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讲台

　　代课教师的坚强与辛酸

　　最后的讲台

　　2008年以来，兰州市陆续清退该市最后1240名代课教师。按照计划，2009年底，代课教师在兰州将成为历史名词。

　　本报首席记者 齐兴福

　　2009年入冬的几场大雪，将兰州的气温降至冰点，榆中县岳家巷小学早早生起了炉火。王芳一般是7点起床，收拾完家务，7点半出门。8点之前，她要赶到学校为学生生火、打扫教室。

　　从家到学校，王芳要走过一片收割完毕的庄稼地。榆中的初冬，冷风凛冽，寒气在她的睫毛上结出一串晶莹的冰花。如同脚下的阡陌，王芳的心情错综复杂。

　　1994年，王芳也是踩着脚下的这条田埂，走向岳家巷小学，开始了她长达15年的代课教师的生活。

　　15年间，王芳的月工资从200元拿起，直至2008年升到450元，收入十分微薄，但她“和孩子们一起，感觉生活很充实，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其间，王芳所在的这个群体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为了调整优化教师队伍，要“严格教师资格条件，坚决辞退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逐步清退代课人员”。

　　2006年3月，教育部该年度第6次新闻发布会明确表示，“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把余下的44.8万名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兰州市清退代课教师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2007年之前，兰州市各区县已通过不同形式，对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进行过清退。2007年9月，兰州市制定了《兰州市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工作方案》。根据《方案》，2009年底前，兰州市将清退完最后的1240名代课教师。

　　“清退是大势所趋，这一天迟早要来。”得知兰州市要清退代课教师的政策后，王芳当时这么想。但当这一天突然来临的时候，她竟然“有点不知所措”。

　　2008年底，王芳接到了学校通知，她被清退了。

　　“心里很难受，但又身不由己。”离开讲台后的2009年春节，王芳迈进了她46岁的生活，但“回到家后不知道干些什么好”。

　　2009年春季开学后，学校领导找到了王芳，称学校人手不够，如果愿意的话，学校可以返聘她回去。

　　就这样，王芳又回到了自己心爱的讲台。不同的是，之前给高年级学生代数学课的她，去了学前班。

　　“班上60多个孩子，年龄小，不好管。”王芳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给孩子们洗手、提裤子、擦鼻涕，但“毕竟还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又找到了以前的快乐”。

　　庄稼地的田埂间，被村民们挖开了一道道铺设水管的坑道。前些日子，王芳每天早上都要带着自家附近的孩子们走过田埂，走向学校。放学后，又和他们一起回来。在路过这些坑道时，王芳要把十几个孩子一个个抱过去。

　　“孩子多，抱了几天，就抱不动了，这几天，孩子都由家长自己送。”王芳说，她现在要做的，就是早上早一点到学校，把炉火生得旺旺的，不让孩子们受冻。

　　“如果年底要全部清退，我可能又要离开教室，离开讲台，这次离开，肯定是永远。”提及年底的“清退大限”，王芳有点伤感。

　　告别的滋味

　　2008年底，王芳在办理清退手续的时候，拿到了1.5万元的补偿。根据《兰州市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工作方案》，被清退的代课教师，按一年教龄1000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据悉，这些补偿经费由兰州市县(区)两级财政分担。兰州市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政府补贴1000多万元，对于兰州市而言，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此，王芳认为自己应该“知足”，相对前几年被清退的代课教师，和她同批被清退的人“好多了”。

　　皋兰县什川镇谈应菊当代课教师的时间要比王芳早7年，但她并没有王芳这么“幸运”。

　　2004年3月30日下午放学的时候，同在什川镇长坡小学任教的谈应菊等9名代课教师接到学校通知：“你们被清退了，明天不用来上课了。”

　　“很突然，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听到消息，谈应菊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之前的最后一节课，她还认真地在讲台上带着孩子们朗读课文。

　　“没有什么说法，也没有一分钱的补偿。”那天放学后，谈应菊哭着回到了家中。

　　“一下子成了闲人，早上本应该能睡懒觉了，但到了那个时刻，又不自觉地穿衣、出门，准备到学校……”那些日子，住在学校附近的谈应菊最怕听学校广播体操的声音，有时自己用棉花塞上耳朵，但声音还是钻进了脑子，钻到了心底。

　　谈应菊不敢出门，害怕遇到自己的学生，害怕听学生再叫她“老师”。17年的代课教师生涯突然就这样结束了，突然得让她甚至来不及和自己的学生说一声再见。

　　王春秀和丈夫苏义勇原是什川镇北庄小学的代课教师，几乎和谈应菊同一时刻，这对夫妻也接到了被清退的通知。

　　“我当时代的是六年级的语文，回到家的当天晚上，班上的学生就找到了家里，说要请我继续给他们上课。”王春秀说，她当时流着眼泪跟孩子们说自己已经被清退了，但孩子们就是不走。

　　几天后，学校领导找到了王春秀，说应“家长和学生强烈要求”，要返聘她回去。王春秀回到学校后得知，她走后，学校给六年级调整了新的语文老师，但孩子们却将教室门堵上，不让新老师进门。

　　返聘一年后，王春秀再次离开了讲台，再也没有回去。

　　袁维军，54岁，原皋兰县黑石川乡三合小学教导主任、校长，原福慧小学教导主任。跟谈应菊、王春秀等代课教师不同的是，袁维军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民办教师：1976年当民办教师，直至2005年8月离开，他在教育战线工作了整整29年时间。

　　29年间，他的月工资从最早的5元，一点点增加，最后离开时，每月240元。

　　1997年3月，袁维军等来了他唯一一次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遗憾的是，当时填了所有的审核表，教育局也加盖了公章，但后来就不了了之，直至2005年8月被清退。在皋兰县，与袁维军情形类似的还有另外6名老民办教师。

　　2008年底，皋兰县对几年前清退的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进行了经济补偿，每人按照教龄每年补240元。

　　“目前拿到手的只有一半，今年底能拿到另一半。”袁维军29年的教龄，应拿6960元，实际到手3480元。

　　“29年教龄，我得到的补偿每天不到六毛六分钱，就这样，我告别了讲台，告别了孩子，告别了我的青春。”袁维军说，这样的补偿让他难以接受。

　　脚下之路

　　“如果到了年底真正离开讲台，想干些什么?”采访中，记者问王芳。“46岁了，能干什么?”她的口气中充满伤感与感慨。

　　王芳的丈夫是一名民办转正的老师，在榆中县一所中学任教，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小儿子在兰州打工。

　　“家在农村，出不了远门，出去了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王芳曾经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想在家里办一所民办幼儿园，但很快就被自己否定，除了担心自家的条件达不到幼儿园硬件设施要求外，她更担心的是怕“挖了学校学前班的墙脚”，她不愿意这么做。

　　岳庆弟进岳家巷小学当代课教师的时间比王芳早3年多，2008年底，她被清退后，把家搬进了榆中县城，专门为上初中的女儿做陪读。

　　“总闲着也不是个事，想找点事做又很难。”岳庆弟这样说。今年秋季开学后，岳庆弟曾几次在榆中县城转悠，试图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走入社会后，才发现工作真的不好找，很多地方要的人都是18到35岁，我都40多了，人家一见面就嫌年龄大。”其间，一家服装店接受了岳庆弟，但只干了一天，她就不愿意去了，原因是兰州几十元批发来的衣服，老板要卖100多，她“下不了这个手”。

　　王春秀夫妇被清退回家后，心情非常低落。他们发现，两口子当了10多年的代课教师，竟然成了村上“最穷的人”，家中几间破旧的土屋与周边人家的砖瓦房“怎么看都不协调”，甚至连一辆三马子农用车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年里，王春秀夫妇试图通过双手改变生活，但“谈何容易”?王春秀家种着一些果树，往年，因忙于教学，果子都批发给了贩子。被清退后的第二年，夫妇俩四处凑借，买了一辆三马子农用车。之后，他们将自家的苹果拉到了兰州卖。

　　“买卖不好做，到兰州根本没个固定的地方卖，处处被人追撵。”后来，王春秀夫妇好不容易在绿色市场附近找到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但一车苹果要卖好几天。

　　“白天还可以，到了晚上没地方住，我们只能住在三马子上。”王春秀说，为了能多挣点钱，卖完自家的苹果后，他们还要批发上邻居家的苹果，拉到兰州卖。很多个冬夜，王春秀夫妇蜷缩在冰冷的车厢内，想着他们的过去，想着他们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未来。

　　4年多时间过去了，王春秀夫妇还没有还清当初买三马子的钱。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正忙着到银行申请贷款，准备搭建一顶塑料大棚。

　　什川镇供销合作社旅社内，停放着一辆破旧的农用车，上面拉着一些低廉的服装鞋袜。2005年8月，袁维军被学校清退后，就买了这辆农用车，然后开着车四处赶集，做起了服装小买卖。

　　这些年来，袁维军开着自己的农用车，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住到哪里，皋兰县大大小小的乡镇，他都跑遍了。但他很少去自己曾经任教过的黑石川乡做生意，他不愿意让熟悉的人看到他落魄的样子。

　　寒冬时节，滴水成冰，但旅社的房间内没有炉子。“一张床一夜10元钱，挺便宜的。”老袁说，虽然自己已经54岁了，但家中的生活仍离不开他每月500多元的收入。

　　曾在长坡小学任教的谈应菊和苏小红离开学校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工作，“一边务农，一边上班，哪有这样的工作”?2008年底，她们二人分别进入了两家保险公司，在那里，她们找到了自认为适合自己的活。

　　上班一个月后，谈应菊拿到了自己的工资条。“1980元，是我原来当代课教师近一年的工资。”谈应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采访中，谈应菊递给记者一张名片，姓名的后面缀着两个字：“主管”。“现在工作挺顺利的。”谈应菊笑着说。

　　酸楚的夙愿

　　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课教师中，苏小红是准备最扎实的一个，她背着一个很大的挎包，里面装着10多本证件和奖状。

　　跟许多代课教师一样，苏小红曾幻想着自己能有被转正的一天。9年前，皋兰县发出一份红头文件——《皋兰县关于选聘优秀代课教师的办法》，其中提到，“县上每年在全县范围内选聘10名优秀代课教师”。

　　虽然对于“优秀”的界定，皋兰县规定了学历、教龄、成绩、评奖，甚至发表论文、英语成绩等要求，但这份文件还是给了全县代课教师一份实实在在的希望。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为了达到“优秀”的标准，苏小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大堆的证件。

　　“那些年工资基本都花到了这些证件上。”苏小红举例说，仅自考大专文凭，她就花去了2000多元，那是她当代课教师一年的工资。

　　“到头来，这些本本都成了废纸，吃不能吃，用不能用。”苏小红说。

　　记者采访的当天，袁维军没有出摊，这是他此次出门的第四天，按照惯例，他马上要回老家一趟。提及代课教师被清退后的出路问题，他担忧地说，皋兰县什川镇经济相对较好，代课教师被清退后，就业、创业渠道相对多一点，在偏远山区，上了年纪的代课教师被清退后，他们的脚步又该迈向何处?

　　11月23日，甘肃省人民政府网站发表了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就兰州市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答记者问。对于代课教师被清退后的出路问题，何泳忠陈述了5条意见：第一，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择优录考”的政策，并结合兰州市实际做好准备工作;第二，根据代课教师的意愿，对其开展技工培训;第三，按照甘肃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在制定实施意见时，优先将其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之中;第四，对于有特殊困难的代课教师，在社会救助资金中列专项进行重点救助;第五，政府要求各部门高度关注和关心被辞退代课教师群体再就业、创业。

　　“我们最期待的还是第一条。”陶世权，原长坡小学代课教师，擅长英语教学，曾被抽调到什川中学教英语，采访中，他这样说。

　　陶世权被清退后，一直出门找工作，一家人的生计靠妻子的裁缝店支撑。不久前，在妻子的支持下，他买了一台电脑。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正在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

　　“政府有择优考录的政策，万一考上了，电脑肯定能用得着。”陶世权的妻子邸维彩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她“长远的眼光”，让丈夫也不得不感动、佩服。“我们代课教师有教学经验、有教师资格，如果政府真能给一次机会，让我们拼一拼、考一次试，成功与否，也算是了却了今生的愿望。”采访中，陶世权这样的说法记者听到了很多遍。

　　“结婚10多年了，他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我希望他能通过考试，当一名真正的老师，用他的钱给我买一件新衣服。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邸维彩的心愿有点酸楚，但她的神情中依旧充满了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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