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有30多人，当时是‘二班’。他(指犯罪嫌疑人——记者注)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一班’，当时已经毕业了。这就让大家相信，他这个项目是办了一定时间的。”范蓉梅说，“开学第一天结束后，大家吃饭联谊，现场来了一个女孩子，被介绍说是作为‘一班’的学员代表，和大家一起交流，并说‘一班’的学员已经如何如何了。”

　　但后来，范蓉梅和她的同学对课程质量有所怀疑，希望犯罪嫌疑人提供“一班”的名单，要找“一班”的人核对相关事实时，“他们连一个学员也拿不出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根本没有‘一班’。”范蓉梅说。

　　“他们既没有教室，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们学院的老师”

　　“我参加这个项目课程班只是看重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资，其授课的内容和质量是有保证的。”范蓉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了自己报名的初衷，“我是对他们开设的课程感兴趣。而且他们说，课程都是由哥院的人和中国像清华、北大这些学校的老师上的，也有一些其他高校的，比如经贸大学的老师。”

　　在相关洋高校的招生宣传材料中，除了“权威认证”外，“师资阵容”也是犯罪嫌疑人希望说服潜在客户报名的重点内容之一。

　　例如，在休斯顿大学的招生简章中，“师资阵容”“主要来自北大、休斯顿大学、清华及从海外聘请的讲席/特聘教授；业内专家；由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跨国公司总裁、政府要员以及国际知名管理学大师组成的外聘教授等”，周国平、张维迎、吴敬琏、李稻葵等人的名字均在其列；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警方从犯罪嫌疑人处查获的讲课费收据中发现，在招生简章中声称的35名中方师资团队成员中，只有1人在2009年8月给学员上过两次课。

　　“他们(指犯罪嫌疑人——记者注)完全是根据能请到什么样的老师，再来开设相应的课程。而不是根据课程的设置，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再去邀请相关领域的老师。”范蓉梅说，“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既没有教室，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们学院的老师，就是授课的时候外请老师过来，然后给人家一定的授课费。如果不去上课，你其实都无法知道这些情况。”

　　记者在犯罪嫌疑人发给美国理工大学2010级学员的上课通知单上发现，除了一次在海南三亚的授课之外，其余的课程授课地点均在北京大学内的英杰交流中心、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北大资源宾馆和北京大学东门旁的博雅会议中心。但这些授课地点都是犯罪嫌疑人临时租用的。

　　甚至，犯罪嫌疑人设立公司的最初办公地点是在居民楼里。

　　“我们同学在一起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当时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是在一栋住宅楼的两居室里，而不是在办公楼里。后来我们毕业一年多后，他们才搬到较好的办公楼里，买了房买了车，还让大家一起去联谊。”范蓉梅回忆说，“后来我一想也对，一年多的无本生意，他们进账近千万元呢。”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请北大、清华的老师来讲课，大概两天的课就是两三万元；租房也就是几千元，十二节课也就二三十万元的成本，但他收过去的学费得多少钱啊？”

　　范蓉梅个人交的学费近10万元，但这还不是最多的。记者从饶明党处获悉，检察机关了解到的情况是，和范蓉梅一起被骗的共有13人，最少的交了4.4万元，最多的达12万元。

　　而据范蓉梅介绍，在她报案时，哥伦比亚国际学院已经招到了“八班”或“九班”了，每班30多人，“而且相关的费用支付是没有发票的，这还涉及逃税问题”。

　　犯罪嫌疑人余某所在公司的一位员工在今年年初撰写的年终总结中提到：“我明年的工作计划是完成招收学员20名，销售金额200万以上，争取把休大(即休斯顿大学——记者注)招满30人……”

　　而在犯罪嫌疑人武某与合作方在去年3月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双方关于费用分配的条款是，工商管理硕士(MBA)每生1.5万元归合作方，其余归犯罪嫌疑人；工商管理博士(DBA)每生3万元归合作方，其余归犯罪嫌疑人。

　　即算离报案已过去将近1年，但范蓉梅仍不时收到关于洋高校学历班的广告短信。“我都把它当做垃圾短信，看过直接就删了。”范蓉梅说。本报北京6月28日电

　　“多数学员有一份受教育的诚心”

　　本报记者 来扬 

　　“我们去公安机关报案，提的要求并不是说想把这钱追回来，而是希望揭穿骗术，采取一定的措施，让更多的人不要再上当受骗，让那些有热情继续深造的学员，能够从国家认可的正规渠道获取相应的教育资源。”遭遇假洋文凭骗局受害者范蓉梅(化名)如是说。

　　她不认同此前“受害人自身素质有问题”的评论。她表示，尽管确实有一部分学员是“奔着证书来的”，但多数来受教育的学员“真的是有一份受教育的诚心，也很认真”。

　　据案件承办人饶明党介绍，在涉案的339名受害人中，八成是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高管人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几份洋高校班级同学录中，外地企业高管的比例占了半数以上。

　　据范蓉梅介绍，她在听课中认识的学员，除了企业高管外，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刚硕士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而和她同班的3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来自外地。“远的有福建的、广西的，他们每次来上课都坐飞机往返，还要在北京住几天，成本是非常高的。”范蓉梅说。

　　“在企业当高管的这些学员，大多数不可能有时间再去脱产深造。”范蓉梅分析，他们自身有进一步深造的需求，愿意花钱去参加相应课程的学习。“至于学位，其实我们不十分看重。当然，如果有相关的学位，对我们来说何尝不好呢？”

　　“这么一批接受继续教育热情这么高的人被骗子骗惨了，现在好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还让这批人灰头土脸的，大家的这种情感你也应该理解，不愿意承认(被骗的事实)。”范蓉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她表示，自己和几个同学向公安机关报案，是希望能借此净化教育培训市场的环境，“把那些以合法外衣掩饰非法目的的公司彻底清除出教育培训市场”，“如果他们的违法成本不高的话，还会有人去效仿”。

　　“假洋文凭骗局暴露了我国教育培训市场上存在的漏洞，我希望公众能从我们的被骗经历中吸取教训。”范蓉梅说。

　　本报北京6月28日电

　　净化教育培训市场的三剂药方

　　本报记者 来扬

　　案件承办人饶明党为治理假洋文凭骗局开出了三剂药方。

　　“一是加大打击教育培训违法犯罪的力度，规范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资质审查，加强运行监管，净化市场环境。二是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运用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防范意识。三是加强重点高校周边及校内楼宇场所出租的管理，有效防止犯罪分子误导公众，实施诈骗犯罪。”饶明党说。

　　在雅力国际教育海外合作总监张南看来，要净化目前国内的教育培训市场，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增加作为监管机构的监督力度，从源头上杜绝欺诈性国际合作课程的存在。社会公众也应该增加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辨别真伪的能力，在自身知识层面不够丰富或者不能对项目课程真伪性进行辨别的时候，及时向权威机构求证。

　　“媒体在为教育培训类产品作推广宣传的时候，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审核。主流网络平台更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发布不符合事实的虚假广告。”张南补充说。

　　“我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公益性的网站，对这类民间办学机构的真实资料进行审核，并对外公布，澄清什么样的教育机构是正规合法的。”假洋文凭骗局受害者范蓉梅(化名)说。

　　本报北京6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