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银行淡出之后：深圳紧摇创新树
作为首批WTO开放城市的深圳，并没有阻止住其金融黯淡的步伐。相反，与昔日的狂飙突进相比，深圳更多了一份无言的伤感。
1982年，在全国本土金融尚且起步之初，领有风气之先的深圳就引进了南洋商业银行和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随后，外资金融机构如潮水般涌进深圳，至1989年底，深圳共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16家，占同期全国设立总数的59%。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深圳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步伐开始放缓，甚至停滞下来。至1996年，深圳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仅占全国总数的17%，其资产总额占全国的19%。
不仅如此，深圳外资银行由于受经营限制，近20年来业务受损严重，1999年，深圳外资银行整体不良资产率达到27.9%，达到进驻以来的最高峰。
如果说深圳外资银行在1990年代还只是引进乏力和经营不善，那么，进入本世纪以来，深圳首先要直面的是欧美籍外资银行的淡出。2001年，德国德累斯顿银行撤离深圳；次年，荷兰商业银行撤离；2003年11月，法国巴黎银行深圳分行在开业17周年之际宣告关闭，同时关闭的还有法国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当历史的荣光不再，深圳唯一可做的就是金融创新上的突破，这也是外资银行早期赋予深圳的独特关照。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外资银行的信息支持系统、管理系统、产品创新给了中国银行(4.01,0.09,2.30%)业最早的启迪。于是，所有中资银行的深圳分行都成了一个试验场，各种层面的内部改革率先从这里开始，深圳一度成为中资银行业最具创新精神的地区。
2004年9月28日，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办法》，以每年一评的密度重奖实施创新的金融机构。
“这带动了深圳金融创新的活跃。2004年，深圳中资银行推出的创新业务有20多项，2005年达到50多项。”深圳金融办一人士称，诸如招行的零售银行模式、深发展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对中资银行业都具有样本效应。
为此，深圳银监局还在2006年11月向银监会申请把深圳设为金融创新区。
“估计12月底或2007年初会有结果。一旦设立金融创新区，可在授权范围内，试行审批本辖区内商业银行开展的部分金融创新业务。”深圳银监局一人士称，而现在，由于实行审批制，申请一项创新业务下来，往往需要两个多月，那时，市场早就变了。“这也是应对全面开放的竞争压力的必然之策，深圳银行必须把自己做得最强。”
香港金融的后台基地
如果说在WTO全面开放下，金融创新是深圳内在需求的话，那么，深化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则是深圳的外势选择。
实际上，得益于一河之隔的地利，与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一直是深圳金融业发展的既定方向。宏大的市场背景在于，香港的金融中心需要辅翼，而深圳正当其任。也只有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金融格局中，才有深圳的合理定位。
然而，截至目前，双方的合作虽已涵盖深港支付业务、结算业务、ATM消费等方面，但合作内容仍停留在重信息交流、轻业务整合的初级阶段，双方还没有形成长期而稳定的金融合作机制，加之两地法律不同，也影响了金融合作空间。
早在2004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郭荣昌就提出，可考虑将深圳列为“金融保税区”，吸引香港的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将深圳发展为区域内的基金中心。但此议至今未果。
全面开放以后，这一局势显得尤为迫切。无奈之下，2006年4月13日在香港召开的深港金融合作恳谈会上，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提出，希望与香港特区政府联手向中央争取，在法律上支持香港与深圳加强金融服务合作。
而小的突破则是，深圳正在成为香港金融的后台基地。就在是次恳谈会上，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永隆银行、印度银行、香港中保集团、香港民安保险、中国人寿(海外)香港分公司等7家金融机构与深圳市签订了设立后台服务机构的意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