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阳面”和“阴面”：自我批判是根本

2012-12-12 08:18 第一财经日报

日报：那么在你看来，任正非强烈的危机意识到底基于什么背景？会不会是一种“狼来了”的寓言式呐喊，以此来凝聚内部的力量？田涛、吴春波：我们在书中说，“一部华为发展史就是一部危机管理史”，无疑是有充分和大量的故事依据的。也许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会有人以案例的形式将华为的艰难与困苦、挣扎与奋斗展现给读者。我这里仅以信息产业这一行业的极其独特的禀赋对任正非的危机意识来源做些阐述。几十年来的全球信息产业史，所展现的就是一场“死亡竞跑”，永远有不知名的新晋者找到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摧毁一个或几个百年贵族，而当新贵们不再有创新与进步时，又会有另外的挑战者迅速占领舞台，其残酷性乃至于惨烈程度只有亲历者才能有切肤感受。任正非当然是大历史的亲历者，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使命感、理想主义追求，使得他不可能不时刻感受到危机的迫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理想精神与危机意识”相混合的思维定式，并将之传导到了华为文化的方方面面。日报：那么，华为成功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是危机意识或者自我批判么？有人认为，任正非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悲观主义，华为是悲观主义的胜利，这样说对么？田涛、吴春波：悲观主义者是做不了组织领袖的，这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性格元素，商人可以有忧患感，但却必须神经粗糙，而且杰出的企业家无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任正非很会讲故事，20多年来无时不在给员工画饼，他是个讲话极富煽动性和感染力的“忽悠大师”，但他是在真诚地“忽悠”追随者，也真诚地“忽悠”自己，从而燃烧起上上下下的奋斗的火焰，最终将一个个的“假定”变成了真实。凡是听过任讲话的人，大多有一个感受：你是在听一个充满了哲理性，甚至有浓厚的文学细胞的人在讲演。这种个性的人，能是个悲观主义者么？ “对冲”这个术语用在任正非身上非常合适。如果他是那种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与之对立的忧患思维或危机意识去“对冲”，他会得妄想症的。我们知道，任正非患过抑郁症，所以他显然也不是个天真的乐观派。任正非的管理思想总是在两极之间激荡和平衡，这是他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我们称之为“辩证法的胜利”。本书的最后一章对此有比较系统的论述。 “自我批判”也不能定义为华为成功的核心因素，它仅是工具而已。华为的成功说到底是核心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 “常识与真理” 日报：核心价值观就是本书中反复强调的那三句话，“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么？你们将之称为“常识与真理”。田涛、吴春波：是的，这是真正的华为之魂。“以客户为中心”就是西方人的“客户即上帝”，可惜的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在西方的衰落，金融资本主义和技术资本主义在西方的迅猛发展，“客户至上”这个概念在他们那里似乎过时了，受冷落了，“股东至上”、“技术崇拜”成为流行的风尚。华为则相反，任正非把一个老掉牙的常识奉为真理，并以极大的热忱和意志力将之传播、执行到极致，我们在书中讲，华为奉行的“拜上帝教”，即“客户为上帝”，就是对此的形象化表述。说到底，除了“灰度理论”之外，任正非在管理思想方面并没有多少创新，但这恰恰证明，华为和他本人都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另搞一套所谓“自主”的管理思想呢？遵循了常识就是坚持了真理。什么是商业组织的常识呢？即是：谁愿意掏钱购买你的产品，谁就是你存在的唯一价值和不可能“为二”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