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现在的官员有很多怕，但最怕的可能是网络。是惹不起，还是心里虚？一旦被网络曝光，就一发不可收拾？ 可怕的恐惧症状 什么是官员“网络恐惧症”？
对此，谁也说不出一个使大家认可的定义，但对网络监督的恐惧感，如今早已成为官场的一种常态，且现实的教训颇多。
嚣张型
“天价烟局长”周久耕
去年10月，周久耕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周的出事和“落马”，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网络的威力。先是关于房价的不当言论被网友猛批，接着是他所用的高档香烟和名表，被细心的网民发现并搬到网上。
好色型
烟草局长韩峰
2010年2月28日，广西烟草系统干部韩峰的日记在网上广为流传。网友“含仙子”在天涯社区发帖展示的“局长日记”，共计145篇，每篇一般几十字，记载韩峰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淫乱，收受贿赂等内容，被称为新“官场现形记”。警方称，最早的发帖地点在广东。
庸官型
“十不知局长”王瑞林
2010年3月14日，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25名矿工不幸遇难。次日中午，新华社记者在矿难现场，向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问了10多个关于矿难的问题，其中有10个他大都回答“不知道”。这个“一问十不知”的庸官在网上被猛批后，3月17日就被新密市委下令免职。
醉酒型
猥亵官员林嘉祥
2008年10月，有网友爆料，一位自称北京高官的中年男子在深圳市某酒楼猥亵一名11岁女孩子，帖子发布后立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网友很快就指认出，这名男子是时任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事发两天后，深圳海事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林嘉祥已被停职。
被动型
“最年轻市长”周森锋
2009年6月21日，29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成为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最年轻市长”的消息一出，顿时引发网络热议。周森锋的家庭背景、读书表现、穿衣戴帽、生活作风、工作成绩，被全面关注，年轻市长则以沉默应对“全民考核”。
网络舆论是心病
在这个用键盘发表情绪、用鼠标拉紧神经的网络年代，由于“瞬间万里”的传播，说不定谁一不小心就成了抢眼的新闻，甚至成为舆论“同仇敌忾、口诛笔伐”的对象。
比如“抓记者”、“官员别墅群”、“超豪华编制”、“替谁说话”、“豪车事件”、“非正常死亡”，以往都可“正常摆平”的“小事”，却能掀起撼动官帽的“惊涛大浪”，如此频发的案例足以让官员产生恐惧感，说不准哪一天自己就成为舆情事件中的“主角”。
《人民论坛》杂志曾作过一项调查显示，当前国内有7成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其中怕得最厉害的是县处级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
专家分析指出，网络监督突破传统治理的地域疆界，官员的惯常治理随时随地有可能面临网民检验，由此产生的冲突让官员“手足无措”。
“没有网络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决策和有些干部的言行，大都严密控制在一个小圈子里，即便说错了话，办错了事，圈外人也不大知晓。所以，凡事愿意咋干就咋干，钱愿意咋花就咋花。但有了开放性的网络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仿佛一切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任何一个网民，都有可能随时随地把某地某人的所作所为，捅到网上并顿时传遍四面八方。”
一些官员向记者坦言，现实中，不少干部在官场混了十几年、几十年，大江大河都混过去了，却因为遭遇某个网帖，而受到问责，甚至“翻船”，让人心里难免忐忑不安。
由于害怕网络揭丑，记者采访发现，我省有的地方和部门采取封堵等办法应付，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天上网巡查，凡不是正面反映本地的事例都纳入向领导“汇报”之列，千方百计要求有关部门屏蔽，该删帖的都及时删除，让你“上不去”、“留不住”。殊不知，这种办法根本起不到封堵的作用，反而更易激起网民的不满情绪。
专家指出，随着我国进入“传媒社会”的新时代，舆论生态随之改变。网络是现实的影子。如今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复杂多发，很多事情一旦遇上网络这一“触媒”，“如同干柴遇上烈火”，一点就着，反应稍慢或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变为公共事件，更谈不上封堵。
走向善治是契机
“日记门”、“短信门”等一个个网络监督事件，显示民间网络反腐的力量。与此同时，人们清楚地看到，网络监督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上不乏低俗之风，不少文章打着监督的旗号，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尤其是声势浩大的“人肉搜索”，容易导致铺天盖地的舆论暴力；另一方面，有的基层党政部门消极对待、反应滞后，有的被网络舆论牵制、惊惶失措，还有的则反应过敏、错上加错。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网络的主体是思想活跃却不无偏激的年轻人，如果这样的声音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可能会误导整个社会。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网络监督，不能简单地把网络监督等同于人民监督，将网上的声音等同于民众的声音，从而忽视沉默的大多数。
虚拟网络空间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作为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已影响到社会现实。如何引导其从芜杂的状态走向良性健全发展，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代课题。
对网络监督，官员应该正视，而非恐惧。专家认为，网络民意，并不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更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时事评论员傅达林认为，从某种角度看，官员对网络监督产生恐惧感是好事，说明这种监督起“药效”了，让官员们感到害怕和不适应，从而对官员勤政廉政以及转变治理观念和方法产生强烈的倒逼作用。如何让官员尽早走出网络恐惧症，关键还是吏治改革。在舆情应对、危机处理的实践中，让官员学会用对话化解对抗及时化解隔阂与误解，学会以非暴力手段平息群体性事件，学会在信息公开透明中提升应对公信力，学会利用网络寻求决策的可接受性，才能最终实现网络时代的官员素质转型。
我省一位县委书记还认为，对网络的恐惧感首先来源于官员为官的“不自信”。法治社会，只要秉公执法、心无杂念、廉政为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又何惧网络监督的“火眼金睛”？有人给你造谣，就必然有人会给你辟谣，毕竟网络对谁都是公平的。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建议，应建立网络举报长效机制，包括降低网络举报的门槛，设立专门机构来收集、甄别和处理各种网民所反映出来的信息，设立专职网络发言人等。 (本文系综合人民日报等媒体有关报道和本报记者采访而成) 本报记者 朱海兵 整理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