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地位的日子 女儿带来改变
如果没有孩子，或许我早就离开蒋家田了
杨菊芬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的狼狈模样，并没有让女儿亲眼目睹。她只能暗自揣测，在那双清澈无忧的眼中，她的形象依然是温柔慈爱的。从2008年9月15日起，她和女儿再也未曾谋面。女儿留给杨菊芬的最后印象，是蹦跳着跑进幼儿园大门的小小背影。
可以说，女儿在杨菊芬和蒋家田的关系中充当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
“如果没有孩子，或许我早就离开蒋家田了。”无论杨菊芬是否真的动过离开蒋家田的念头，她的人生轨迹，因为一个小生命的意外来临而改变。被坊间冠以“黑老大”名头的蒋家田，在孩子面前却是一个慈父形象，就连杨菊芬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对孩子更细心”，甚至发出“他对孩子比对我好”的抱怨。
在女儿满周岁那天，蒋家田在北站某酒楼设下数十桌酒席，为女儿大办生日宴。众所周知，蒋家田已有家室，这场生日宴的意义，被其手下众马仔解读为对杨菊芬母女身份的肯定。而这，正是杨菊芬下定决心追随蒋家田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她此后顺利接管了蒋家田帮派中的经济大权。
编织毒网的日子穷则变变则贪
自己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下场，用“穷”、“贪”二字足以概括
改变主意的还有杨菊芬的父母。眼看着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便也再没对两人的关系提出质疑，甚至先后赶赴昆明照顾怀孕的女儿，并在此过程中与蒋家田逐渐熟悉。对蒋家田而言，与杨家的结合则标志着在其庞大的犯罪网络中，增添了贩卖毒品这一分支。作为帮助蒋家田与缅甸毒品生意人牵线搭桥的关键人物，杨家几乎包揽了毒品从境外运送到境内贩卖的各个环节，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和蒋家田在一起后，无需再为生活奔波的杨菊芬沉迷于赌博，平均每天就输掉近4000元这相当于她当年在瑞丽打工时一个月的工资。2007年，在双方共同筹资购买大客车投入长途客运时，杨菊芬嫌弃每月三万余元的利润太低，主动建议蒋家田利用客车运毒。蒋家田对此予以采纳，将此事交托杨菊芬全权负责。
长途车投入运营头一个月，杨菊芬跟车前往南伞，在缅甸赌场一试身手的她一举输掉了二三十万元，蒋家田不仅毫无苛责，反而将经济大权交由杨菊芬掌控。她也确实没有辜负对方的信任，经过精心策划，让父亲杨国应担起了联系境外货源的“重任”，让大哥杨枝能参与运输，运到昆明的毒品藏匿在母亲蒋满英的住处，再由杨菊芬指使手下寻找买家。如此的全家齐上阵，在疯狂累积财富的同时，也为日后杨家集体获重刑埋下了伏笔。
用杨菊芬的话说，自己之所以沦落到如今的下场，用“穷”、“贪”二字足以概括。年幼时贫困的家境，让她对金钱的渴求上升到极致。穷则思变，杨菊芬对此的解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尽一切手段实现财富最大化。正是这无止境的贪念，将杨家人一步步推入罪恶的深渊。
悔过反思的日子 用捐遗体赎罪
得知终审判决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捐遗体的念头变得清晰
树倒猢狲散。随着“蒋家田案”的宣判，杨菊芬所有直系亲属除女儿外无一幸免。而自她被羁押到五华区看守所后，往日来往密切的朋友中，仅有一位姐妹每隔数月给她送来几件应季的衣物，但“从6月后再也没来过”。
杨菊芬盯着铅灰色的天空，双手机械地反复揉搓着衣角，“天冷了，都不知道有谁能为女儿多添一件衣服……那可是我唯一的女儿呀……”杨菊芬捂住脸，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地从指缝中滑落。在整个聊天过程中，只有在提及女儿的时候，才能触发杨菊芬如此明显的情绪变化。
再次获得女儿的消息，距离杨菊芬被羁押到五华区看守所已过去了两年多，她把这看作是真心悔过换来的回报。“得知终审判决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已经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原谅。”直到那时，此前隐隐萌发的捐献遗体的念头，逐渐变得清晰而坚定。
趁一次所领导探视的机会，不善言辞的杨菊芬尝试着表达了这个意愿，并获得了对方的尊重，希望她以书面形式进一步具体阐述。为避免词不达意造成偏差，自嘲为“文盲”的杨菊芬特意请同一监室最信任的朋友代笔，草拟了一份遗体捐献申请书，几经修改后，这份申请由五华区看守所呈交给了上级监管部门。
杨菊芬相信报应。就在递交申请数日后，2010年10月28日，她意外收到了一封来自蒋家田的书信。蒋在信中嘱托杨菊芬要照顾好自己、调整好心态，可在她看来，这封信最大的价值，在于蒋家田向她透露了女儿的行踪：“孩子现在被蒋家田的大女儿带回四川抚养。”有心无力的杨菊芬，似乎对这个结果倍感欣慰。尽管与蒋家田的大女儿并无交集，但她却愿意相信，同为女人，对方也会用一颗善良柔软的心，对待同父异母的小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