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系统是专家系统。产品的召回是需要做评估的，比如风险评估、安全评估，这些评估靠专家。建立一个专家体系，由专家委员会来讨论决定产品的危险性在哪儿，该不该召回，范围有多大，帮助政府做决策，提供咨询，提供服务。
第三个系统是建立产品的检验机构。判断缺陷最过硬的还得用检验、仪器、指标和数据，一些大的汽车检验中心有碰撞试验，毁坏性试验，发动机刹车试验，这个需要专门的检验体系和机构，同时要保证机构的公正性，最好是由第三方来做，这样才有公信力。
第四个是行政或者程序召回的管理系统。谁来主管，接到信息谁来处理，专家谁来召集，用什么方式来开会，怎么判断，什么样的程序，关键有个制度、机制，该召回的一定要召回，而且包括召回的后处理也都很重要，有的东西召回能修、能换，有的东西比如三鹿奶粉召回以后就应该销毁。有后处理的规定，同时要有监督，要执行到位，严格执法，比如对不能遵守法律法规的也加强监督和执法，要有一套体系。
所以，这四大体系我觉得是搞好召回工作的必要条件，这里面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人员的投入，特定机构的设立，行政机关、技术机构、事业单位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参与，也包括媒体的关注和支持，理解和宣传，这样才能使召回健康有序，能够有效发挥制度的作用。
召回不同于“三包”
日报：召回行为对市场和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兆彬：召回的管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对缺陷产品的认定，对安全健康以及其他方面加强管理，通过对这些有缺陷的产品采取收回、修理、更换、退货，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消费者的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在召回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作用，尽管在召回的案例中，美国、日本，绝大多数的召回都是企业的自主召回或者叫主动召回，但主动召回的过程也有社会调查、政府调查这些内容，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是企业的主动召回，只有极少数是政府责令和强制召回，但即使是这样，政府在召回的管理过程中，也不应当缺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个制度有效实施，否则完全由一个企业自主自愿的行为，恐怕难以达到保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效果。
目前，召回的行为90%甚至95%以上是企业主动召回的，由政府强制责令召回的不多，这是从现在各国以及我们国家召回的实际情况来看。
召回制度与一般的“三包”、产品的修退换是有区别的。“三包”是企业对消费者的承诺，也是按照产品质量法，是企业一个法定的义务，但是“三包”往往都是个案，个别问题，比如一个电视机有问题，在“三包”期限内，可以去按照企业的承诺修退换，但是召回应当说是一个政府制定的对消费者进行救济的一个措施，有的把它叫做“后市场管理”，它的核心是围绕着安全，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出发点，召回主要是一种普遍的，或是批次批量的产品出了问题才叫召回，“三包”可能不涉及安全，但是召回不是，一定是涉及到安全，另外它是一个普遍的，对于产品来说是批量的，批次的行为。
还有，召回可能由于设计制造过程中有不合理的危险，是指不符合国家的强制标准，叫缺陷产品。如果企业不主动召回，政府可以强制责令其召回，发挥监督的作用。但是家用电器的“三包”规定，政府也可以发布一些政策，但可能还是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属于个别消费者和个别厂商之间的质量纠纷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