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和产业层面如此，国家层面亦然。全球资本主义“无形的手”把中美这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老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产业链的纽带，中美两国的比较优势实现了完美匹配。美国在基础研究、产品创新和品牌管理上的优势与中国廉价的要素供应、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产业配套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产业奇迹。iPhone，iPad，M ac……这些印着一颗被啃了一口的苹果标志的电子产品，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富士苹果”硕大，光鲜，但有些畸形。苹果专卖店里光鲜的电子产品背后凝结着无数人的劳动，其中既有硅谷的工程师，更有珠三角的农民工。苹果公司在美国有4万多名雇员，其中几乎没有工人。它去年售出的7000万台iPhone、3000万台iPad和6000万台其他产品几乎全部在海外制造。当奥巴马问“为什么不把这些工作拿回美国”时，乔布斯曾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不可能”。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多个省份雇佣了超过100万工人，很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组织类似规模的生产活动。加之土地供应、劳资关系、政府补贴、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以相同成本生产类似产品在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就富士康自身而言，其研发能力、管理水平在代工领域几乎无出其右者，因而得以服务于IT行业中几乎所有重要厂商。难怪郭台铭曾自豪地说：“乔布斯把产品交给我，因为只有我能做”。
对苹果而言，其不断推出的新型号时刻敲打着消费者的神经，令他们不由自主地弃旧买新。实际上，苹果在不断创造需求和赚取利润的同时，也把西方商业文明“消费主义”的利与弊演绎到了极致。对富士康而言，其科学化、数字化、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极大地控制了成本，提高了绩效，可以说树立起了自福特之后工业文明的又一个里程碑。当年人们批评福特的生产线把人变成了机器，那么近百年后的今天呢？要知道，当年老福特给他的工人发5美元一天的高工资(当时福特汽车的价格是400多美元)。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不可能如同当年福特那般慷慨，个中原因既取决于其经营环境和商业模式，更重要的还在于，在富士康所专注的组装环节，价值的创造和获取非常有限。这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下的结果，看看苹果公司令人咋舌的巨额利润就知道了。
同时，企业沿价值链的分工也导致了研发领域的两极化倾向——— 苹果和富士康分别成为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生产过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的佼佼者。然而，躺在巨额利润上的苹果能否延续乔布斯时代的革命性的创新精神？与此同时，面对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富士康能否更多地从新技术而非劳动力层面实现其对绩效的追求？很明显，对价值链上的两家公司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味着自我超越。
梁国勇(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主要撰稿人之一。本文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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