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走麦城背后
有媒体称于凌罡已经“五走麦城”———由于拿不到土地的开发权，北京的合作建房仍面临无地可用的尴尬境地。
“实际拿不到地的次数比这多多了。”于凌罡平静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仿佛已经习惯了面对这样的“不成功”。
按照于凌罡的说法，北京合作建房正式开始于2005年。那年，他建立了蓝城公司，负责合作建房项目。此后，有人开始称他为“于总”。但他对此有些抵触：“你别那么叫，叫我小于就行。”
在于凌罡看来，他所倡导的合作建房与“AA制”的旅游并无多大差别，其中并不存在个人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而只是在众人的团结努力下，以较低的成本过上优质的生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于凌罡的一套房子里。除了自己以外，他还聘请了两名工作人员。现在，他把这套房子卖了，办公地点也随之换到了一间出租屋内。
尽管看起来是个“大工程”，但于凌罡理想中的合作建房是简单而安全的，与“集资建房”有着天壤之别：大家通过开会完善他提供的项目方案，认可的人只要以实名制通过验资、签订合作协议就可以参加合作建房；银行是资金的监管人，如果项目流产，合作者的资金会全额返还；每月的会议都会公示账目，合作者一同审核。
但是，从新中街1号地，到芍药居甲2号地块，再到工体4号地……只是“拿地”这个环节，合作建房就卡住了，不能按照于凌罡设计的轨道运作下去。
首先，是资金问题。在地价几乎占到房价的一半以上，前期怎么找钱始终困扰着于凌罡；其次，在于凌罡看来，土地供应的渠道还不够顺畅。
而最让于凌罡伤心的，还是与合作者的沟通与互信问题。
于凌罡说，依据他提出的要求，合作建房的团队必须每个月开两次会，进行方案的完善或者是账务的审核，但经常有人无故缺席会议；也有一些合作者希望他承诺的房价可以再低一些，于是反复磋商，从而耽误了很多时间；而找来地产商买地的行为，被一些人认为是他被“招安”，捞取了个人利益，也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于凌罡说，“很多人好像患上了选择性失明”，只能看到房子，却看不到他的付出。这让他有些恼火，“五年前，我的脾气比现在和气多了……现在很有戒心。”
为了合作建房，原本悠闲的于凌罡也开始了四处奔波的日子。“每天出去跑”，“有时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他的弟弟也曾对他直言，合作建房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总而言之，我就是个‘傻子’。”于凌罡无奈地说。
“蓝城”的距离
业主维权人士舒可心曾把于凌罡的合作建房比喻为：“一群孩子的实验。”当《法治周末》记者提起这句话，于凌罡眉毛一提：“这本来就是个实验啊！”
在合作建房背后，于凌罡还有一个“终极理想”：建造“蓝城”。其实，“蓝城”的想法在先，合作建房在后，这与一些媒体的报道恰恰相反———“他最初的合作盖楼计划已经演变成了‘蓝城计划’”。
“‘蓝城’的意思是线性城市，由线型交通结构连接生活区组成，英文是LineCity。”令记者惊讶的是，于凌罡说早在1988年，自己就开始想这个问题。那年，他才15岁。
而之所以年少时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与他的母亲遭遇车祸过世有莫大的联系。于凌罡觉得，轨道交通能在保证出行效率的前提下，把车祸的发生率降至最低。于是，他一头钻进了图书馆，大量阅读了城市规划方面的书籍，“我在北图读了六年”。
现在，当“蓝城”的想法越来越清晰时，“想为去世的母亲做点什么”的于凌罡已年近不惑。但20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觉得“蓝城”是一个梦，从规划，到开发，再到运营，说起来头头是道。
而尽管“线性城市”的名称早已有人提出，但于凌罡说，“蓝城”的一整套方案绝对是他的原创。在博客上，他用一组数字说明了“蓝城”的优越之处———“人均占地节约五倍；交通能耗节约十倍；建筑能耗节约五倍；施工扰民一劳永逸；实土绿化率超过55%”。
为了心中的“蓝城”，于凌罡写了很多“提案”，并多次向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汇报”自己的构想。他清楚，靠个人的力量无法建造“蓝城”，“只有政府有这个力量”。而“如果我不去推这个事，‘蓝城’肯定要晚实现很多”。他对记者说。
于凌罡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蓝城”之所以难以实现，就是因为名字没起好，“‘难成’嘛！”
“在你看来，‘蓝城’离我们还有多远？”《法治周末》记者听完于凌罡的描绘，忍不住发问。他马上回答：“这不是我说了算，是大家说了算。”
-记者手记
如果真有如于凌罡描绘的“蓝城”，毫无疑问，这会成为大家的向往之地。但作为“蓝城”的试验田，合作建房却存在着法律上的风险。2003年8月，国务院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中规定，“集资、合作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组成部分，其建设标准、参加对象和优惠政策，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执行”。也就是说，合作建房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必须执行经济适用房的规定。此外，2007年3月，时任建设部部长的汪光焘曾提出，要警惕一些人打着合作建房的幌子搞非法集资。如此看来，合作建房“看起来很美”，但做起来还需谨慎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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