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岁末,一部因为迎合“房奴情结”而走红的电视连续剧,成功地将中国人买房卖房这种单纯的经济行为,折腾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在这一年,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如房市这般牵动人们的神经,左右人们的悲喜。
虽然打着“房奴”标签,但实际上更主要靠“小三+贪官”吸引眼球的电视剧《蜗居》,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在“求房”的漫漫征途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为了一个“房”字,似乎“小三”也拥有了一定道德上的优势,颇有几分“房价太高,逼良为娼”的无奈。而海萍超出能力的买房背后所隐藏的虚荣以及不理性的消费,则几乎完全被情绪化的喧嚣淹没了。
不能忽视的一个命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永远与人的欲望不匹配。这个欲望,说白了就是所谓“理想”,什么样的房才是“理想”的?是市中心的、宽敞明亮,有着好的配套的幼儿园、小学的大居室住房,还是远离市中心,需要辗转、奔波才能到达的容身之所?每个人的“理想”,都并不相同,而只有和自己的收入状况结合在一起,才有实际意义。那么适度地压抑自己的欲望,量入为出,显然是一种理性的消费态度。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房价如同2009年这般大落大起,甚至引诱得人们如同抢白菜一样买房的现象是合理的。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质疑、批评的报道。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如果实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那么资产价格的增长几乎成为一种必然。这种资产价格既体现在资本市场上,也同样体现在房市上。
当然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适度干预房地产市场,但问题是政府的干预是有限度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而如果采取更强硬的行政手段,往往事与愿违。先不说,地方财政与房地产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单从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地位来看,这个问题不只关系到GDP的增长,背后还有成百上千万人的饭碗。
因此,政府除了运用经济杠杆,诸如房贷利率等手段,扼制房市泡沫以外,更多的调控手段体现在保障性住房上。那么如何集中有限的财力,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权益,尤为重要。
所谓“居者有其屋”,政府的责能,是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上,致力于不让一个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而这与让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两个概念。
能让每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当然是个美好的愿景,但这一目标,在现阶段并不具有实现的基础。这里不仅有土地等资源稀缺的原因,而且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支持这个宏伟的愿景。
即便是世界上财富最多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是这样。曾经风靡全球的美国经典剧目《老友记》里的钱德勒、罗斯在年过30的时候,仍然只能在纽约这座繁华的都市租房而居,甚至是合租。而在日本东京,在市区拥有一套几十平方米的住房,是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想的。
理解这一命题,可能更能明确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更能依据自己的经济收入,作出最有效的规划,是买房、还是租房,买什么样的房?同样,明确责任,更可以为政府制定未来保障住房的框架,甚至所谓二次房改,注入理性的思考。
事实上,2009年,在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上,政府正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到了廉租房体系上,这显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有关经济适用房的丑闻仍然层出不穷,它所招致的不公平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未曾消减。
同样,这种理性思考的精神,也适用于专家、学者乃至媒体。不久前,房地产商任志强向媒体开火,批评媒体对房地产业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全年都在唱衰房市,结果面对“高烧”的房市,听信媒体意见的持币待购者,最终落得本来还能购买一套住房的银子,到年底就只够买一间厕所。抛开他意见“情绪化”的因素,我们的确在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了太多情绪化的声音。
事实上这种浮躁的心态,也让一些专家、学者、教授不安于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哗众取宠上。在缺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轻意地凭借主观想象得出各种结论与预言。因为说房价要涨的几乎都会被挞伐。而预言房价下跌的往往能赢得喝彩。即使最后证明,这种预言与实际相去甚远,只是让观望的人群在新一轮上涨中失了先机。
甚至一些官员也放出话来,让年轻人在几年后都能买得起房。这么做当然有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善意考虑。但只要稍稍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政府以什么手段、怎么样才能让人买得起房?什么收入的人,拥有什么样的住房?如果是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别说是一个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工作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恐怕也是买不起一套房的。
2009年的房市可谓跌宕起伏。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第一个年头,过山车式的房价,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头打下了沉甸甸的烙印。我们推出这组年终报道,试图记录这种不平常的进程,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一个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理性的定位、清醒的认识,更需要建设性的声音。
2010年,我们期待房地产市场有更多建设性的声音。也祝愿更多的人在新的一年能够在“房市”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