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质量万里行》
本刊记者 宿希强
作为茶的发源地，中国今天却处在一个颇为尴尬地位：茶叶大国而非茶叶强国——中国茶面积第一，产量第二，出口第三，创汇第四。
据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资料，中国茶产业中包括茶农(涉茶农)、茶商、技术研究人员、茶叶工人、茶馆从业人员等，从业人数已达到了1.5亿，茶产业的产值近400个亿。400个亿对1.5亿，平均每个人的产值只有不到300元。超低的人均产值和茶叶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称。对于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一直沿上行轨迹发展、并取得不俗成绩的中国茶来说，这始终是隐隐的痛。
市场乾坤大，茶中日月长。100年前，中国茶处于世界茶业的垄断地位，100年后中国的茶叶市场，又是何种景象呢？
盛极一时的普洱
和北京马连道齐名的济南茶叶批发市场，是南茶北销的枢纽，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为之题名“北方第一茶市”。据说在这儿经营十年以上的茶商都是百万富翁以上级别。
高级茶艺师赵洪2002年来到这里，开了一家普洱茶庄。
赵洪告诉记者，普洱茶属于黑茶一类，但正是普洱茶能够长时间发酵、并随发酵时间表现出不同口感、香味的这种特性，使包括赵洪在内的茶企和茶商经历了2006年前后的“普洱茶天价”的阵痛。炒作过后，市场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洗牌，投机的人被挤出去了，一些规模小、品质低的茶企死掉了，另外直接推动了普洱茶国家标准在2008年出台。
“为什么过去很多人认为只有熟茶才是普洱茶？因为熟茶具有越陈越香的特点，外地茶企就以较低的价格收购云南的普洱熟茶，放上几年后转手以极高的价格卖出去，牟取暴利。”赵洪说，几年前，云南的老茶几乎都在外地商人手里，他们企图炒作出普洱茶的“高端市场”，即陈年熟茶市场，然后再获取垄断利润。
就这样，普洱茶很快被炒成天价，“一块重350克、存放了50年的普洱茶饼，身价甚至贵过一辆本田车”，赵洪说，“这使得大家都在津津乐道普洱茶的收藏价值和增值潜力”，却很少提及普洱茶最本质的属性，“从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上看，它和绿茶、红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盛极一时的繁荣让不少人落入市场经济的巨大陷阱，很多茶企没有及时建立自己的品牌，更没有做普洱茶消费和文化常识的普及，还忽视了忠实消费者的培养。“潮水退去后，有的人穿着泳衣悠闲自在，有的人光着屁股不知所措。”赵洪说，当时她有一段时间也是“生意冷清得可怕”。
“中国的茶叶市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记者问道。
她笑而不答，却说，她的一位朋友也是经营茶庄生意的，曾把多年前的一段经历当“笑话”讲给她听——
话说有一位老板到店里购茶，点名要“上好”的西湖龙井，朋友先拿出200元一斤的龙井给他品尝，老板说不好喝，拿300元的也说不好喝，拿500元的还是不对口味。最后，朋友对老板说，“看来你是行家，等一下，我把新到的上品拿来给你尝尝。”新茶拿来，老板尝后眉飞色舞，连说，“这茶囗味就对了，有香头和口感！多少钱？”朋友开玩笑地说，这茶没有多少，是留着自己喝的，既然你是“行家”，就算1000元一斤好了。老板二话不说，高高兴兴地要了两斤。实际上呢，朋友哪有什么留着喝的新茶——只是把刚才200元和500元的茶混到一起而已。
讲完这个故事，身为高级评茶师的赵洪摇摇头说，真正懂茶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辨别茶叶的优劣唯一的途径是价格。
名茶从哪里来
赵洪感慨道：“茶道博深。”
以普洱茶为例，1949年以前生产的普洱茶称为古董茶，如百年宋聘号、百年同兴贡品、百年同庆号、同昌老号、宋聘敬号。通常在茶饼内放有一张糯米所做、印有如上名称的纸，称为内飞。
1949至1967年中国茶业生产印级改在包装纸的茶字上，以不同颜色标示红印为第一批，绿印为第二批，黄印为第三批。
而1968年以后生产的茶饼包装不再印上中国茶业公司字号，改由各茶厂自选生产，统称云南七子饼，包括：雪印青饼73青饼、大口中小绿印、小黄印等。
“你不可能要求消费者对这些有多么地了解”，赵洪说，“但可以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条件反射，一提到某个茶叶品牌，就有一种下意识地信赖。”但是，“中国的名茶基本都是以地理位置来标识的，譬如大家一提都是杭州龙井，黄山毛峰，洞庭碧螺春，六安瓜片，祁门红茶，云南普洱茶，福建安溪铁观音，霍山黄大茶，广西横县花茶……举个简单例子，以电视来说，你能说是山东电视、青岛电视吗？这不是具体的品牌，具体的品牌是海尔、海信。”
赵洪认为，品牌不能泛泛化，茶叶品牌应该是某个企业的具体品牌，而不是地方的、地区的品牌，这是中国茶产业化、规模化的基点，道理非常简单，但很多茶叶企业还没认识到这一点，“包括全国都支持的北川茶”。
所以她今年选择了与有60余年历史的、云南勐海茶厂出品的著名普洱茶品牌大益“联姻”，成为大益一级经销商。“一提大益，知道这个品牌的马上就会心理反应——可以信赖，但如果提云南普洱茶，那客户不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
对于中国茶品牌命名机制问题，兼任山东省茶文化协会副秘书长、济南茶叶行业协会秘书长、“和茶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赵建设基本认同赵洪的观点，茶叶品牌的地理属性，他认为这是中国茶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果，“茶叶的品牌机制在历史上是纳入贡茶体系的，皇帝尝着哪种茶好喝，他不会问是什么牌子的，只会问是什么地方的茶。”
利润在流通环节
因为“怕引起误解，影响茶业声誉”，王凯（化名）在反复叮嘱记者不能透露他的个人信息后，才同意接受采访。
今年28岁的王凯，已经在茶市摸爬滚打整整12年。现在他在一座中等城市开了3家茶楼，有车有房，“混得算是有点人样了”。
1997年，从福建安溪的一所中学刚毕业，王凯就进了父亲种植的茶园。他对学习“不是没有天分”，而是因为自幼耳濡目染对茶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想再浪费时间”。父亲用鞭子也没有把他赶进校门，最后对他就一个要求：不能抽烟喝酒。
现在已是制茶工程师和评茶师的王凯偶尔也抽烟、喝酒，他对记者说，“父亲的要求是出于职业原因，和茶叶打交道要求味觉和嗅觉必须敏感。现在抽烟喝酒也是职业的要求，开茶楼就是要交朋友，烟酒是人际交往的工具”。让他骄傲的是，尽管年轻，他现在对铁观音的鉴别已经达到能“通过眼观闻香即可品断茶叶产地、树龄”的程度。
茶园作为茶叶产业链的源头，还算是收入不错的，王凯度过了愉快的三年茶农时光。但从成为制茶工程师见了世面以后，他发现“真正的利润在流通环节”，就不安分起来。“那时候做好的茶每斤二三十元就算价钱高的了，茶商收购后再挑选加工卖到茶叶店就成了五六十元，而茶叶店再卖出去基本就在百元以上了”。
不久，他说服父亲在一个新兴的茶叶批发市场租了间20平米的摊位，自产自销。“一年租金八万，当时是个大数字，现在连零头都不够”。王凯运气不错，五年后茶叶批发市场火了，更名为茶叶城。“租金炒到了惊人的五六十万。”王凯说，“当时我已经扩大到了三个大商铺，也不卖茶叶了，转手就把商铺租了出去”。
2005年下半年，王凯开始到三线城市办起茶馆，“一线二线城市投资风险太大”。茶楼的利润一直是非常高的，一壶茶的利润至少300%。但风险也很大，茶楼投资失败的比例是1：1，也就是说每两家茶楼里就有一家会倒闭。其中主要原因一个是跟风，茶楼作为茶叶的延伸产业出现，全国早已经有了50000多家，产值100多亿元，占到茶产业总产值的30％以上，而直到现在数量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原因就是暴利，茶楼的价格贵、客人少，往往来了一个客人就猛宰，往往形成恶性循环，走上了死亡之路。
幸运的是，王凯又成功了，他把这归功于成本优势——有自己的茶园。
但他自产的茶叶远称不上品牌，在两次产业化被父亲阻拦以后，他也就谨慎而踏实地过上了没有什么大变化的生活。现在他的经营利润比前几年要薄多了，但他觉得还能接受。
他当年的师傅——一位已经把产业做大的企业家曾嘲笑他“小农思维”，对此，王凯遗憾地说，“凡事要趁早，我觉得我已错过了最好的机遇，心劲不足了，尽管在别人眼里我十分年轻。不在这行不知道，全国像我这种情况以手工作坊为支撑点的茶商多如牛毛。”
形形色色的茶博会
5月下旬，从中国济南第五届国际茶博会上传出消息，此次茶博会签订交易及意向协议1000多份，现场交易及合同交易额达2.3亿元。据主办方介绍，济南茶博会已经成为中国茶叶市场流通的“晴雨表”，茶博会上订购的品种、数量，成为当年全国茶区种植、加工的重要依据。最近七年，仅济南茶叶批发市场一家的茶叶交易量就以每年10万担（1担=50公斤）的速度递增，年茶叶交易量达到83万担，年交易额超过13亿元。
而同在2009年举办“国际茶博会”的远不止济南这个第十一届全运会主办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各大城市商量好了一样，时间有序交错，你方唱罢我登场。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市级以上的茶博会全年超过80场，这还不包括一些地方举办的小型展会。平均下来，每三四天就有一场。
有“空降超市”之称的茶博会，历来是各地茶企、经销商们最为经济有效的市场开拓平台，但理性思考，如此庞杂和高密度的会展，不可避免地也让一些茶商和茶企无所适从，疲于奔忙。同时因为小型展会众多，组织方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拉人头”，使得一些所谓的茶博会质量大打折扣。
正如济南茶博会承办方之一的济南茶叶批发市场副总赵建设所分析，真正站在企业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茶博会凤毛麟角，有些展会仅仅只是为了做展而办展，没有站在企业的角度上去做好展会宣传和买家的组织，这不但将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更是产业畸形发展的表现。
形形色色的茶博会所博览的向来就是一个巨大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各地名优茶、加工茶与茶饮料、茶机械与检测企业、茶流通企业、茶叶包装企业、茶具类企业、茶文化交流机构……不一而足。利益各方在不同的推手运作中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于是，历届茶博会传出的新闻往往都是“某某茶竞价成为天价茶”、“某大师制作的茶具以天价拍卖成功”云云，皆以高端面目出现，与大多数消费者相距甚远。
由是，茶博会在演绎出一片茶叶盛世的同时，也彰显出中国茶市资源整合能力与品牌建设能力的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