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彪曾经是包工头。如今，他和上百个农民工一起住在海口市的一栋烂尾楼里——儿子在烂尾楼里长大，孙子在烂尾楼里出生，算一下时间，这样的日子已有15年。
这栋楼是他和手下的180多个农民工盖的。楼还没建好，开发商跑了，包工头陈玉彪没钱给工人发工资，只能和工人们一起住在自己建的烂尾楼里等消息。
从1995年大楼停工到现在，一等15年。陈玉彪和不少农民工从30多岁的青年步入了知天命的年纪。他们住在同一栋烂尾楼里，陈玉彪算计着未来怎么才能拿到自己的垫资款，工人们算计着该到什么地方找活儿干。偶尔，他们会同时想起，自己和烂尾楼一样正在一天一天老去。
楼是怎样烂掉的
走进海口西海岸附近的通华小区，装修考究，环境优美，加上建在离海边不远的坡地上，相当气派。10栋楼里，格格不入的是迎着小区大门的2号楼，烂尾年久，显得破败不堪。
整栋楼没有装门窗，也没有任何粉刷装饰，外墙布满青苔，大量钢筋暴露在外，由于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楼房内外均已严重受损，楼梯和楼下堆积了大量杂物和垃圾。
陈玉彪没有想到，当年雄心勃勃的致富梦被深深囚进这栋烂尾楼里。贵州来的泥工老丁也没有想到，当年打工赚钱回家娶媳妇的理想被这栋烂尾楼击得粉碎。
1994年，39岁的包工头陈玉彪已经小有成就。19岁即开始“混”在建筑行业里的他，这一年看起来运气很好。他和上海宏志公司签订了协议，负责通华小区第二栋楼的施工，共9层、1万余平方米。
据陈玉彪了解，通华小区作为海口市安居工程，由通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和海口市政府共同开发，通华公司出地皮，市政府出钱。安居工程相当于政府工程，而通华公司特别标注了“香港”两个字，看起来也很有实力。由此，陈玉彪相信，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
他开始“招兵买马”。木工、管道、电工等10余个小组，每个都得招农民工干活儿。前两年海南房地产热潮时来到这里的老丁，此时很高兴在通华小区2号楼项目找到了一个能赚钱的活儿。
180多个农民工成了陈玉彪的人。如此多的工人，陈玉彪没有工夫去一个一个认识清楚，他只是觉得，不管你是老丁，还是老庞，或者小刘，只要把活儿干好就行了。
当年8月，通华小区2号楼正式开始施工。1994年的海南，正值房地产泡沫的高峰期，当时的建筑行业有行规，施工方负责垫资建楼，农民工在项目完成后找施工方领工资。
陈玉彪前前后后垫资近500万元投入2号楼的建设，建成后还将负担100多万元的工人工资。
1995年，已趋疯狂的海南房地产泡沫迅速破裂。通华公司的老板丁铭曜在通华小区还未经过验收的情况下，偷偷办理了房产证，并把总共8栋楼成功抵押给建设银行海口住房城建支行。获得600余万元贷款后，丁铭曜携款消失。
5月，只差一小部分内外墙没有装修的通华小区2号楼不得不停工，成为一栋烂尾楼。
工人们将陈玉彪团团围住，他们怕包工头成为第二个消失的老板，自己辛苦了近一年，却一分钱也拿不到。
陈玉彪比他们更着急，垫资款是他所有的积蓄，不足的部分更是找亲戚朋友借来的。他向工人们保证，尽快找通华公司要到钱，工资没发之前，大家可以住在2号楼等消息。
就这样，来自河南、湖南、四川、广东、贵州、广西等地的农民工，如老丁、老庞、小刘等100多人，陆续住进了这栋烂尾楼。他们一边在外面打着零工，一边等陈玉彪兑现承诺。
通华小区其他几栋楼的包工头也比陈玉彪好不到哪里去，每栋楼里都住着上百名讨要工钱的农民工。
陈玉彪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在最初的时间里卖掉了房子、轿车、摩托车和所有的工程机械，换回了几十万元。还掉亲戚朋友的借款和支付一小部分工人工资后，他已身无分文，只好和家人一起搬进烂尾楼中住下。木工出身的陈玉彪，开始到外面打工挣钱。
烂尾楼里的“家”
陈玉彪前前后后用了烂尾楼里的3套房子。位于二楼的第一套是最初的容身之所。后来，大儿子结婚用了一套。前几年，他又在一楼开了个便利店。
老丁在烂尾楼里的“家”虽是个两室一厅，却没有任何一件像样的家具，所谓的“餐桌”是用简易的木板搭建而成，旁边一个破旧的木柜上，放着一个水壶和三四个瓷碗。房间没有窗户，裸露的墙面上拉着几根缠着胶带的电线。“厨房”里是用砖头码成的灶台，“卫生间”更为简陋，几乎就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小坑，接了一根管道，甚至连门都没有。
尽管简陋，总还是有人尽量想把这里布置得像一个“家”。一个农民工占据的房间里，客厅中间墙上，左边贴着倒“福”字，右边挂着大红的中国结，中间贴着毛主席像，下方的桌子上则摆着佛龛和香炉。
来自四川的木工老庞面无表情地说：“这哪算个家，顶多算个落脚的窝，不至于风餐露宿。不过这也和风餐露宿差不了多少，一到大雨台风天气，屋里躲雨都是问题。”
老庞说，住在这里的人一直都在做苦力，也只能做这些，像是泥瓦工、木工、铁工、涂料工等，干得非常杂，只要有工，什么都干。一般是早上五六点就起来，晚上八九点才回来。
陈玉彪为农民工住的房间通了水和电，但他不好意思收水电费。相互之间偶尔闲聊及此，工人们也会毫不客气地告诉老陈：“从我的工资里扣吧。”
不过，十多年过去了，大家也慢慢理解了陈玉彪。“其实最苦的是老陈，他不仅没有拿到垫付款，卖了房子，还欠我们工人和材料供应商一屁股的债。他没有拿到钱，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杀了他，他也没钱。”老丁说，“我们比老陈好多了，至少不用天天被人逼债。”
“我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事情已经这样了，只有先找出路。”大部分农民工这样想。当然也有个别人，像班组长陈旺财，总也想不开，一直找陈玉彪吵着要钱。
卷款逃走的丁铭曜一直没有消息，通华公司被他注销了。海南的房地产也进入了长久的低迷期。
开头的几年，陈玉彪和农民工们艰难度日。低迷的市场不需要太多的木工、泥工，偶尔找到一个活儿，就能管上个把月的生活。有一段时间，烂尾楼里的住户，包括陈玉彪，只能买最便宜的霉米度日。
2003年年底的一天，陈玉彪听到消息，丁铭曜被抓进了监狱。此人卷款逃走后，竟然神通广大地又在另外一个地方干起了房地产生意，结果因一房两卖，被公安机关抓了个现行。
农民工们彻底失去了希望，他们几近崩溃，以为再也要不到自己的血汗钱了。一次，看到刚刚下工回家的陈玉彪，七八个工人把他装进麻袋，抬着准备扔进距离通华小区仅仅几百米的大海中。
惊恐的陈玉彪大声求饶，却无人理睬。到了沙滩上，陈玉彪在麻袋里喊话：“我给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他肯定可以筹到一些钱给你们。”
麻袋口解开了，陈玉彪将头露出来，打电话向一位好友求救。
一番折腾下来，农民工们得到了1万多元的“过节费”。
未来的日子，能不继续烂掉吗
当初盖房子的小伙子们，现在都已经四五十岁。由于长期干苦力活儿和十多年无法拿到工钱的焦虑无助，烂尾楼里许多50出头的男人看起来就像60多岁。“不知何时是个头”，就写在他们愁苦的脸上。
15年过去了，陈玉彪的儿子在这栋烂尾楼里长大，孙子在这栋烂尾楼里出生。儿子结婚时既没有买家具，更没有请客摆酒，只把一间破房子收拾收拾放进去一张床。如今的陈玉彪早已没有了当初做包工头时的风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也是一个民工”。
老丁硬撑着没回贵州老家。2000年，40多岁时他娶到了一个老婆，但没过几年，老婆嫌他挣不到钱，带着孩子走了。
如今50多岁的老丁还想再找一个女朋友，其余的事，他倒都看开了，“人都老了，也没什么大志向了，只能打打零工，凑合着过完下半辈子就行了”。
“大人倒没什么，就是苦了小孩，家里两个孩子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了。实在是没办法，挣不到钱怎么供他们念书啊！”同样50多岁的老庞说到孩子时，欲哭无泪，一脸惭愧与无奈。
小刘20刚出头就来到通华小区2号楼工地，现在已经娶妻生子。孩子没多大就被他送回了老家，“怎么能让小孩跟着我们吃这苦，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家里条件再差，可有门有窗，总算一个家”。
小刘继续为自己的行为解释：“谁不想小孩在身边？可我们这些外来打工的，没有本地户口，公立学校光择校费就要好几千，有的甚至上万，怎么可能上得起？加上干建筑的早出晚归，根本没时间照顾孩子，还是送回老家最好，大人省心，孩子少受罪。”
陈玉彪着急的不是人老了，而是“这房子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如果再不进行装修，这栋楼就完了”。他很清楚，由于靠近海边，海风中含有盐分，海南雨水又多，楼体腐蚀受损很厉害，使用寿命50年的楼，裸露15年，现在实际使用寿命剩得已经不多了。
陈玉彪一直想的是“找关系”解决问题。直到2004年，他实在无奈，终于联合上海宏志公司一起，将通华公司告到了法院。在此之前，通华小区内其他几栋楼的包工头已经和通华公司打了官司。结果虽然赢了，却仍拿不到一分钱。不过，得知丁铭曜被抓，陈玉彪意识到，不管怎么样，得先把官司打下来再说。
官司很顺利，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通华公司向宏志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及损失650余万元。
但就在法院裁定对通华小区2号楼进行拍卖时，建设银行站了出来，提出异议称，依据海口市中院此前的民事裁定书，该房产已经以估价705万元抵偿给建设银行海口住房城建支行。
2006年，海口市的主要领导批示，同意通华小区打赢官司的包工头可以自行处置烂尾楼，以抵偿债务。陈玉彪眼看着其他几栋烂尾楼不久后就变成了漂亮的商品房。
这更坚定了陈玉彪把官司打到底的信念。他和宏志公司以2号楼未竣工、未验收、未交付，房产局为其发放的房产证无效为由，申请法院判定政府撤销之前发给2号楼的房产证。从海口中院到海南高院的判决，均支持了陈玉彪一方的诉请。
房产证不合法，那么之前通华公司老板丁铭曜以房产抵押获得贷款自然也不能成立。今年5月，陈玉彪一方开始向海口中院提出申请，撤销之前将2号楼抵偿给建设银行的裁定。
官司进行到这一步，海口市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再次介入。目前，海口房价高企，在政府协调下，涉及2号楼的各方已初步同意由陈玉彪先期还清通华公司对银行的贷款，然后自行处置这栋烂尾楼。
陈玉彪表示，他欢迎早已“安家”在这里的农民工们参与筹资，尽快装修这栋楼，然后再按成本价卖给他们，作为对拖累他们15年的补偿。
“不能再拖了，再拖就真没守头了。”他说。
然而，解决问题的曙光和陈玉彪的表态都没能让老丁兴奋起来。父母和哥哥都去世了，家里只剩他一个人，难有什么盼头。况且，“住这里的人，都和我一样，哪有什么钱，能筹个什么资？”老丁叹气道。本报记者 任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