每个印刷厂作业本费中抽取8000到10000元，一年约为两万元，原来扶风县有13个乡镇(现合并为11个)，按照保守估算，每年获利将近30万元，“从2000年到2009年，教育局每年强行给各校学生配作业本、试题等，十年获利多少？谁都能算出这个数。”
攥在袁兴才手中的收据有厚厚一摞，几乎每份都盖有“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的公章，还有各个学校校长的签名。强栓平出示的和教育局勤俭办的结算清单更全，从2004年~2009年，每张都详细记录了各学校收取作业本费的情况。
教育局扣留的作业本费去了哪里
在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工作人员王富强证实了取消袁兴才等人作业本生产资格是“因为证件不全”的说法。但对所涉及的作业本差价问题，王富强始终避而不谈。
他告诉记者，袁兴才反映的事已有部门前来调查过，局里对此作出一份专门的“情况说明”。记者提出要看一看内容，手执“情况说明”的王富强却一再坚持“还是别看了”。
“当初，对全县的印刷厂统一管理是为了规范经营。”县教育局主管勤俭办的副局长李新安表示，大约在2000年前后，几个乡镇的教育助理员出了“吃回扣”的事，格局上比较乱，加上这些印刷厂的厂房多是废旧教室，安全问题让人操心。
“全县统一进行管理，不仅作业本价格便宜了，又可以统一规格、质量。”李副局长说，同样的本子，学生从学校买要比超市里还要便宜几角钱。“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没有大的原则问题，教育局干这事起码没有亏老百姓。”
至于收费环节中的差价，李副局长表示的确存在，“每学期有个六、七万吧”。“这些印刷厂，原来基本都在学校里面，包括管理也归学校，后来才归到勤俭办统一管理，这些钱也可以算是印刷厂交给校方的承包费。”
那么，教育局多年获取的钱去了哪里？李副局长表示：具体不清楚，按道理应该是进了县核算中心，入到县财政的综合股账里。然后，再根据计划情况套用。如果不按计划入账，那就是“小金库”。
然而，教育局会计董天海却说：“学校收的本子费肯定进不了教育局的账，就没有作业本费这个收费项目，钱怎么能进会计核算中心？”在扶风县机关会计核算中心，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要入会计核算中心的账务，必须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学生作业本一般都不开票据，怎么能入到核算中心的账上？
“今年的六七万元，一分也没有花，至于以前的怎么花掉了，我是2009年3月才来教育局的，不清楚。钱的事，还是问一把手局长吧！”
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试图与扶风县教育局长何宗科取得联系，但何局长以“正在开会”等理由未接受采访。教育局每年扣出的作业本费，究竟去了哪里？面对两位局长的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仍然成谜。 (本报西安6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孙海华 实习生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