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伊琳 温州报道
一份“政府内部低价购房名单”在互联网上曝光。
该名单牵涉到温州市143处拆迁安置房的去向，有数十名当地局长、处长、院长、行长们以低价购买了温州中心地段的拆迁安置房。
温州市政府在各类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对此公开表态，将“加快清查，严肃处理”。
4月15日，本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温州“购房门”事件的始作俑者——温州市旧城改建指挥部（下称“指挥部”）一名相关官员已被温州市纪委隔离审查。记者就此向温州市纪委求证时，对方不予回应。
据温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介绍，2004年至2005年间，温州市实行大规模的旧城改建工程，“主管部门旧城改建指挥部未经审批，以‘暂定价’的形式，将拆迁安置后多余的房源销售给一批干部和其他人”。
指挥部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金佩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亦表示，这部分拆迁安置房属于“多余房源”，在被拆迁人安置到位的前提下，这批房源才转为商品房销售，以回笼资金。
本报记者就此探访拆迁安置房的所在地，力求还原这些“多余房源”的产生路径。而负责分配这些“多余房源”的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由于其亦官亦商的内部运作体制，成为此类寻租事件孕育的源头。
旧城改建指挥部
1992年，温州就开始了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尝试。当年，温州市成立人民南路改建指挥部，对人民路等几条主干道进行改建。
当年5月，人民南路改建指挥部更名为旧城改建指挥部，温州12条主要路段的改建工程也全面启动。
据了解，早年的指挥部充分利用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优势，通过城市土地二次开发，筹集建设资金，这种资金“自求平衡”的模式获得了成功，并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全面推广，市政府也加大了对旧城改造的力度。
指挥部下属有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直接负责拆迁安置房的建设与销售。此次官员内部购房涉及的解放南路地段，即由指挥部下属的温州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
记者采访获知，温州市共有三家市级旧城拆迁部门，除了旧城改建指挥部，另两家分别是中心区拆迁指挥部和安居工程指挥部，他们分片负责温州城区的旧城改建工作。除了市级部门，龙湾、瓯海等区一级政府也设立了类似机构。
根源于指挥部亦官亦商的特殊体制，近年来有多位官员在旧城改建指挥部落马。
指挥部首任副总指挥即为闻名一时的外逃贪官杨秀珠。2003年4月20日，涉案金额高达2.5亿元的杨秀珠携带家人出逃境外。
此外，落马贪官高金熙、吴长柳均曾担任旧城改建指挥部的要职。
多余的“指标房”
温州市政府在“购房门”事件发生后，接受新华社采访并解释了事件的缘由：
2004年至2005年间，温州市实行大规模的旧城改建工程，资金回笼用于安置费建设遇到困难。市里要求各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化解“补偿难”。主管部门旧城改建指挥部未经审批，以“暂定价”的形式，将拆迁安置后多余的房源销售给一批干部和其他人，其“暂定价”以市政府确定的当时同一地段安置户增购的市场价作依据。这批94套房子“销售”后，房主相继入住。但最终的房价拖至2008年底尚未确定，所有购房人至今未拿到销售发票和房产证。
4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莲花大厦（属于上述地块的拆迁安置房之一）物业管理处，以“内部购房者”身份探听房源信息。
“你现在想去指挥部买房子？不可能的，风头很紧，”讲一口温州话的王老伯（化名）告诉记者，“早两三天就好了，或者到下半年再来试试。”
王老伯所在的物业是指挥部的下属机构，由于负责人外出，王老伯是留守在办公室里的一名工作人员。
王主要负责保管“指标房”的钥匙。据其介绍，凭指挥部的房屋“调配单”，买主可以从他这里换取“指标房”的钥匙。王向记者证实，莲花大厦顶层的大面积跃层房，大多住着温州市的领导或者大老板。
王老伯还透露，手头还有一批“指标房”留存，数量起码有10套以上。“去年还有人拿‘调配单’来领取房子钥匙，但今年以来还没见‘动静’。”
王老伯口中的指标房，正是旧城改建指挥部所称的“多余房源”。
多余房源如何形成
正因为多余房源的存在，才使得指挥部擅自分配拆迁安置房成为可能。本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多余房源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
温州旧城地段的老房子大多为平房，在这样的地段建设高层拆迁安置房，意味着可以有数倍于拆迁房面积的新房建成，这些新的拆迁安置房基本上都是15-30层的高层——这是大批“多余房源”产生的主要路径。
吴先生（化名）属于被原地安置的拆迁户，他拆迁之前的房子属于农民屋，有前后院。2001年，温州小南门一带启动了旧城拆建。
吴先生的两层农民房被评估为200多平方米，本应被安置一套面积相当的新房子。
“但我是农民，所以院子的面积是根据农民住宅的标准补偿。”实际得到的拆迁安置面积比原来的房子小了很多。
吴先生表示，指挥部通过这样的方式，囤积了很多拆迁安置房，进而形成“多余房源”。
而在不同时间段，具体的拆迁安置政策都会有变动。比如原房屋面积达不到拆迁安置标准而无法在原地安置的外迁户，向记者讲述了“多余房源”产生的另一条途径。
现居住在新田园的徐老太（化名）原来住在老城区的八字桥一带，属于温州的中心区。2000年左右，八字桥一带启动了旧城改建。
指挥部当时规定，住房面积没达到40平方米的住户属于外迁户，政策规定不给予原地安置。徐老太住房面积只有20多个平方米，只能迁出中心区。
“当时八字桥一带大多是40平方米不到的住房，基本都外迁了。”徐老太说。而与这部分外迁户对应的拆迁安置房，也成为指挥部自由分配的“多余房源”。
内部销售
“多余房源”转成商品房，本应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就成了指挥部的“内部事务”。
记者采访获知，整个拆迁安置房的操作流程，基本处于外部监督缺失的状态，指挥部只对市政府直接负责。
温州旧城改建指挥部将这批“多余房源”以“暂定价”的形式自行销售后，再将结果上报到主管的政府部门核定价格，回笼资金进行结算，最终办理相关产权手续。
这样的销售模式一直延续到2007年3月1日。同年12月起，温州要求政府性投资项目的房源必须全部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销售。
金佩静告诉记者，这批被曝光的多余房源在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被认购，而那个时间段，相关地块大多还在拆迁安置的过程当中。
指挥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即使是安置房转为商品房，本质上仍与普通商品房不同，“原则上需要拆迁户都得到安置，才能对外公开销售”。
但据拆迁户王先生回忆，2005年末的旧城建设指挥部，还有20多名安置户在集中认购莲花大厦的安置房。他们几人排队“抓阄”，抓到的只是认购序号。根据序号，安置户才可陆续认购指定的房源，而在此之前，很多高层、跃层的房源已经被指挥部“内部处理”了。
相关链接：
温州房产门折射拆迁潜规则 好房子卖官员
官员“购房门”曝出低价购房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