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美”的破灭
6 月6日上午，烈日炎炎的广州，南都记者来到五山路华晟大厦的新东方报名点，现场只有一名前台人员，没什么人进出。南都记者又来到位于五山科技广场的新东方校区，该校区紧靠华南理工大学，除了接受咨询和报名外，还设有上课教室。不过这里同样寂静无声，走廊上标明为“教室”的几个房间均关着门，未见有学生出 入。南都记者又来到新东方位于城建大厦的V IP学习中心，情况也大致相同。
“寒暑假的时候才是旺季。”一位新东方员工向南都记者表示。不过，物业租着，人员雇着，电灯开着，分分秒秒都是钱。作为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新东方(NYSE：EDU)的财务状况自上市的那一天起，便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成本与营收上的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潮起潮落，冷暖已不只是自知。
4月24日，新东方公布的2013财年第三季度(2012年12月-2013年2月)财报显示，净利润2800万美元，同比增加25%。而此前一个季度新东方刚刚经历了亏损，利润为-1577万美元。作为扭亏为盈的代价，新东方董事会主席兼CEO俞敏洪表示，当季共关闭22个教学中心，同时新开11个学习中心，累计裁减了1200名员工。
大幅收缩战线，这像是对资本市场盈利要求所作出的妥协。而事实上，新东方收缩之前的大扩张，也是另一种性质相近的妥协。
新东方官网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5月，新东方在全国49个城市设立了55所学校、7家产业机构、32家书店以及600多家学习中心，累计培训学员近 1300万人。但“仅仅是过去的4个季度，新东方就开设了238家学习中心。单季的学校数量增长超过40%”。长期关注教育产业的分析师李莹用“非常恐怖”形容新东方的扩张速度。
显然，新东方曾希望通过快速扩张，做大整体销售额，从而扩大市场份额，提升整体的经营利润，取悦资本市场。但不想适得其反。
“以前新东方大班可以做到400-500人的规模，开班的成本仅为3000元左右，差不多是中小机构的一半。但现在，市场需求变了，大班能做到100-200人的规模就很了不起了。”新东方讲师马华(化名)说，学生越少，老师、房租的单价成本就越高，利润自然就被摊薄。
俞敏洪事后总结说，新东方新近开了200多个教学点，“过去十九年只开了500个教学点都不到，大家想想增加了多少租金的投入以及人员的花费？大家马上可以看到它给新东 方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从前年的下半年到去年的上半年，新东方一正一反亏损四个亿人民币，当然整体上新东方还是赚钱的，但如果沿着这个方向持续走下去，新东方三年就被折腾完了。所以，发展并不等于‘大就是好’。”
“教育是长期的事，盈利是短期的事，两者本身就是相违背的。”谈及为业绩而扩张，又因业绩而收缩，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黄嵩向南都记者表示，这种压力很大，还会导致教育质量、培训质量或公司产品的质量下降。
同时身处于教育行业和资本市场中的新东方，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止新东方，很多已上市或想IPO的国内教育机构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在新东方高管的相关言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俞敏洪常挂在嘴边的“后悔上市”。
那么，有“后悔药”吗？有，私有化。
后悔上市
“新东方上市，带了一个好头，也带了一个坏头。”在2011年3月的“首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俞敏洪由新东方上市后的种种变化谈起，深刻 反思了当前民办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业界普遍认为，当时新东方已上市数年，俞敏洪看透了其中的利与弊，于是“语出惊人”。但实际上俞敏洪口中的“后悔上 市”对于新东方人来说，早已是旧闻。
“新东方上市对整个集团影响都挺大的。”曾在重庆新东方工作的赵先生告诉南都记者，新东方上市后不久，自己去北京集团培训时就听老俞在大会上提到，对在纳斯达克上市感到非常后悔。
南都记者多次拨打俞敏洪手机，一直无人接听。此外，新东方集团执行总裁陈向东也以“对外发布信息、观点有严格的把关程序，需走公关途径”为由，婉拒了采访。 南都记者联系新东方公关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暂时安排不了俞敏洪接受采访，并建议从俞敏洪及新东方其他高管的公开言论中寻找答案。有意思的是，由所谓“高 管言论”所构成的“答案”，弥漫着矛盾的气氛。
今年3月，爆出2013财年二季度亏损的新东方传出消息称，俞敏洪正在和阿里巴巴洽谈，考虑对新东方进行私有化。紧接着，新东方股价连续三个交易日大幅上涨。但对此陈向东却回应媒体称，“完全是无稽之谈。”到了201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公布时，新东方CFO谢东萤又在分析师电话会议上承认，新东方2012年考虑过退市，称再IPO并不困难。
而就在不久前的“2013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俞敏洪仍在和上市“较劲”：“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上市不是新东方最好的选择……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不上市的话，今天的新东方将会更好。”
综观“新东方私有化”的言论，揣测的多，落实的少。对于私有化甚至私有化的想法，其实俞敏洪本人未曾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