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
——访安徽检验检疫局局长姜宗亮
本报记者 缪传真
编者按
在质检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辛勤耕耘、涉猎广博、造诣精深的各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一线质检工作人员，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其智慧和汗水不断取得新成绩，无怨无悔地传承着激荡人心的精神特质。他们用奉献、忠诚、责任，担当起中国质检事业，担当起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事业，谱写出了一曲曲平实而激越的感人乐章。
遵照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树立刚正廉明的依法行政形象、树立科学权威的技术执法形象、树立可亲可信的人民质检形象”的要求，“爱在岗位·质检人物”栏目将视线进一步拓展到口岸一线……
●他说：“人们的理想总是高于现实，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如此，总是消费者的期望值引领着管理水平。”
●他说：“这么多年，跟中外记者打交道，我的体会是，实事求是，跟记者讲真话，让记者了解真相。记者了解了真相，他们自然会传达给公众。”
一阵阵和风，轻轻吹过号称欧洲屋脊的阿尔卑斯山脉，掠过风光旖旎的日内瓦湖天蓝色的镜面，在绿树掩映的白色建筑物前盘旋。风，卷动着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大楼前的“万国彩旗”。
“万国彩旗”中有一面五星红旗，飘扬着，若隐若现地指向一座古老的建筑。
第51届WTO/SPS年会正在那里召开。此刻，各国代表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一位五十开外的中国人正在发言。这个人身材魁梧，表情温和，气质沉着，语调从容。他一边演讲，大会秘书处一边演示着中国代表团提供的PPT文件，会场上回荡着他的声音，桌面上不时传来“哗啦”声，那是与会各国代表翻阅着与他演讲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
他用声音、图片、文字三种载体，同时传达着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信息。
在他发言之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做出积极回应，对中国实施的食品农产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给予高度评价。
世界银行代表称赞道：“中国的做法非常出色！中国建立的食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内涵与APEC会议备忘录提出的要求完全一致。”
这个场景发生在2011年7月5日，地点是瑞士日内瓦WTO总部，人物是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姜宗亮。
实际上，在出国前，他已接到了履新任命。回国后，7月28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把他送到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的岗位上。
一年后的2012年8月18日（星期六）傍晚。在安徽省城合肥，在风景秀丽的包公园清风阁附近，一座小桥引渡、四周环水的茶亭，一方茶几上，摆着一壶红茶，茶香四溢，慢慢地荡开了姜宗亮局长的思绪……
食品安全的三次浪潮
时光倒退30年。
1982年，姜宗亮同志从山东轻工学院轻化工系工业发酵专业毕业。在统招统分制度下，他被分配到设立在青岛的原山东商检局。听说姜宗亮同学分到省商检局，他的老师非常高兴，说：“商检局好哇！仪器设备都是进口的。到这个部门工作，你学的食品工程专业派上用场了。”
老师的话激荡着他的一腔热血。那时候，大部分老百姓还在温饱线上徘徊挣扎，人们对食品的第一需求是数量，而不是质量，甚至不是卫生。“食品安全”完全是个陌生的字汇。追求食品产量，食品工程人才当然大有作为。
那年8月的一天，宗亮告别了父母。父亲对他说：“社会上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的路。与别人同行，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对你好。对你不好的人，你要学会宽容；对你好的人，你要知道感恩！”
他提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沉重的行李，从济南乘上慢如蜗牛的火车，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行程来到青岛。入学报到的《通知书》上说，商检局就在火车站附近，他想象，安装着世界一流仪器设备的单位肯定非常气派。于是，他拎着行李以仰视的目光在火车站周围寻找高楼大厦，转了几圈之后又回到原点，在一栋不起眼的楼房前，他问一个人：“请问商检局在哪里？”
那人朝他身后一指：“喏，这不就是吗？”
他再仔细一看，这幢楼的门面跟马车店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牌子是千真万确的。这位给他指路的人就是商检局的，从事检务工作，后来还经常提到这件事。
宗亮对记者说：“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人们的理想总是高于现实，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如此，总是消费者的期望值引领着管理水平。”
历史注定要把宗亮同志与食品安全紧紧联系起来。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认识到食品工业飞速发展带来的弊端，感受到化学品滥用对食品带来的危害，于是，在不到半个世纪里掀起了食品安全管理的三次浪潮。第一个浪潮把食品安全推向规范化管理的轨道，第二个浪潮把食品安全推向科学化管理的轨道，第三个浪潮把食品安全推向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三次浪潮的第一朵浪花就是，1969年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借鉴美国在药品质量管理上的经验，制定出台的《食品卫生通则》，建立了良好卫生规范（GHP）和良好操作规范（GMP）。立法者认为，规范了硬件，规范了工人，也就规范了食品生产管理过程。
这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拍击着渐次开放的中国国门。不能不说，30年前的中国人思想意识是功利的，为了出口创汇，中国对食品安全“管理之剑”首先指向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宗亮从事进出口食品检验监管工作，正赶上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次浪潮。1984年10月15日，我国颁布了《出口食品厂、库最低卫生要求（试行）》。从此，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紧随世界潮流，追赶时代步伐，走过日新月异，却又跌宕起伏的30年。
30年不平凡的岁月把他磨炼成一位系统内外知名的“专家型领导”，在他身后留下“从政”和“治学”两串足迹。
点克球酚事件
经验来自于阅历，成果来自于探索。
记者：“姜局长，您在分支局、在直属局、在国家质检总局机关工作过，特别是参加或主导了多次对外食品安全谈判，有微观的经历，中观的指导，宏观的思考，您认为，对食品安全管理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宗亮局长坚定地说：“实践！说到底，探索解决食品安全之路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可能是实践的机会多一点，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多一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的指导多一点。经历得多，遇到难题总是要思考，要解决。尤其是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寻找光明，寻找出路。有些路子是根据国际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来的，但是，更多方法是我们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区域经济特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
记者：“比如说……”
宗亮：“比如说，山东省农产品出口150多亿美元，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自2000年起连续12年全国第一，并且仍然保持着两位数的强劲增速。大家认为山东是农业大省，又是沿海地区，口岸距日本、韩国比较近，出口量大是理所当然的，很少有人去研究历史，分析山东农产品出口优势是怎么形成的。”
记者：“怎么形成的呢？”
宗亮：“其实，30年前，山东和辽宁、河南的食品农产品出口量差不多。后期，山东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外贸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困扰的关键时期及时地化解了技术壁垒。在这方面，毋庸置疑，我们检验检疫部门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有一个故事。”
上世纪80年代初，辽宁从美国引进“AA”肉食鸡，养殖之后加工出口。这种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链具有很强的外向带动作用。在羊群效应影响下，这个产业很快从辽东半岛传播到山东半岛。山东省最早出口大宗农字号产品就是冷冻“AA”肉食鸡。
为什么后来山东的肉食鸡出口量反而超过辽宁呢？主要是应对国际市场的食品安全标准的方式不一样。1990年，日本提出，在进口肉食鸡中不得检出克球酚。克球酚学名二氯二甲吡啶酚（Clopidol），是一种禽类防治球虫病的常用药，成本低、效果好、使用方便。当时可供选择的禽药少，如果不用克球酚，养殖有一定难度。
日本在口岸抽样检测，中国的冻鸡肉大量被检出克球酚，一检出就退货，退了货还要通报到原国家商检局。
一次次通报，一次次对日交涉，国家商检局急了，于是发出通知，今后凡是被日本检出克球酚的企业一律吊销出口卫生注册号。并且，要求各地商检机构对输日肉食鸡一律实施批批检验。“批批检验”这个词就是那时提出的。
1991年，宗亮同志正在潍坊商检局挂职，负责这方面工作。潍坊市昌邑县有一家外贸冷藏厂一批冻鸡肉被日本检出克球酚。潍坊商检局执行国家局规定，吊销了这家企业出口注册编号。于是，企业停产，原料停收，鸡农受损。那时是分散式的农户养鸡，一个企业下面连带着数千家养鸡户。
吊销企业出口注册号后，宗亮同志一直牵挂着这件事，很想到企业看一看，看看他们是怎么整改的。两个多月后，他去了企业，企业负责人陪他看了已经停产关闭的车间后，又带他来到一个村庄，看了一家养鸡户。这家四口人，养了近两万只鸡。签约加工厂不收了，他们只能继续饲养，主人一天天地投料，肉鸡一天天地长大，鸡越大越卖不出去。
一家人的忧愁挂在脸上！
这时，省内的另一家企业过来收购。这是典型的买方市场，收购时，每斤比昌邑外贸冷藏厂压价两毛钱。按一只鸡五斤重，每斤差两毛，一只鸡就相差一块钱，两万只鸡就少了两万块。在当时，这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折了两个“万元户”。
宗亮说：“当时，我正好在场，看到这一家两个大人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忍痛割爱把鸡装上车。车往外走，一家四口人依依不舍地跟着走，边走边抹眼泪，像送殡一样，一直把拉鸡的车送到村口，仿佛被人抢走了两三万块钱！”
记者：“这事件对您的触动很大？”
宗亮：“非常大！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这次昌邑之行令我感到很沮丧、心情很沉重。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仅仅是企业，而是牵涉到千家万户，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吊销企业出口注册证易如反掌，可企业停产，苦了百姓。如果日本人检出一例克球酚，我们就清除一个肉鸡加工厂，他一批批地检，我们一批批地清除，这样坐以待毙，用不了多长时间，山东的、中国的肉鸡产业就会全部毁灭了。如果我们把关把到老百姓都掉泪，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日本人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这些从事食品安全监管的人不想办法，国家培养我们干什么？我们最熟悉外国的标准法规，我们不想办法破解，谁想办法呢？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把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着力点放在探讨怎么解决问题上。几十年来，这个观念始终没有改变。”
从那之后，宗亮同志就开始研究如何应对国际市场的食品安全标准。在他看来，制约食品安全最关键的要素并不是落后的技术，而是落后的习惯。克服落后的习惯必须由点到面，慢慢推开。
诸城的基础好一些，他们就在诸城搞试点，从千家万户养鸡变成集约化饲养。在工厂化条件下，从育种、商品代饲养进行封闭式管理。诸城外贸的老板事业心很强，决心很大，很快建起了自属种鸡场、商品代鸡场、饲料加工厂，并新建了屠宰车间，建立和完善了防疫体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做到了“统一供雏、统一供料、统一防疫、统一收购、统一屠宰加工”。经过一段时间探索，感觉这种模式既可行也有效，能从根本上解决售药残留问题。
这时，宗亮局长在潍坊商检局的挂职期结束了，1992年回到省局任副处长，继续从事食品检验监管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诸城的经验在全省大力推广。
当时，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达不到诸城养鸡场标准的，一律不得对日出口。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山东的出口肉食鸡质量管理模式就改变了，日本市场也渐渐恢复了。后来，山东局将这一管理方式归纳为“五统一”模式。
记者：“1992年，我到诸城看过那里的冻鸡出口，他们宣传模式是‘公司＋农户’。”
宗亮：“‘公司＋农户’的模式，是诸城贸工农一体化初期创造的经验，但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这种方式显然不适应了。后来改为‘五统一’的养殖加工一条龙。不仅诸城改了，全省加工出口肉食鸡的企业都改了。通过这种模式的改革，攻克了技术性贸易措施，质量安全有了保障，日本的客户纷纷跑到山东进货，山东的出口肉食鸡渐渐发展成全国的龙头老大。”
《参考消息》透露的美国“消息”
说到山东出口冻鸡如何在困境中崛起，姜宗亮局长接着向记者讲述了山东出口水产品的故事。
虽然是沿海省份，但是山东的水产品养殖业并不发达。上世纪80年代末，山东沿海渔民开始养殖对虾，很快形成特色产业。经过几年的高密度养殖，池塘的水质和环境发生变化，对虾发病率居高不下，养殖风险增大，效益锐减。到90年代初，对虾养殖业渐渐衰落。一时间，山东水产品出口量急骤萎缩，原来的加工企业利用冷冻设备从国外进口原料搞来料加工。说来也巧，鳕鱼来料加工产业也是从辽宁引入到山东的。
当时，山东与辽宁的水产品加工出口业基本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一个偶然的因素使山东的出口水产业发生了质的飞跃。
记者：“什么偶然因素呢？”
宗亮局长淡然一笑，神情依然沉浸在回忆中：“1995年1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一个联邦法规，名字叫《水产与水产加工品生产与进口的安全与卫生规范》。这个法规规定，在美国凡是13人以上的水产品加工企业必须建立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自1997年12月18日起，在美国的水产加工业和进口水产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必须强制推行HACCP计划。像这样的法规，在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经常会出现，通常不会引起太多人注意，况且在中国更没有太多人关注此事。但还是有细心人！当时我刚从潍坊局第二次挂职回山东局任处长，我们从事水产品检验监管的科长叫顾绍平，他现在已经是国家认监委注册部主任。1997年初，他在《参考消息》看到美国的水产品HACCP法规即将颁布实施，就提醒我们应该引起关注。为了彻底搞清美国水产品HACCP法规的来龙去脉，山东局专门派顾绍平同志赴美国FDA学习，他也不负众望，短短几天的时间不仅掌握了HACCP原理，而且拿到了美国FDA授权培训师资资格证书。为我们开展企业培训奠定了基础，也为山东水产业发展迎来一个新的机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虽然没有上级的要求，出于职业敏感和工作责任心，山东局通过研读这篇“参考消息”，窥破了其中包含的美国将对输美水产品设置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消息”。如果我们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将来对美出口水产品必定受阻。
正如“肯定列表制度”折射出日本人的心理阴影一样，HACCP明显地打上了美国文化的烙印。
日本人用“列表”的形式对食品安全隐患布下天罗地网，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美国人非常务实，他们只控制关键点。到后文就会发现，姜宗亮局长的食品安全管理理念更务实，他提出区域化管理，把复杂的源头化整为零，一块一块地收拾干净，干净一块认证一块，这叫积小胜为大胜，实为兵法之道。
话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在宇航食品加工过程中探索建立了一套“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保障宇航食品安全，随后美国把HACCP体系应用于低酸性罐头食品生产。1993年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正式把HACCP纳入《食品卫生通则》。在我国，HACCP首先应用于山东省出口水产品企业，与姜宗亮、顾绍平等人对西方文化的敏感、接纳与吸收能力直接相关。
从美国取回“真经”后，他们开始在出口水产品加工企业培训。第一期HACCP培训班选的是青岛企业。青岛是个水产品加工企业集中的地方，第一期通知了36家企业来参加培训班。
出口放行权在商检，商检办班，能不来吗？
宗亮局长回忆道：“确实，这多少带有强制性，企业不愿意接受，认为这是给他们添麻烦，增加成本，抵触情绪很大。我们说这是帮助你们规范管理。企业说，你们不是搞了卫生注册吗，注册考核不是有一套标准吗，为什么还要再搞什么HACCP？
我们只好千方百计做工作。一期HACCP培训班不需要多长时间，但是，在企业建立HACCP体系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一边继续办培训班，一边帮助企业建立体系。在帮助首批企业建立体系的时候，培训班已经办到第三期。这期间，黄岛有一个企业叫三洋水产，香港独资企业，总经理姓庄。有一天，三洋水产来了个美国客户，在和庄总闲聊的时候问他，你最近忙什么呢？庄总说：‘哎呀，别提了，可让商检局把我们折腾坏了，整天搞什么HACCP计划。’‘什么？’这个美国客户怕翻译翻得不准确，让他写出来，然后，又让他把体系建立情况大致讲了一遍。美国人非常吃惊，因为在美国虽然有了法规，但还没有普遍推广。当时，这个美国客户二话没说，就说：‘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生产的水产品我全包了，并且每吨给你增加100美元。’庄总心想，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他非常激动。看来这个HACCP还挺管用。美国客户走了，他下午就坐船从黄岛赶到青岛，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说的时候还抑制不住兴奋。我说：‘好了，从下一期培训班，请你给我们现身说法。’从那之后，每次培训班庄总就到现场讲一讲他的经历，宣传效果比什么都强。”
山东局HACCP培训班一共办了六期，到第五期、第六期，国家局就要求山东局把培训范围扩大到全国的出口水产品企业，但山东毕竟早行动了半年。
宗亮说：“中国的第一份HACCP认证证书是我签发的。那时候连证书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们从美国人那里要了个样本，重新设计，自己制作。当美国水产品法规生效的时候，别的地方水产品进不了美国市场，唯有山东的能进去，美国客户纷纷到山东来订货。这也是羊群效应带动了产业发展，慢慢地山东水产品加工形成了一个产业集群。”
无源头管理源自一次破天荒
山东蔬菜出口一直稳居全国第一，年出口蔬菜一亿多吨。
记者：“从自然条件看，全国很多地方都盛产蔬菜，为什么山东出口蔬菜能做成这么大的产业？”
宗亮：“这里有区位优势，日本、韩国客商来山东采购比较方便，但是，山东的出口蔬菜也是在克服重重壁垒中发展起来的。”
记者：“当年，山东的输日冷冻菠菜受到过日本农残标准的限制。”
宗亮：“那个时候我在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我多次和日本谈判。出了问题就去谈判，每次谈完了之后，握着手说，保证不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于是日本放开市场。隔了几天，又检出农残超标。日本市场又关闭了，日本一封关，我们的蔬菜就出不去，全国各地的企业都在呼吁，让我们尽快想办法打开市场。企业找，地方政府也找，领导就让我们再去和日本谈，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就这样翻来覆去将近两年的时间，把我们折腾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在总局食品局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没完没了的谈判，谈到最后感觉到非常疲惫，有一种很无助、很无奈的感觉，包括日本厚生省的谈判代表也是这个感觉。连续不断地谈判，我们和对手彼此都很熟悉了。在谈判茶歇的时候，双方代表放松一会儿，聊聊天。日本人说：‘姜先生，我们这样谈下去没有意义。你坚持让我们修改标准，可我们厚生省根本无权修改，因为那些标准都是国会通过的。你的产品要想进我们的市场就要适应我们的标准，你的企业不提高农残控制水平，靠我们这样扯来扯去解决不了问题。’日本人说的是真心话。”
记者：“也是大实话。”
宗亮：“其实，我早有这个感觉。回来后，我就向总局领导如实汇报。领导说，那有什么办法？我提出建议，我们从源头抓起。具体地说，就是建立‘公司+基地’的管理模式。”
记者：“‘公司+基地’模式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宗亮点点头：“后来，我们搞了一个《输日冷冻菠菜农残控制体系运行规范》。这在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件事！作为国家部委的质检总局，针对一个进口国，一种商品，制定一部二级法规，这是非常罕见的。法规司打破了立法程序上的障碍，支持我们，总局分管领导葛志荣副局长果断地批准发布了这个规范。”
记者：“只有从一点突破，才能打破僵局，探出路子。”
宗亮：“规范搞出来了，需要找个地方试行。找了好几个直属局让他们推广，他们都没有积极性，感觉太复杂，太严格，没办法实施。”宗亮局长自嘲一笑，“没有办法，我从山东来的，那就在山东推广吧。推广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把机制建立起来了。后来，再到日本会谈时，底气就很足了，我主动邀请他们来看我们的源头管理。”
经过申报和考核，全国第一批有27家企业达到总局制定的《体系运行规范》，当时这27家企业都在山东。2004年的春天，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中日食品安全研讨会”。
“那个会议是由我主持，与会人员有日本厚生省官员、日本客商，也有中国企业代表。会上，有一个日本著名大公司驻中国代表向我发难，他说，为什么这27家企业都在山东？言下之意是我偏向山东。我说，标准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区位的概念，只要达到标准，无论这个企业在哪里都是可以通过的。”
记者：“实际上这27家企业既是试点，也是全国的示范。”
宗亮：“从那以后，日本冻菠菜进口商基本上都到山东去了，国外的客商都把山东当成一个品牌，慢慢地山东蔬菜就形成了气候。”
从“示范区”到“区域化”
记者：“到这一步，您探索食品安全的步伐还是没有停止。”
宗亮局长一笑：“食品安全管理永无止境！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这是食品安全的客观属性决定的。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何时都无法确保食品安全零风险，人们追求的目标是把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用现实的挑战推动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不断创新。”
本来，中国就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从茶马古道到村野客栈，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茶叶、生丝、猪鬃、肠衣出口了上千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入“后过渡期”之后，整个对外贸易强劲增长，国际市场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能，选择了“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这一“中国制造”的软肋，向中国发难。日本、美国、欧盟等进口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食品农产品实施苛刻抽检，我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断遭到国外通报，针对我国食品农产品瑕疵的恶意炒作更是甚嚣尘上。在国外通报的质量安全问题中，约有70%属于农兽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源头污染问题。
记者：“这一次挑战，揭示了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中的深层次弊端？”
宗亮：“这个弊端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各自独立。具体地说，我国实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很难确保食品安全。国外频繁的通报，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解决食品农产品中存在的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黄曲霉毒素、非食用添加剂等问题，单靠检验检疫一个部门不可能完全解决。”
记者：“回过头来看，对食品安全的终端检测、注册管理、体系管理、过程管理、源头管理等多少都带有检验检疫包打天下的性质。”
宗亮：“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创新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2007年6月，我们在安丘市启动了《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试点。后来总结为‘安丘模式’。”
记者：“这个模式新在什么地方？”
宗亮：“新在指导思想，它强调食品安全管理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一把手负总责；把商务、质监、农委、海关、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职能整合到一起；以生产者为第一责任人，履行对消费者健康安全的社会责任。具体地说，就是建立政府主导、科学指导、部门联动、龙头带动、全民行动‘两导三动’工作推进机制，通过健全完善质量标准、化学投入品控制管理、农技推广、检测监控和组织领导‘五大体系’，强化源头控制、过程监管、检测验证‘三道防线’。安丘模式是由市长挂帅、32个部门纳入的庞大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记者（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安丘模式”得到了国家质检总局的认可。2009年10月，总局在山东潍坊召开现场会，向全国推广“安丘模式”，推出25个地区作为首批试点。
宗亮：“‘安丘模式’是个好模式，但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实际情况。全国很多地方不具有山东安丘那样成片的出口基地，特别像安徽这样分田到户搞得比较彻底的地方，土地碎化，基地不成片，流转成本高，很难套用安丘模式。就在推广安丘模式过程中，山东威海乳山市提出他们的思路，得到了当地检验检疫部门的支持。后来总结为‘威海经验’。所谓威海经验，就是以出口农产品食品的质量安全管理为切入点，对整个区域实施规范化管理，确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五无’：在区域内，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产品无公害、出口无障碍、百姓无担忧。各方朝这个目标努力，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形成合力。威海2009年建立模式，2010年农产品出口11.3亿美元，同比增长31%；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增长14%。”
从威海的“五无”，我们想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康德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记者：“显然，这个模式更能够放大到全国。”
宗亮：“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很难推行一个模式，只能抽取这个模式的精髓，各自发挥。我们强调区域化的概念就是局部管理，整体推进。”
记者：“顺着您的食品安全管理理论逻辑，是不是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从克球酚事件中，您认识到，必须用现代工业的理念管理现代农业；从引入HACCP计划，您认识到，抓质量安全必须抓关键控制点；从菠菜风波中，您悟出，必须从源头管理，于是建立了”公司+基地“的出口农产品模式；在山东建立出口农产品区域化管理体系，从‘安丘模式’到‘威海经验’，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区域化管理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治理。可以看出，《初级农产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要求》是您的得意之笔！”
宗亮：“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一个团队，包括山东局党组一班人、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有国家认监委、总局食品局的同志，也包括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同志，这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2008年国家标准委批准了《初级农产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立项。2011年5月12日正式发布了这项国家标准（GB/T26407－2011）。2011年7月，第51次WTO/SPS例会上，我们向与会的WTO各成员方代表散发的政府文件就是《中国食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介绍》。”
让记者了解真相
把一种管理模式上升为国家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来自纯粹的思维逻辑，而是“实践－制订标准－再实践－修订标准”的过程。这是螺旋式上升，是良性的循环，也是理性的力量。
有道是，一部标准胜过十万精兵！
因为手握“精兵”，宗亮局长对山东的出口食品农产品就有了充分的信心，这份信心让他在处理接踵而至的食品安全国际贸易争端时，表现得沉着冷静、游刃有余。
采访中，他讲述了一些处理突发事件的故事。他并不希望记者写出来，但是，记者感到，恰恰是这些故事反映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蕴含着智慧，提供了处理突发事件和应对媒体的经验。
2008年2月，在日本“天洋水饺中毒事件”发生不久，总局食品局李春风副局长从北京给宗亮局长打电话说：“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一家经销商委托民间机构检测，威海输日的鲐鱼敌敌畏残留超标。”他自己即将从北京飞往威海。
宗亮说：“我直观感觉这是日本人在瞎扯，在我们的管理体系中，鲐鱼里怎么可能有敌敌畏呢？但是，我还是马上赶到威海去处理。”
他们在威海会合，首先查看了检验检疫原始记录和工厂的管理记录，当时，宗亮同志就很有把握地说：“没有什么问题，肯定是日本有人在故意制造事端。”
日本媒体指出的“问题鲐鱼”恰好是宇王食品与日本合资的一家企业加工的，产品生产加工过程日方代表始终都在现场。所以，宗亮同志主张采取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当地电视台现场对日方代表做一个专访，把整个生产管理过程对公众讲清楚。
实际上就是让日本生产者向日本消费者喊话。电视专访一播，让日本人自己去判断是非吧！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姜宗亮和李春风在威海刚刚把鲐鱼事件处理完，下午五点钟，总局食品局就接到中国商务部驻日本商务处的电话，说日本正在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可能会公布他们在中国的包子中发现了甲胺磷。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个企业出口的产品。
春风问宗亮：“你估计包子可能是哪儿生产的？”
宗亮说：“有可能也是山东的，因为日本正在集中攻击山东的食品。”
不久，准确消息来了，果然是山东诸城一家企业出口的包子。
宗亮苦笑道：“那怎么办？赶紧往诸城赶。当时已经是晚上六点钟了，因春风局长要赶回北京，我把他送到烟台机场就直奔潍坊，赶到诸城的时间是凌晨一点钟。那时，诸城市市长还在会议室坐立不安地等着我。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诋毁‘中国制造’，弄得地方政府风声鹤唳，出口企业草木皆兵，媒体恍恍忽忽。”
宗亮同志去了以后发现，这仍是一家日本独资企业。到现场，他们才大致了解了一些背景情况。据说，因日本一位老先生食用了仁木包子，感觉不适住院，经日方检测所食用的包子甲胺磷残留超标。针对这一情况，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同一批次的包子还有多少存货。工厂说货都发走了，只剩下8袋样品。
“把8袋样品全部给我封存，由潍坊局派人送样，一份送到中国检科院，一份送到省局技术中心，一份留在潍坊局。三个实验室连夜检测，明天给我出结果！”宗亮局长说，“这就是垂直管理体系的好处。”
第二天一早，他们刚到企业，一批日本记者闻讯赶来，包括《朝日新闻》的记者在内，架起摄像机，堵在工厂门口。当时，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在等待检测结果的时候，宗亮同志说要去蔬菜基地看看，他让企业给他换了车，从后门离开了工厂，来到原料种植基地。这个企业采用的是“公司＋基地”模式，基地是他自家的。看过种植基地，宗亮同志心里有了数。
当日下午，所有的结果都出来了，没有一个是阳性，都是合格的。
此时，从质检总局到山东省政府领导都在牵挂着这一事件。总局主要领导等待一线调查结果，宗亮局长在电话里对总局办公厅的同志说：“请你转报领导，我们有信心跟鬼子拼一次刺刀！”
不久，总局新闻办向国务院新闻办汇报，由国务院新闻办牵头组织日本媒体19名记者到山东现场采访，宗亮局长全程陪同。让日本媒体看了一圈，所到之处完全是开放式的，除了特殊工艺，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让他们近距离真真切切地看，看了以后有一丝怀疑点的，让他们再看一次，看到记者们找不出毛病。这一点，完全出乎日本媒体的意料。临走的时候，他们说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
最后，国新办留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宗亮同志接受一下记者的答疑，实际就是答记者问。
宗亮局长对日本记者提出的问题都做了解释。他说：“我的回答不能算是解释，应该说是公开。我希望让日本消费者更多地了解真相，希望媒体不要误导。什么叫食品安全？我们要把概念搞清楚。你们谈到的，有些现象已经超出了食品安全的界限了，包括天洋水饺事件，实际上那不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刑事犯罪，也就是说，它已经超出了食品安全的范畴。”
接着他介绍了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采访结束，他幽默地向在场的日本记者说了一句：“请各位日本记者朋友，转达我对那位据说因吃了中国包子身体不适的老先生的问候，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已经康复，如果还没好的话，我祝他早日康复！”日本记者会意地笑了。
这番话，得到国新办陪访人员的高度评价：“这话讲得非常经典。”
从那之后，日本媒体宣传中国食品的调子发生了变化，虽没有完全改变，但至少不再是一边倒地诋毁。
宗亮说：“这么多年，跟中外记者打交道，我的体会是，实事求是，跟记者讲真话，让记者了解真相。记者了解了真相，他们自然会传达给公众。记者本身是有判断力的，你越不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会不断地追，不断地挖，不断地捕风捉影，必然会误导公众。当然也有个别记者违背职业操守，断章取义。有一家日本媒体在拍摄采访我的录像时，特地选了我擦额头的一个镜头，说：‘你看，中国官员很无奈！’但绝大部分媒体是公正的。另外，读者也有自己的判断。”
还有一个例子。2008年10月质检总局从日本获悉，日本一女性消费者食用从烟台北海食品公司进口的冷冻青刀豆后，感到不适。经日本方面检测，其食用的豆角中含有高达6900PPM的“敌敌畏”成分，是标准限量的3.45万倍。接到总局的通报后，宗亮局长立刻赶到莱阳，当时企业门口已经全是日本记者。
“你不能不佩服日本记者的敬业精神和速度”，宗亮局长感慨地说。
他们架上设备，用电脑直传新闻。现场如临大敌，在场的当地政府官员和企业代表神情紧张。
宗亮说：“别紧张，没什么大问题。”因为从日本通报的豆角中敌敌畏含量，他已意识到是有人在故意捣鬼，问题不会是发生在生产加工环节。经过现场核实，的确也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敌敌畏污染的可能性。
按照外事管理规定，未经批准，宗亮同志和其他检验检疫人员不能接受日本记者采访。但是，越是回避，记者越是疑惑，于是，他建议省里批准分管市长和企业一道与媒体见面，通报了生产加工及管理情况，事态很快就平息了。
宗亮说：“解决食品安全争端，不能硬碰硬，不能遮遮掩掩，应该多沟通交流。总局和商务部组织了几次到日本的推介活动，加强正面宣传，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山东还邀请了日本消费者协会，一些老太太，家庭妇女，都是消费者代表，来山东感受中国的食品安全。因为在食品消费方面，家庭主妇是很重要的群体。她们实地感受之后说，原来我们吃的中国食品就是这么严格管理的，能不放心吗？”
苍蝇和铁钉的区别
这个问题是从中韩泡菜之争说起的。
泡菜是韩国第一菜。有人说韩国是一个站在菜坛子上的民族。在《大长今》上，我们见识了他们的菜坛子。
2005年10月21日，韩国正式通报我国质检总局并且在媒体公布，从中国山东威海输韩泡菜中检出寄生虫卵。韩国媒体称中国食品安全有问题。
当时，宗亮同志刚从总局食品局调回到山东局任副局长，处理此事的任务自然落到他的肩上。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宗亮局长说“接到威海输韩泡菜中检出寄生虫卵事件的信息时，我们恰好在威海召开全省检验检疫领导干部会议，这事自然也成了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山东局处理这类突发事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当晚，他们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威海局根据韩式泡菜的生产工艺流程和原辅料的使用情况，找出了源头管理（包括辅料）和清洗工序两个关键控制环节，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宗亮局长分析：“韩国人找茬儿未找到点子上。第一，泡菜中的寄生虫严格讲不能算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至多属于卫生问题。食品的卫生、质量、安全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二，中国出口到韩国的泡菜用的是韩国的生产工艺，中国泡菜中存在寄生虫卵，韩国的泡菜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消费者会产生自然联想。韩国炒作这个问题，必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三，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关于食品中寄生虫卵的卫生标准。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或组织要提出一项新的要求，必须事先预告，给予一定过渡期，同时提供相应的检测方法。这一次，韩国没按规矩出牌。”
当时，有人突然提出建议“何不找些韩国泡菜检测一下，看有没有寄生虫卵？”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说干就干！威海通韩国的轮渡每天几个航班，旅客携带物中不乏大量韩国泡菜。
“通知口岸检验检疫人员查扣所有从韩国携带的泡菜！”指令发出后，很快就查获了一大批韩国产泡菜样品。经连夜检测，在产于韩国的泡菜及其同类产品中同样发现了寄生虫卵。
10月30日，一份书面报告直接送达国家质检总局：“10月29日威海局在韩国输入中国的泡菜、辣椒酱、烤肉酱等10种产品中检出寄生虫卵。”
10月31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公布了10种不合格的韩国泡菜、辣椒酱、烤肉酱及相关产品。宣布对自韩国入境的这10种产品停止入境，对已经入境的这些品牌的产品实施强制性召回和销毁处理。
11月1日，央视播出这个公告。当日，日本、美国宣布对产自韩国的泡菜及相关产品下架。
11月2日，韩国SBS电视台播报韩国外交通商部的声明，称中国政府为本国国民的健康着想，对这次韩国食品的检查是很必要的，韩国尊重这次检查。希望与中方以对话方式解决这次泡菜事件。随后，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与韩国对话。
11月3日，韩国政府称“继从中国产泡菜中检出寄生虫卵之后，在一部分韩国产泡菜中也检查了寄生虫卵”。
宗亮局长语调沉痛地说：“通过这一出闹剧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乱局！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政客，那么多学者，那么多媒体，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就跟风炒作。这是最大的悲哀！”
记者：“食品安全应该有一个大概念与小概念之分。”
宗亮：“食品安全是政府和生产经营者对消费者健康安全的一种责任和担保，从大概念上讲，那就过于宽泛了。我曾经作为考试题目出给不同的对象回答，题目是，罐头加工过程中掉进一只苍蝇，是不是食品安全问题？百分之百回答：是。实际上，它是一个食品卫生问题。因为罐头经过高温杀菌，苍蝇的属性就变成了蛋白质，一般不会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危害；如果罐头里面掉进一枚铁钉，无论经过多么高温杀菌它还是一枚铁钉，误食后就会对消费者造成危害，因此它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泡菜中的寄生虫卵与前者类似，属于卫生问题，经过长时间发酵和工艺处理，寄生虫卵并不会对人体构成危害，否则韩国人祖祖辈辈奉为美食的泡菜不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由此，可以看出，韩国把泡菜中的寄生中卵作为食品安全问题攻击中国，是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
记者：“您为什么说当今世界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个乱局？”
宗亮：“我指的是拿食品安全说事儿，许多所谓的标准并不是为消费者着想，而纯粹是为了设置技术性贸易措施。欧盟的蜂蜜标准、欧盟固执地坚持茶叶检测方法就是典型例子。蜂蜜中抗生素含量不得超过0.1ppb，相当于一个标准的游泳池装满水，滴入一滴抗生素，就算全部不合格。按这个标准，欧洲市场的许多矿泉水都可能不合格。中国人喝茶喝的是茶汤，检测农残应该用茶汤法，但欧盟要求必须把茶叶研成粉末检测。”
“日本的情况也很明显，我曾经应邀在日本的大阪和东京做过两次演讲，都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对一部分农用化学品设立了严格的限量，其余的按一律标准‘不得检出’。按照这个逻辑，一旦检出就视为不合格，毫无疑问，这是无限度的盲目放大了食品安全概念。我说，你们日本有几个消费者知道ppm、ppb是什么概念？老百姓只知道合格与不合格。按你的标准，一旦检出就是不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安全，不安全就不能买。”
“你定了这个标准，就意味着大量的安全产品被打上”不安全“的标记，接着是退货、销毁。销毁本身是对资源的浪费，又有谁计算过焚烧货物对地球的污染有多大？你制定出那么多苛刻的标准，逼着供应商一次次进行检测，造成了检测实验室残留液对地球二次污染，这不同样是对子孙后代犯了罪行吗？”
“我讲过之后，有位在场的中国朋友说：‘讲得好，太解气了！’我说，不是为了解气，我们要讲道理，讲科学，打着科学的幌子搞标准，那是伪科学！外国人攻击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中国政府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决心是大的，成效也非常显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了这么多办法，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在联合国发言是有底气的。”
采访过程中，宗亮局长陪同记者吃了一顿简餐。他一直在说，记者一直在记，舌尖上只留下思想的韵味。吃了什么，完全没有在意。
包河因包拯而得名，包拯因无私而著称。包河出产一种特别的莲藕，特别之处就在于藕中无丝。可惜，水质污染，这种无丝之藕早已绝迹了。
也许，无丝之藕以自己的灭绝在无声地呼吁，食品安全生产者和管理者都应该树立无私之心，负起社会责任吧！
采访手记
在技术上，他是高级工程师，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青岛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客座教授。主持完成“进出口食品安全卫生监控体系的研究”、“出口农产品风险预警及食品安全卫生监控体系的研究”、“中国现代出口肉类官方兽医体系建立及应用”、“中国现代出口蔬菜食品安全体系建立及应用”等研究项目。著作有《韩国食品安全法规与标准译编》（2004）、《欧盟食品卫生与官方控制新要求》（合著，2006）、《＜初级农产品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要求＞理解与实施》（主编，2011）、《花生中黄曲霉毒素的污染和控制》（合著，2012）。
采访中，宗亮局长没有谈及个人发展。记者搜索百度资料得知，他先后担任山东商检局副处长，潍坊商检局副局长（正处级），山东商检局处长，青岛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山东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其间曾任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安徽检验检疫局局长。
这种以学术为根基，不放弃专业追求的“学而优则仕”，正是作为技术执法的检验检疫部门很多领导干部的共同写照。
《中国国门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