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价格冻结期本是改革的良机，可惜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少有作为。一年过去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景点在涨价上的报复性反弹，使“一年禁涨”成为笑柄。

　　每逢佳节倍思亲，而对中国景点来说，是每逢佳节就涨价，甚至离国庆黄金周还有一个多月，就急吼吼地涨起价来——因为去年有发改委等八部门“一年内只能降不能涨”的禁涨通知，所以去年未听到涨价声。今年禁涨令一到期，涨价就不可抑制地集中爆发。

　　这样的集中涨价和报复性反弹，是对有关部门“一年禁涨令”的公然嘲弄，也是对舆论和公众的无情嘲讽：再牛的禁令，约束力也只有一年，一年过后我们还是想涨就涨。这种报复性反弹，是“一年禁涨”的必然逻辑，舆论其实早该预料。但我们还是要问，“景点价格一年禁涨”，难道仅仅只一年有效？这种仅在一年中冻结了景点涨价的禁涨令有什么意义。

　　回顾一下去年4月底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八部门出台“一年内只准降不准升”的禁涨初衷，可不是单纯为了一年禁涨，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务和改革设想，那就是“对全国范围内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门票价格进行清理整顿”，这从《关于整顿和规范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的通知》的名称可以看出来——这个禁令的背景是，当时的景点管理和定价相当混乱，地方政府将景区当做财政的提款机，毫无节制地想涨就涨。设置一年的禁涨期，是为了冻结景点的价格，从而为整顿和规范门票价格创造空间，为清理整顿违法违规的定价行为留足时间。

　　所以，一年的禁涨期，并非只为了一年禁涨，并非遏制涨价的权宜之策，并非短期内平息民众对涨价的怨愤，而主要为了整顿市场、清理违法、整顿秩序并最终完善制度，从而在根本上遏制住景点想涨就涨、勒索游客的歪风，在制度上驯服景点的乱涨价行为。这一年的价格冻结期和禁涨期，应该是各部门积极完善旅游景点定价制度的一年，严厉整顿旅游市场的一年，努力清理乱涨价乱收费的一年，而不是只盯着景点有没有违反禁涨规定的一年。

　　可一年的禁涨期去了，舆论和公众看到什么了呢？除了涨价卷土重来之外，别无所获。

　　按理说，一年禁涨期过去了，有关部门起码要给媒体和公众两份答卷：一是对乱涨价清理整顿的结果，《关于整顿和规范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的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禁涨是为了对门票价格进行清理整顿，一年的整顿，到底查出了多少价格违法行为，整顿了多少乱涨价的景点，清理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些首先应该向公众公布，曝光那些违法景点并通报处理结果。二是遏制乱涨价的制度努力，即在这一年的价格冻结期内，八部门的联合执法、联合磋商、联合治理，有没有找到一条约束景点涨价冲动的规范，毕竟整顿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景点乱涨价的关键在于“深陷涨价利益的地方政府自身主导定价”，只有将定价权收回来，才能避免公共景点成为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成为他们财政困难时想涨就涨的财政增长点。

　　可是，一年禁涨期说过去就过去了，可能有关部门已忘记了当初出台通知的初衷和承诺，既没有公布清理整顿结果，也没有拿出遏制乱涨价的新规范——一切又回到了一年前的原点，除了一年的涨价冻结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针对舆论对景点集中涨价问题上的质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双手一摊摆出了无奈：地方景区门票定价权在地方，目前尚未发现涨价超出政策的合理范围。可以反问一句：既然定价权在地方，那去年怎么又有权力下“一年内只能降不能涨”的禁涨令？那时候怎么又能干涉地方的定价权呢？这是不是自打耳光。

　　主导景点定价并进行监管的责任当然应该在发改委这一级。因为公共景点并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哪个地方的私人物品，在产权上属全民所有。分散的全民不可能行使这种所有权，于是委托发改委代行所有权——为了管理方便，政府可以将所有权中的部分权力让渡和委托给地方行使，但作为核心权力的定价权和受益权不可让渡。如果这种核心权力让渡了，公共景点就必然会异化地方物品，成为地方的提款机，这正是当下的现实景象，是乱涨价的制度根源，也是要着力改革的。

　　一年的价格冻结期本是改革的良机，可惜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少有作为。一年过去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景点在涨价上的报复性反弹，使“一年禁涨”成为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