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十五”末相比，2010年版权输出总量增长275%，版权引进与版权输出之比从7.2∶1缩小至2.9∶1左右
美国人艾瑞克很忙。
他一边准备向国外出版社推介描写中国城市化的文学作品以及中青年作家，一边给中外出版集团的收购、并购提供完备的市场调研报告。
艾瑞克所从事的是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以及代理。他已经“入行”11年了。
艾瑞克不愿意用“汉学家”来形容自己，觉得帽子太大。一位“代理人”向国际出版市场推销四五位作家与“汉学家”的称呼确实并不相称，但目前能够“走出去”的当代作家也只不过20多位。
随着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外将对现代化的中国越来越好奇。这是艾瑞克的直觉判断。
当然，也有几位汉学家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莫言获奖暂时改变不了目前中国出版贸易的格局。
艰难的“走出去”
走上专业中国文学翻译与出版顾问之路，艾瑞克说完全出于对汉语及文学的冲动性热爱，并非理性规划。
艾瑞克谈起其喜欢的中国作家，王朔、刘震云等都在其中。其尝试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王小波的杂文散文全集《沉默的大多数》，发表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2006年在香港英文版的文学杂志上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
从2005年开始，艾瑞克将自己认为不错的中国作家以及作品介绍给美英出版社以及文学杂志社。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出版走出去工程”开始实施，包括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外文局)在内的出版集团，开始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境外办刊、办报、办社、办厂、办店。
“很难真正落地生根，有些海外分公司、出版分社在最初成立时雄心勃勃，计划每年10个品种，但实际运行下来只能完成2～3个品种，而且印量普遍在800～2000册之间。当时，相当部分的海外机构还停留在收集信息等服务层面，绝大部分还没有开展出版业务。”一家出版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实际上，这些基本是以“版权销售”为核心，国内出版集团免除了翻译成本，但国外一家出版社要破解销售市场的难题。
“很多时候，国外的出版社与文学杂志社并不知道我们介绍的中国作家是谁，更不要说作品，也不知道中国文学的流派有哪些。因此，美国的出版商虽然对中国作品很感兴趣，但真正谈成功并不容易。”艾瑞克表示。
如此大背景下，通过译者向出版社推荐引入的做法，成为沿用至今“走出去”的主要方式之一。
作为代理人之一的艾瑞克，能够做的是一本一本书、一个一个人推介。
“至今，‘走出去’的中国作家没有一本书在国际上成为畅销图书。”一位代理人告诉本报记者。
难以为继的代理费
面对压力，中国图书出版界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外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