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钢贸危机初起时期，长三角一带的银行对钢贸授信不断收口，而基层需要完成的中小企业贷款指标却节节攀高，银行基层工作人员对旧有贷款模式的路径依赖，曾一度让和钢贸贷款模式趋同的木材贸易等行业成为一些银行拉升业务量的“香饽饽”。但到了“后钢贸危机时代”，银行对于福建籍贸易商整体的“神经过敏”，以及对钢贸借壳融资、旧有联互保模式存在隐患的担忧，让木材贸易行业的日子越过越紧。
“今年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位于上海市郊的一家木材贸易市场经理陈某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无奈摆摆手，“银行态度明显变了，贷款越来越难。”
陈某对银行授信态度的猜测得到了印证。本报从数家银行内部获悉，“木材贸易”自今年上半年开始就陆续登上了部分中小银行的风控预警行业名单，一起上榜的还有石材贸易，个别银行还预警了本地的水产、茶叶、酒品贸易等行业。
“烫手山芋”
某城商行支行行长告诉本报，他所在的银行指令是“木材、石材不得准入”。但为了不重蹈钢贸崩盘的覆辙，对于存量贷款，银行间已有默契，并没有急剧收贷。
至于银行为何开始防控木材贸易行业，福建籍、资金出离主业、钢贸借壳融资、和钢贸一样的互联保模式，是本报从银行评审部门听闻的关键词。
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长告诉本报，“三材贸易”(钢材、木材、石材)本有接近性，因此木材贸易也染上了污名，成了银行的“烫手山芋”。
在一家擅长中小业务的股份制银行资深业务经理看来，原木贸易贷款首要的风险是“过度融资”，而套出的贷款资金往往被用于主业以外的房地产投资或高利贷拆借。
这名服务福建莆田原木贸易商客户多年的业务经理说：“贸易商进口木材一般都通过国有贸易公司代开信用证，贸易商实际只需支付保证金，但贸易商在银行的信用贷款会以进货总额进行授信。”
该业务经理举例称，一批贸易商如果一起进口1亿元货物，通过国有贸易公司，其只需支付10%保证金，即实际资金需求1000万，但在银行，贸易商则以实际进货需求为依据，贷款1亿，这其中相当于套出9000万资金。
“多套出的钱可以部分拿来再做保证金进货，然后再在银行融资，相当于再放大杠杆，也可以做主业以外的风险投资。如果滚动进行这样的贷款，就相当于长期占用了一笔资金。”上述业务经理说，这种“主业以外的风险投资”标的多为房地产，或是行业间均价“月息三分”的高利贷。而这在木材贸易行业内，甚至相关银行人士间，已经不是秘密。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业务经理称，沪上个别银行其实还保守着一个秘密：去年，曾有莆田木材贸易商部分套用银行信贷资金向浙江台州某房地产项目投资了四五亿，后因项目问题数亿资金有去无回，投资人变成了“小股东”。但此案例的处理结果如同2010年底的钢贸“宏冶”事件，投资人变卖其余资产，并在同乡间筹资，依靠“家丑不外扬”的闽商群体力量吃进所有坏账，填平银行贷款。
但该业务人士仍觉心有余悸：“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年，行业资金面已经很紧，恐怕坏账就无法填平了。”
“原罪”
除了上述问题，木材贸易本身藏有的“原罪”也使银行日渐警惕，而钢贸崩盘则使这些“猫腻”一一曝光。其中，最引银行关注的便是关联方的联保互保和销售上的做大账目。
据上述业务经理称，在木材贸易的各种担保行为中，往往出现业主之间互相担保、互通资金；融资方、担保方、交易方之间有着内部关联。更有甚者，数家互联保企业可能出自一个实际控制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整个“三材”贸易行业的“食物链”里还养活了虚假注册公司“一条龙”服务机构。当银行逐渐发现其中问题并对联保企业的经营年份和营业资质有一定要求后，“一条龙”服务机构开始了养“壳公司”的新业务。
“与他们依托地缘优势形成的‘自己人’关系不同，贷款银行间是竞争对手关系，缺少通气机制，难以看清这个资金暗箱。”有银行人士告诉本报。
此外，为了“配合”不少银行开发的“客户打分机制”，部分木材贸易企业的销售合同存在一定水分；甚至于有关联公司之间自体走账，以形成足额销售量，匹配银行的贷审要求。
事实上，木材贸易商靠银行融资做大家业的思路打开得比较晚。“近几年，一批原木商看到同来自福建的周宁人(钢贸商多为福建宁德周宁地区人士)靠融资迅速发家，才开始模仿这套做法。”上述业务经理称，3年前，他所在的股份制银行对木材贸易的贷款的最宽松极限是“房产抵押放大1：1来做”，近年来原木贸易商开始搞各种协会、联保群，使得贸易融资和依托担保的经营性贷款越放越多。
除了融资方面的风险，该业务经理表示，木材贸易贷款的风险还在于木材进口周期中的价格波动风险。“每一立方米木材进口价格依据品种不同约800元到1500元，进口运输过程的涨跌幅度本身不大，最厉害不过相差100元。但由于依托国企开信用证的保证金只需10%，相当于运用9倍杠杆。这样一来价格波动风险就被放大，融资过度造成贸易商对货物把控力度不够。”
钢贸危机“后遗症”
木材贸易贷款遭收紧可算是钢贸危机“后遗症”的表现之一。其实，钢贸危机“后遗症”还表现在福建籍商贸群体在长三角一带遭遇了贷款难。
上述城商行支行长称：“银行放贷是走‘征信逻辑’的，在这个逻辑里，‘福建籍’被打问号了。”
对此，本报也陆续从在沪各行业的闽商处听闻，拿着福建籍身份证去银行贷款难度有所增加，争取信用卡额度则更困难，甚至有些银行直接拒绝福建部分地区人士申办信用卡。
上海市福建商会副秘书长林尘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敢说全部，但至少三分之一的福建人受到影响，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在沪闽商，在上海经营的传统行业在信贷方面也受到重创。”
钢贸危机另一个“后遗症”是一小部分钢贸老板在资金链从紧初期转战木材贸易，或是从木材贸易商处高息借款。“有老公婆(夫妻俩)一个做钢材，一个做木材，结果做钢材的出了问题把做木材的拖下水。”前述木材市场陈经理称。
据介绍，在“三材”贸易行业里，购买一家“壳公司”的价格大约是注册资本的1%。陈经理说，钢贸商转做木材贸易，“只要找一个征信记录没问题的朋友代持，买好公司做大流水，中间穿插一些真实贸易，半年后就可以开始去银行融资”。
不过，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长却表示，钢贸借壳的现象并不普遍，且都发生在钢贸危机早期。危机后期，各银行风控趋严，木材贸易行业新申请贷款几乎都要不动产抵押，光靠“壳公司”已难钻空子。
值得注意的是，本报另从钢贸业内获悉，有一种情况是银行基层工作人员“建议”钢贸商借壳其他贸易行业融资，以便续贷能够顺利通过评审部门，且降低全行“钢贸贷款余额”。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壳公司”，基层银行也愿意配合申请贷款。
银行“变脸”
上述木材市场陈经理告诉本报，银行对于木材贸易的态度并非一贯如此。2011年底开始，虽然当时市场上资金面并不宽松，但几家合作银行对他的市场很是“关照”。
据其称，曾有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屡次登门拜访，请他和贸易商户们“帮忙多贷点款”。相熟的一名支行行长曾向他诉苦，称当经济下行，且在对钢贸授信不断收口的情况下，该行的中小业务贷款指标却比上年完成量再升两成。
放量上升的指标之下，部分银行似乎并未建设好贷款健康放量上升的机制。上海钢贸贷款在中小银行有较高集中度，在2011年，有4家银行相关贷款余额超过五分之一，7家银行的相关银票占比过半。当这部分贷款被压缩，要到哪里去寻找可承接大量授信额度的“出口”？
在指标驱动下，银行基层工作人员难免有着路径依赖。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长告诉本报，开发新行业、新的贷款模式，或是真正沉下心来一笔一笔做小微，都需要大量时间，势必会导致各时点业务量无法达标，通不过考核。因此，和钢贸贷款模式趋同的木材贸易贷款，曾是个别银行的“香饽饽”。
“市场担保、联互保模式可以让银行贷款一放就放一批，一个木材贸易群体就是1个亿的贷款量；贸易融资又可以拉升银票、信用证等高收益业务；贸易商自己有商铺、房产，抵押融资最没风险、最易审批。”该支行长说。
而据陈经理木材贸易市场中一家商户介绍，某股份制银行有一项贷款模式，即发放一笔普通流动贷款后，要求客户把资金全部存入银行作为保证金，并开具全额保证金承兑汇票。在这个模式中，企业实际只获取一笔贷款，却在银行获得了两次授信。
业内有一种说法称，在2008、2009年银行对钢贸商热情的授信之后，手头宽裕的钢贸商在实体贸易中用不了这么多钱，便逐渐开始大举进入房地产、高利贷、期货市场。上述城商行支行行长表示，与之相仿，去年上半年对一些非钢材类贸易行业的授信小高潮，或许也会带来类似的风险积聚。#p#副标题#e#
融资的“载舟”与“覆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对于“三材”(钢材、木材、石材)贸易而言，这个行业的盛衰转换仅仅用了3年。
2010年，张行长以地区优秀支行长的身份，参加其所在的股份制银行全国大会，并介绍如何带领支行做大存贷款业务。其中，厂商银模式、联互保和市场担保机制、单一客户综合业务的开拓(借贷搭售)，尤其是他如数家珍的业务秘籍。
2010年，“三材”贸易商李某把业务从上海延伸到江苏常州，圈下一块地，从老家再邀一批同乡到新设的市场当商户。“来了就能融资百万，明年过年就能把好车开回家。”他当时游说同乡说。
2010年，“一张3522开头的身份证(福建宁德籍——长三角钢贸商多来自此地)在市场上的叫价可以达到30万。”上述张行长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因为只要有这样一张身份证，就可以从银行贷款数百万元。
2010年，不少银行在“三材”贸易商聚集地新设支行，以便对接更多业务。异地来沪城商行暗地师从几家对“三材”贸易融资量大的股份制银行开拓相关业务，或是从这些银行挖走业务骨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扩大业务量，不落同业之后。
2010年，木材贸易商陈某坐不住了。在他看来，木材贸易商的“家底”本厚于钢贸商，而后者的家业发展却更快，“身家上亿的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发现了靠银行融资发家的秘诀。
2013年，张行长疲于“不良率”保卫战，以公职身份亲自替贷款客户寻找“过桥”资金，一边求客户签订续贷协议，一边斡旋分行贷审放行。
2013年，李某的名字屡次出现在法院的开庭公告上。他与妻子离婚，以求债务尽量不累及家庭。他从出门有数辆豪车可选，到如今靠借朋友的车充场面；他从一年前每天打数通电话给债务人逼债，并接数通电话被债权人讨债，到如今电话已经不那么频繁响起。他暗自希望银行能够清算其债务让他的负债总额不要再上升，可银行却反而要求其配合续贷。他至今咬定自己投出的钱都有账可查，因此害了他的是银行的急剧收贷，尚不明白原来“挪用信贷资金”是一件错事。
2013年，一张3522开头的身份证要新办信用卡都已经困难。上海的五角丰达、新江湾城这些聚集了钢贸商投资客的楼盘，因被急抛而形成了同区域同类地产中的价格洼地。木材贸易商陈某则在银行的“变脸”后，开始意识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逼近。
融资 融资！再融资！
在经济的上行周期里，融资能“撑死胆大的”；钱，在很多地方都能生钱。不可否认，在实业和实际的货物运转里，有钱就能扩大贸易量，赚取更多的货物进出差价；有钱还能争取到别人做不了的下游：为其垫资、先行铺货。用木材贸易商陈某的话说：“就靠木材这块，一年赚个百来万问题不大。”
但在非实体部分，钱生钱的效率往往更快。“‘三材’贸易的同业间拆借，行业‘基准利率’是月息3分，如果把钱投向房地产，前几年的收益还不止这些，杠杆越大赚得越多。”《主文》中某擅长中小业务的股份制银行一支行资深业务经理告诉本报，就算从银行融资的“综合成本”达到年化20%，在市场泡沫积聚的那几年，借款者也稳赚不赔。
“前提是，他们每年都可以融到相当数额或是更多的资金。”该业务经理补充道。
这里的逻辑其实明了：当实体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增长远远不及拆借放息或固定资产投资，当以贸易行为搭建的“融资平台”轻易得到了远远大于贸易发展所需的资金，当闽籍也包括部分浙江籍贸易商血液里天生有着逐利的敏锐性、赌性，以及依托地缘的同乡抱团“一起做大”特性，实业的“空心化”发生，发达的金融就成了“升降梯”——无论是向上，或是向下。
而“发达的金融”或许还体现于此——曾有“三材”贸易商告诉本报，他除了经营贸易本业，还投资并部分负责一家小贷公司业务，其群体拥有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他的子女进入了和他的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工作，他的亲戚还“经营着民间票据业务”(进行“光票贴现”的地下票据经纪业务)。
“他倒票据赚得一点不比我少，银行把流贷(流动贷款)做成承兑汇票，我们全靠他变现。”该贸易商说。
风险
资金短缺与资金过剩，哪个带来了风险？
“如果一个企业发展、实体运作需要资金，银行要给到位，有时候资金只差一口气，整个业务就崩盘；如果一个企业已经有足够主业运营的资金，但银行对其过度授信，多家银行对其交叉重复授信，那这个企业也在积聚风险。”有银行业资深人士表达了这一观点。
“2011年之前，我们希望贸易商多贷款，很多找到投资渠道的贸易商欣然接受，但会有一批老板反问我们，为什么要贷那么多用不掉的款，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张行长说，现在回头想来，后一种老板容易平稳度过危机，或在此之前就全身而退。
值得玩味的是，张行长还向本报提起过一个类似于“劳伦斯魔咒”的判断。
“你有没有注意过，从前上海钢贸商的豪车大多是‘沪J’、‘沪K’牌照？那些牌号基本是2009年下半年、2010年上半年派发的，到钢贸危机的2012年，正好是2~3年，相当于盖一幢大楼的时间。”张行长如是发问。而“劳伦斯魔咒”认为，摩天大楼立顶之时，就是经济衰退之时。
或与经济周期相关的一则信息是：上海机动车牌号从“沪H”进展到“沪J”用了约一年时间，而从“沪J”至“沪K”只需半年。
如果张行长的上述判断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那或许是：一个领域的经济金融过热，往往会酿造风险。
火上浇油
既知有风险，为何还要给贸易商授信？本报从张行长和上述对接木材贸易客户的资深业务经理处了解了以下几点心态。
首先是绩效薪酬机制促动下的“从众心态”，因为“所有银行都在争取这批客户”。张行长并不否认，在2010年，他的支行成为了“明星支行”，他和行里的业务员薪酬“让其他支行羡慕”。
同时，批发零售类、贸易类客户又往往是“资本利润率”指标最高的客户。除了贷款利率上浮，借贷搭售各种银行产品，有贷款回存或帮助支行冲量要求，或是开具高比例保证金的银票，在当时的银行业内并不是秘密。而这些“业务”所带来的利润指标拉升，对一家支行的考评至关重要。
其次是“越多银行放款的企业贷款越安全”的思维模式作怪。作为最早接触到贸易行业的银行之一，张行长认为他挑选的客户都是行业里“前30%”的优质客户。一来，后面跟进的银行会继续抢夺其客户，由此反而确保其客户有足够的现金流偿还该银行贷款；二来，即便行业有整体风险，也将从那些较小较差的企业开始坏账。张行长曾笃信，要是一个行业后70%的客户都坏账了，监管层或银行一定会联手救局。
彼时，张行长或许没有料到事情的复杂性：银行在危机初起时曾集体收贷导致火势迅速蔓延；联互保模式就像是“连坐制度”，牵扯的债务链条并没有划出所谓“前30%”的红线。
第三点心态，是一种同业间的所谓“道义”。上述资深业务经理表示，如果把其中风险“抖出来”，非但对自己没有好处，也会坏了同业相同业务圈子某种“一起保守的秘密”。而鉴于明知企业在做着“10锅9盖”的资金游戏，他的抽贷会导致服务同一家企业的同业面临贷款质量压力。
本报此前从浙江某地银行业内听闻，某股份制银行在风险上升时期急速收贷，连续造成几家大中型企业资金链紧张，在当地业内，这家银行被同业列入某种“黑名单”，有该行贷款的企业再找其他银行贷款就容易碰壁。由此，一些企业也逐渐不敢找这家银行合作业务。
第四点心态，是一种“盲目得意”。张行长说，在2011年及之前，他手上贸易商的贷款质量一直非常高，他甚至可以以此向上汇报，来促使上级银行调整信贷策略。
他未料到的是，2013年，他的支行从“明星支行”变成了让分行头痛的支行。而他所在的银行和一些银行同业，低调地将更多信贷资源挪去了户均200万~300万的小微业务，而非在他手里一度火热的户均1000万~2000万的中小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