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胡锦涛对经济特区提出的5点要求中，“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为推动科学发展探索新路”成为首当其冲的要求。
无论是城市还是企业，都正在经历转型期的深刻变革。多年的改革经验使人们普遍意识到，能否高质量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关系到中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之路，并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命运。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改革，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层博弈。复杂之处还在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决定成败的历史周期。
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是中国一场新的、不得不进行的艰难转身。
——编者
解读未来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专访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张建君教授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一词之差，昭示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后者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问题。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和企业无疑是执行层面的两大主体。但问题是，地方政府刚性动力不足，而企业也存在诸多实际困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在哪里？中央提出要在“加快”上做文章，如何才能破解这一难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实过程中，怎样才能让政策落到实处，避免做表面文章？为此，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张建君教授。
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中国未来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在完成着一个巨大的跨越，这种跨越您怎么解读？
张建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此前，中央强调的一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长”与“发展”一词之差，昭示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的是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后者则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问题。
最近几年社会问题频发，如收入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污染、各种资源的浪费等，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积累的矛盾不断出现，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经济谈经济已不能解决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这是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原因。不过，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是事关国家社会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中国未来10到20年经济政策的主旋律。
2010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加快”，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我认为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加快”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在2007年前后，我们主要应对和解决的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们是对自我，也就是对内部的经济结构与经济矛盾的一种自我调整。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和全世界都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在这个冲击面前，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暴露出了一些局限和弊端，中国在谋求转变，同样世界各国也都在寻找出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了在下一轮世界经济大潮中的地位。
中国质量万里行：从公众容易理解的角度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是什么？
张建君：简单说就是两个“推动”。一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既要在新兴能源、生物、空间、电动、核技术等领域形成新的产业主力军，又要加强自主创新，改变中国企业处在产业链价值低端的局面；同时，推动劳动力从单纯的农业、工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二是实现社会事业与经济成就的协调、和谐、平衡发展。
中国质量万里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在中央政府提得非常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未必积极，有些只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
张建君：我个人看法，主要问题在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样一个矛盾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要进一步提出比较有系统性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规划，把这个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状。
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初级和中级阶段，进入中后期的新跨越阶段，这一阶段在经历了重化工业和新型工业的道路之争后，中央最终定调选择了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什么？
张建君：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推动。
对中国来说，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路在何方？有这样几个制约因素：
中国是后发国家，一直是拷贝西方，进行追赶型增长，由此在现阶段，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走，人们普遍缺乏预见性，我把它称之为“突破前的困惑”。
中国的人才瓶颈非常严重，既缺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更缺创新型政府的服务人才。
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为了短期效益，盲目扶持投入小见效快或者投入巨大、规模巨大但产业传统化的项目，这就制约了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需要强调的是，所谓新型工业是“有中变优”，不是“无中生有”。举个例子，通过对传统铁路产业向新型高铁产业的升级转型，形成了铁路产业的振兴，这是多么大的产业！现在是铁路技术的革命性时代，目前中国铁路运营还不到8万公里，而美国运营铁路27万公里，如果用高铁替代传统铁路产业，将使中国经济整体提速。所以，新型工业的“新”，不一定都是大的技术变革，也可以是小的技术改造。
不过，通过“有中变优”实现更新换代，事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产业，是国家产业结构的主体构成。比如汽车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能不能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关键看能不能抢占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制高点。否则，10年后，中国汽车行业就将面临严峻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局面，更不用说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国际苛刻条件了。
再比如说农业的制种产业，这是农业结构调整最有希望的一个推手。当前，在制种产业，中国多是次级代理和再代理，制种产业都抓在美日等国手里。实际上，中国地域广阔、物种丰富，地理带分布齐全，这十分有利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中国产业育种。所以，中国的生物技术需要新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更有效地突破。
现在，中国模式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关键期，中国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一定要考虑网络、生物、空间、新材料等新兴技术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只有这样，在世界转型大潮中，才会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形象、中国的标志，才会有中国代表性的东西。
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安身立命”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怎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真正落地并迅速开花？
张建君：对政府各级部门而言，一要深刻领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紧迫性，要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本质，要意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了只有依靠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要深刻把握理论精髓；各级领导干部依然要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再学习、再认识、再调研，体味其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义和影响。
二要改变中国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估体系，要去掉“惟GDP”论的官场陋习，使各级政府官员能真正从推动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产业规划，经济政策调整，以及各种各样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政策的制定，要鼓励既有产业的升级转型，要大胆引入新兴产业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要关注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生态安全的产业布局。要立足长远，统筹考虑城乡布局和一体化发展，不要追求短平快，盲目制造GDP，如果官员头脑中的GDP少一点，转型的步伐就会快一些，要多做一些基础性和长远性的工作。
三要把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统筹考虑，要从各项政策和民生角度考虑，要凝聚百姓智慧，谋求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切实解决好百姓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这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突出标志。如果民生问题、群众利益被忽略，盲目追求政绩，引进华而不实的项目，如开发具有明显利益导向的有些房地产项目，引进具有地方利益导向的项目投资，这都可能会制造新的矛盾，设置新的障碍。要把经济增长和社会优化作为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二者不能失之偏颇。
四要加大中央部门和联合小组对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督导、调研，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推动各省、各地区加快转变，要通过调研、工作检查、专家学者研究，使之落到实处。“积之3年，必有大效”。如果宣传多、调研少，甚至没有有效的督促、奖惩来推动，政策就有可能“雷声大，雨点小”，使中国经济模式的全面崛起失去历史性机遇——全球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都在进行发展方式转变，谁走在前面，谁就是下一轮产业大潮中的领军人物。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企业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落实？
张建君：对于企业来说，一是要有吃螃蟹的勇气，大胆将技术、资金、人才、物力向有利于技术突破的领域投入，要以“有舍有得”的理念实现自身领域的产品更新和技术突破。
二是奉劝中国的企业家，要从资本运营、房地产景气的投资理念中实现转型，把技术研发作为最重要的投资方向，如工艺改进、功能创新、产品、组合创新，从小的技术创新转向大的技术创新，建议企业家关注模块化生产的产业化分工新趋势，无论是有形的产品还是无形的服务，都有更为专业的精神推动企业的进步。对内，“模块化”，技术服务精深化、标准化；对外，要实现技术的有效突破，产品创新。
三是建议企业家一定不要过度迷信市场，迷信市场的暴利，迷信市场的利益导向——行业利润的平均化是市场的基本法则，经过一定时期的市场竞争和产能的调整，利润会比较均衡地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只要在本行业做到最好，就能获得较为长久持续的利益回报，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要在本行业长期坚持、投入，升级发展，不要盲目地追随市场导向——创新和转型发展是企业进步的灵魂，企业要自主创新。
中国质量万里行：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变，转变得怎么样，从效果上看，如何判断？
张建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落到实处，不仅要看政府和企业，也包括百姓生活图景的完善与和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否成功，就看能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安身立命”；使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使政府“既注重经济发展，更注重社会优化”。
中国质量万里行：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您觉得还有哪些是必须要强调的重要因素？
张建君：对中国来说，还要做好金融和农业两篇文章。在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中国需要熟悉国际原理与规则，做好应对进一步全球化的准备，实现中国金融业的转型升级。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有美国的次贷危机都说明这一点。21世纪，金融稳定才能经济稳定。
农业对现代化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但因为是人口大国，所以才是农业大国，这样的逻辑关系，说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位置。所以，农业现代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两篇文章做好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有了很可观的内容。其中还要加大对金融和农业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跨国人才的培养。
谨防党政一体化的政治弊端
中国质量万里行：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频发，既要求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您认为政治改革应重点从哪里着手？
张建君：各级党组织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要找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劣势，而是要发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成功经验。事实上，中国党政双重结构的宪政模式具有极大的优势，有利于激发社会群体的集体创造力，有利于形成社会稳定的框架结构，有利于形成党政互相制衡、相互监督、相互推动的政治权力形式。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今天，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党对自身民主制度建设的滞后，组织建设的弱化。
中国党政制度的优势如能发扬光大，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就有了保障，中国模式就是可期待的。但怕就怕在，中国政治体制仍然走在党政不分，党不管党的路子上——党的各级一把手失去党内民主监督，从而造成政治体制的腐败和动力机制的丧失，这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要谨防党政一体化的政治弊端。
中国质量万里行：您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否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
张建君：这里首先要考虑的是，如果有模式，那中国模式为世界带来了什么？
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工业化的束缚，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标志性成果，相对来说整体水平还比较低。如果说模式的话，譬如社会生活模式、社会制度的改革——它应该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就像瓦特发明蒸汽机，爱迪生发明电灯，比尔·盖茨发明windows操作软件一样，能以产品和服务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严峻的全球挑战。所谓中国模式，不是我们为世界提供所谓模式和成功经验，而是要发现自我不足，循着既往发展的内在逻辑，寻找更好的全球化发展对策。所以，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中国模式升级转型的重大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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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的三次变迁
重温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的“速度和效益兼顾”到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再到2007年“十七大”上提出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萧 峰
“速度和效益兼顾”
1984年4月30日，特区深圳。当地标志性建筑国贸大厦主楼封顶的时候，比预计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工程师罗君东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他说：主楼开建后，先是7天建一层楼，后来速度提升到5天、4天一层。自第30层，则开始持续以惊人的3天一层的速度盖楼。而当时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层，美国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层楼。
“深圳速度”自此叫响。不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标语就贴满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也就在这年的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学者叶杨分析，深圳创造的“深圳速度”，当年作为一个高速度高效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而深入人心，其时代意义在于它不是建立在高指标、国家大量投资、行政命令、人海战术等方式的基础上的，而是积极运用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结果。
而彼时，由于受长期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权掌握在国家计划中，资源配置不按市场规律，导致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甚至，姓“资”姓“社”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两相对照，“以80年代国企的普遍不景气为标志性事件，1985年之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转变，‘速度和效益兼顾’成为响亮的口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次转变。”中央党校教授张建君分析。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九五”计划期间，中国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命题，成为经济政策新的主旋律。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长机制看，有粗放型和集约型之分；从增长路径看，有外延型和内涵型之别。两者是有机联系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源自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实行在1959年党代表大会通过15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后，发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但增长质量很差，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即增长方式有问题，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60年代开始，苏联每个五年计划都包含转变增长方式内容，但是，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转过来。
中国上世纪60年代后期，由留苏经济学家刘国光等引入此概念后，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讨论，但在政策上并没有实际举措，直至“九五”计划。国家计委拟定“九五”计划时提出，中国经济的大问题是增长方式问题，要从外延、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内涵方向转化。中央吸取了苏联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教训，在制定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完善了计委的提法。
吴敬琏分析，前苏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一直没转过来，主要是体制问题。所以中国“九五”计划中提出了两个转变，一是增长方式转变，二是体制转变。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据经济学家胥和平统计，当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时，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0年为36.4%，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高污染和低效率。胥和平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因此，在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生产扩张与资源消耗、生产规模与环境恶化之间的正比例关系，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得到转变，相反，生产越扩张，就越是激化了这些矛盾。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04年到2005年，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争论——中国未来应该走重化工业还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初级和中级阶段，进入新跨越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主张重化工业道路者认为，以重化工为重点投资热潮，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结构也要向重型结构转化，中国工业化必须补上重化工大发展这一课。这是基本沿袭了过去两个世纪对工业化理解的一种思路；而主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者认为，中国应破除“GDP”崇拜，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发挥后发优势，以人为本，着重发展“绿色GDP”、“轻型GDP”。
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最终决定：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从“十五”来看，政府作为调整的主体，动力不足。财政收入、政绩考核，都决定了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
吴敬琏举例说，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同样，深圳是信息中心，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但深圳反思其发展道路时，却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
“中央和地方看到的当然不一样，”张建君为本刊记者分析此间的微妙之处，“中央看到的是全局，地方看到的是局部，自然感受差别很大。”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中央深化了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认识。但长期形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成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因素，消费、投资、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不协调，分配不够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没有转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内涵来看，与以往不同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社会优化与经济增长提到了同等重要的高度。”张建君认为。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认为，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以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这是经济理论的一个飞跃。其既消除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误区和理论缺陷，也阐明了发展中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应选择怎么样的发展方式的问题。
“十七大”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两个坚持”和“三个转变”的基本思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权衡研究员分析，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由外延型为主向内涵型为主转变。他说，在发展经济学上，前者以推进经济向广度发展为特点，而后者以推进经济向深度发展为特点。这两种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但现实的经济发展中一般既有外延成分又有内涵成分。中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自主创新。
自2007年“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至今已有三年时间。从今年2月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及9月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对特区要求的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为推动科学发展探索新路”来看，中央党校教授张建君分析，中央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也意味着过去三年里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并未达到高层的预期。
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又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层博弈。复杂之处还在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决定成败的历史周期。
因此，中国正在进行的必定是一场伴随阵痛的艰难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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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持续转型的“密码”
华为集团一位高层人员日前在一次会议上接受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采访时表示，华为的成功路径是和中央高层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契合的。华为自觉、正确和高质量地持续“转型”，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石中远
作为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华为现在越来越被视为“中国制造”的新标杆。从一家代理交换机的小小民营公司，跃居电子信息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史，华为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早在2008年，《时代周刊》曾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获此殊荣的中国公司只此一家。华为如何打赢一场场战役的那段往事，将载入中国现代公司成长与发展的史册。
华为用事实证明，此赞誉并不为过。在金融危机并未走远的2009年，华为交出了年销售收入1491亿元人民币，利润增幅达132.8%的完美答卷。
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2010年，华为再次以骄人的业绩创造了奇迹：超越两大国际巨头阿尔卡特朗讯和诺基亚西门子，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移动软交换和固定软交换市场份额全球第一；2009年国际专利申请全球第二……
华为辉煌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
1988-1990——第一次转型：义无反顾投资科研
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年，44岁的任正非创办了华为公司。
华为成立之初，主要业务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华为公司有了一定的资金储备。
这时候，华为面临的选择是，或者继续做代销商，或者自己做生产商。任正非掌舵的华为最终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技术自立的、发展民族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这可谓华为的第一次转型。很多人不理解为何华为公司放着唾手可得的钱不赚，却去劳神耗财地搞科研，“实在太傻了”。要知道，当时任正非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阳台上做饭。父母通常在市场收档时去捡菜叶或买死鱼、死虾来维持生活。
和很多行业一样，通信行业的基本游戏法则是，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战略高地。不过，很多人多年后才真正体悟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正价值。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华为义无反顾地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发，投入强度一直保持在利润额的10%以上——这样的大手笔在中国品牌企业中几乎无出其右者。
时至今日，在华为的95000多名员工中，有40000多人从事技术工作。华为的科技含量可想而知。当然，背后的辛酸对一直低调的华为来说，似乎不足以对外人道。直到2001年，联想的杨元庆慕名来华为参观时，表示联想要加大研发投入，做高科技的联想——已专注研发10年的任正非才禁不住感慨：“研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要做好投入几十个亿，几年不冒泡的准备。”
1990-1996——土狼时代
从1990年到1996年，是华为集中在国内市场打拼的时期，这一阶段被广泛誉为华为的“土狼时代”。实际上，这也是华为追求“规模与效益兼顾”的时代。
据经济作家王育琨观察，在这期间，华为采取了高明的“间接路线”市场战略，经营出令竞争对手侧目的客户关系。这是华为历史上最奇绝也最富争议的一招。
其时，华为与各地电信局组建了许多合资公司，如沈阳华为、成都华为、安徽华为、上海华为等。但这些合资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个空壳，与通常意义的合资企业使命迥异——这些企业的作用只是签单走账。甚至，当地运营商和政府投资合资公司的资金，都可以先由华为垫付。这样的好处是，既促进了华为的销售，又疏通了其长期客户关系。并且，这种利益捆绑还能在企业危机时发生微妙的作用。用一体化的经济体固化与客户的关系，既保证了客户的自然与坦然，又保证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与之配套的是，华为对客户的服务也一直堪称“到位”。其销售人员甚至能把客户诸如亲朋好友的生日、乔迁等信息资料，记得比客户本人都清楚。以至于当时连华为的竞争对手都叹息：难怪三流的华为能做出一流的市场！
在人才方面，和很多公司不同的是，华为一直十分喜欢应届毕业生。某大学一个无线电专业班30名学生中有25名被“端”到华为就是一时佳话——原因很简单，只因应届毕业生是一张白纸，可塑性强，有激情。
任正非曾经对土狼时代的华为精神做过经典概括。他说：“发展中的企业犹如一只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企业要扩张，必须要具备狼的这三个特性。”
那时，任正非宏大的理想与煽动性的语录口号、运动式的内部交流方式，成为艰难环境条件下华为拓展生存空间最有效的方式。两年之后的1998年，《华为基本法》诞生。
1996-2004——从本土化到全球化
经过近10年的积累，华为的底气渐渐充足。1996年，华为拉开了从本土化向全球化公司转型的序幕。
但一直到1999年，近3年时间里，华为参与国际招标的结果却是从屡战屡败到屡败屡战。在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如美国休斯公司、IBM公司、贝尔实验室和惠普公司等接触的过程中，华为人渐渐意识到，在国内赖以打天下的“土狼文化”、《华为基本法》，无法与全球化的大公司形成很好的对话：为客户创造价值是企业的最大使命，华为必须遵守世界通行的商业价值观和一系列标准流程和制度以保证企业使命的实现。
华为又一次开始了痛苦的文化裂变，而跨国巨头也同时在改变甚至重塑着华为。跨国公司的巨头们考察华为是不是具有长期发展的潜力，他们关心公司的业务流程、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员工福利、劳工待遇等各个方面，而且还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资质认证。
1998年，痛下决心的任正非正式聘请IBM为IPD（集成产品开发）提供咨询，打破了华为以部门为结构的管理模式，转向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咨询费高达数千万美元。
之后直到2001年，华为派人到各个国家做市场，积极参加各种展览会，并大力地邀请客户来考察华为，以期树立中国的高科技以及公司自己的品牌和形象。
但真正彰显价值的还是那笔数千万美元的咨询费。2002年，已“懂得规矩”的华为请BT（英国电信）对其管理体系进行认证，做了2年。华为人注意到，对方来考核时，技术并非是首要考虑的，而管理体系、质量控制体系、环境体系等才是最重要的——要华为保障对客户交付的产品的可预测性和可复制性。BT的考核还包括对华为合作伙伴的运营和信用的考核，对华为的供应商的资信审核，甚至还包括对华为的人权（诸如华为给员工提供的食堂、宿舍等生活条件，对华为的供应商为员工提供的条件也予以关注）状况的考核。
最终，2004年，BT才把华为列入他们的可以参与角逐的名单中。又一年之后，华为终于挤进BT21世纪网络供货商的短名单。
这一阶段，堪称华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期。这段经历，也让华为人意识到，产品看上去好像比试的是技术和产品的性价比，而实际上考量的却是质量保证体系。
逐步悟得真谛的华为在2003、2004年间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动作：
2003年3月，华为与3Com达成协议，组建合资公司。当年，华为全球市场销售突破300亿元人民币，其中，海外销售达到10亿美元，增长约80%。
2004年2月，西门子和华为正式宣布成立TD—SCDMA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中，2/3的员工来自西门子。同样是2月，华为增持300万股香港电信运营商SUNDAY的股票，使持股比例从原来的4.91%上升到5.01%。华为此举是为了获得向SUNDAY销售3G设备的稳定业务。这是华为出征海外市场以来在3G方面第一次有所收获。
2004年5月，华为耗资1000万元收购宏智科技在湖北、青海的boss项目及湖北、青海、新疆的bi项目的已签合同和全部知识产权。
有趣的是，名噪一时的“思科诉华为”侵权官司，也在2004年7月以和解告终。这场诉讼被媒体喻为一出为华为量身定做的“活广告”，在国际市场上原本默默无闻的“中国的华为”变成了“让思科畏惧的华为”——华为在国际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的时代真正开始了。
2005年至今——从单纯“卖盒子”到“卖整体解决方案”
《华为的世界》一书作者、IT经理世界首席记者冀勇庆一直跟踪关注华为，在他看来，华为快速成长的最大秘密是——尊重技术的力量。因为华为的战略重点就是以技术为本抢占制高点，几十年如一日地强化研发力量。
但实际上，很难用一句话来涵盖华为。譬如“思科事件”，华为的收获是：在中国商业文化、法律体系、游戏规则中成长起来的华为，从管理、技术、文化等方面开始不断修正自己，有了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善于思考总结、举一反三，这是华为的可怕之处。
更可怕的是，华为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断地修正、转型。而且，修正、转型的质量极高。
2005年10月，华为在2005中国国际通信设备技术展览会期间，宣布“华为inTouchLab体验中心”正式面向全球运营商及业界合作伙伴开放，并推出“inTouchLab合作伙伴计划”。华为此举不但为电信增值业务价值链的成熟添上了一把火，而且也显示出，电信制造业将重塑自身定位，在电信增值业务价值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由原来单纯的“卖盒子”，逐步向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角色转变。
这也是华为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华为已经意识到，低成本与差异化早已不再是制造业的两大竞争利器，制造业的新趋势是要向着提供更多包含服务的整体产品或整体解决方案来打造竞争优势。
总裁任正非曾说过，华为固守通信设备供应商的身份，不从事通信运营。但是它的产品和服务，却已经深深地切入了运营商的所有细枝末节。包括基站系统、运营系统、信息化管理等在内的所有运营商的系统建设、维护和管理，所有备件和关联产品，各种各样的软件、芯片与服务，华为都可涉足。
在2006年的北京国际通信展上，华为重点展示了涵盖移动产品、固定网络产品、光网络产品、数据产品、无线终端产品、业务与软件等全面的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链的这样一种深度延伸，也使得华为对运营商系统的所有问题和环节，都了如指掌。在这样的整体解决方案中，运营商成了一个壳子，华为成了内容提供商。运营商的任何一种延伸和扩展，实际上都给华为创造了新市场。而且有些时候，华为更能为运营商点拨或铺设增值的新途径，为它们主动创造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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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一个城市的转型样本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是要在极大丰富民众对物资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满足人作为城市的主体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提高人的生存环境和质量。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彭路遥
在9月份中国质量万里行湖南记者站承办的“质量兴湘万里行”走进株洲采访活动中，记者了解到，株洲近年来在“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方面做出了颇多有益的探索。
2010年8月14日，湖南株洲市市长王群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转变发展方式 构建“两型”城市》一文，对株洲市的全面转型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文章指出，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要在极大丰富民众对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满足人作为城市的主体对生态环境的需求，推进城市向着本义回归，不断提高人的生存环境和质量。
此时，距离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过去了近3年，距离“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过去了12年多。经过多年的不间断实践，株洲市上下已经达成了共识：城市是发展经济、承载资源、改善民生、创造文明的主体，城市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主阵地”和“总抓手”。
新型城市标本：“宁可牺牲GDP，也要青山绿水”
“长株潭城市群”是长沙、株洲、湘潭的简称，其中株洲市是“长株潭城市群”中工业基础最强的城市。但现在株洲正逐步淡化“重化工业”的帽子，着力向产业低碳化转型。
株洲的定位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宜居城市”。在产业规划上，强调工业特征；在发展趋势上，强调现代文明；在人文环境上，强调生态宜居。这一定位，契合区域融合、尊重历史现状、顺应发展趋势。由此，株洲的生态宜居不仅是自然生态，而且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和谐统一。
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在“长株潭”调研时，对株洲的这一城市定位高度评价，认为“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对于总结我国前30年的城市发展经验，研究下一步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多年来，从湖南省委省政府到中央及各部委，无数人在密切关注着株洲的改革，株洲的改革也被赋予了颇多“标本意义”。
“两型”城市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效率提升、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相统一的质量效益型发展理念。株洲的突破是从观念转变这个切入点上率先完成的。记者注意到，湖南和株洲的媒体对于株洲的改革理念、转型探索丝毫不吝笔墨，而株洲改革的筹划者、倡导者——以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为首的领导班子成员，不少都亲自执笔，直抒胸臆。
市长王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株洲转型的理念：新账不欠，旧账要还，宁可牺牲GDP，也要青山绿水……
在湖南，株洲现在已是公认的最美丽的城市：城市绿化率达到50%；成功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正在创建国家交通管理模范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到具体行动
株洲市委书记陈君文曾撰文对城市与产业的关系做过精彩的评述：城市与产业，就是躯干与血肉的关系，以产业发展支撑城市发展，是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由此，株洲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是：发展城市产业，重点要发展二、三产业，坚持“三个并重”：工业主导与三产繁荣并重、提升传统产业与发展新型产业并重、壮大园区经济与促进全域发展并重。
为了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株洲还以“产业集聚化、工业园区化、园区低碳化”为目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3年投入800多亿元，实施了1000多项技改项目，推进了45个已被列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库的重点项目建设，同时近两年关停123家污染严重的企业，淘汰落后生产线113条，推进节能减排。
期间，市委书记陈君文反复强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能喊口号，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具体项目上。要通过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和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为了帮助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打开土耳其市场，陈君文曾亲自带队率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徐宗祥一行，访问土耳其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两市，加快项目推进。
南车集团公司拥有世界最大的电力机车制造基地、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功率内燃机车及柴油机的研制能力、中国最早的中高档铁路客车研制基地，作为拥有轨道交通电传动装备核心技术的领先者，曾参与中日韩竞争美国高铁项目，其高新技术对于中国高铁产业代替传统的铁路产业，推动全球铁路、技术、产业的调整，具有极大的作用——在既有的产品基础上创新，以技术创新作为龙头，使传统的产品不再传统，传统的产业不再传统，这无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精髓。
产业园区化：避免盲目扩张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在株洲布局了云龙示范区和天易示范区。株洲市再次抛出了大手笔，坚持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动这两个示范区实现率先突破。他们对示范区的规划标准也颇有气魄：以国际化的视野规划示范区未来，按照“传承历史，操作现实，留白未来”的理念，邀请世界知名规划设计机构参与示范区规划设计。
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了解到，其中云龙示范区的建设目标是，成为“生态宜居城、旅游休闲城、科教文化城”；天易示范区的建设目标是，成为“生态工业园、创新科技园、生态宜居区”，以成为能够具有国际影响、国内示范的“两型社会”建设先锋区。
2008年，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后张建君教授在经过实地调研后，评价：湖南“两型社会”是有规划、有步骤、有目标的，避免了城市的盲目扩张、浪费公地，使长株潭产业分工比较明确——这值得很多城市借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有“统筹”，不能拍脑袋，示范区工业和农业的园区化，使工业强者更强，农业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甚至标准化——既避免了没有竞争力的小农经济，又使农业为地区提供了供应能力和竞争能力。
城乡统筹：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而影响公平和发展的最大矛盾源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众所周知，中央11个“1号文件”都是针对“三农”问题的，也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缩小城乡差距。而这一问题是否解决关系到能否科学发展，能否构建和谐社会。
兹事体大。
但遗憾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差距非但没有能够缩小，还有扩大之势。据测算，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了1：3.3以上。
对于这一难题，株洲市把握和用好了建设“两型”城市的机遇，办法就是改革创新。为此，株洲重点在城乡统筹、土地利用、投融资、城市管理等领域积极探索、率先突破。按照“三变、六化、一增加”的思路，纵深推进城乡统筹改革。
“三变”即农民变市民、村庄变社区、土地变国有；“六化”即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产业发展集聚化、社会保障同城化、社会管理社区化、土地利用集约化；“一增加”即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思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更重要的是，株洲市还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土地向种养大户集中，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耕地流转——记者获悉，这被誉为“株洲经验”，已在湖南省推广。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很好地兼顾了农业的城镇化发展的统筹发展思想，通过道路的统一规划，交通的统一配置，通讯的统一整合，信息统筹，城市的基建超前规划，资金、资源、人才、物流、信息、技术的互通有无，加速了人员流动，使生产要素进行更通畅的交流。
有专家评价，株洲经验已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由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经济强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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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转身
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念短期内并不容易改变；而带有临时性、强制性关停并转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做法，也由于企业的生存需要，而具有随时恢复再生产的可能。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今年9月，两条热点新闻引人注目：
一是随着“十一五”末期的临近，尚未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浙江、江苏、河北、山西等地心急如焚，纷纷出台严格调控措施，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纷纷采取强制性限产、限电措施，甚至累及居民用电。
另一条新闻是，湖北武汉市场上假冒水泥泛滥，源头来自于鄂州一些县市中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被强制关停的小水泥厂。
两条新闻的共同点是，都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关。“限产限电”暴露的问题是，很多政府部门依然没有改变“GDP至上”的政绩观和发展理念，所以各地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规划并没有把“节能减排”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更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而假冒水泥折射出来的是，在以强制手段关停小水泥厂的同时，政府并没有做好相应的服务、引导工作，妥善解决它们停产之后的生计、善后问题，政府职能从发展型向公共型转变任重道远。
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面临的困难的一个缩影。
——挑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中央推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除了解决国家长远的经济出路外，还直接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突出矛盾，如区域差距、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等。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形势来看，伴随着传统的经济模式走到尽头和社会矛盾的凸显，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改革及政治改革已经进入了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决定成败的历史周期。
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改革的动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重大的利益关系调整。过去30年，在投资主导的基本格局下，财富主要向资本集中，向企业集中，劳动者的工资相对较低，从再分配来看，总体上这些年社会(居民)的收入不断下降，而政府的收入不断上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短期看，不改革日子照样风光，改革还会得罪既得利益群体，反而要冒风险。所以，垄断行业改革、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物业税改革等，就被一直拖了下来。
学者黄靖曾撰文指出，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社会问题，皆因分配问题而起，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不断作大的特权利益和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必将迅速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导致社会动荡。令人担心的是，据统计，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DP比重，10年左右下降了14个百分点。
改革的动力不足，还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不足与公权力异化。这在频频见光的社会问题方面最为明显，如近年来的三聚氰胺事件及三聚氰胺重现风波，黑砖窑问题，欠薪屡禁不止问题……一旦问题足够恶劣，高层必严令查处。而有关部门通常的说法就是“严查背后的腐败”。问题是，在个别官员的腐败查出之后，同样或类似的问题总还会冒出来，甚至形成了“治理、重现、再治理、再出现”的循环过程。
另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理解上出现了偏差。譬如，中央政府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政策，但一些地方政府的理解往往是提高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而这会导致政府对高资本密集度项目的偏好，反而对经济结构调整不利。
在他看来，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其实更像一个公司，有很大的投资盈利冲动，而这种冲动长远来看，极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失衡。
——约束——
目前地方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特点非常突出：一是当前经济总量仍然是许多地方政府追求的基本目标；二是扩大投资规模仍然是各级政府致力的重点任务；三是土地批租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相当大；四是上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化工业项目仍然是许多地方政府突出强调的。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地方政府的动力不足问题，学界的共识是，重在体制机制创新。例如，投资主导的发展方式与当前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城市化进程滞后与城乡二元体制直接相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与现行教育体制、研发体制、财政投入体制直接相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和相关的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低碳经济发展缓慢与现在的制度安排滞后直接相关等。
中央党校教授张建君表示，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方面，除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之外，也要很好地关注我们国家经济政策、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样一些调解性手段协调运行的机制问题。不能经济政策就是经济政策，法律手段就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就是行政手段，各自封闭运行，在这些政策之间，就是经济政策、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之间要有配套结合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能够保持政令畅通、法令有效，政权的威信能够提高，能够使一些好的战略举措落到实处。
除此之外，很多学者还认为，应该在“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约束性目标，以刚性要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
譬如，“十二五”期间，要求在形成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收入分配格局上取得重要突破，最终消费率要从现在的49%提高到55%以上，奠定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一体化，解决好第二代农民工问题，防止出现第三代农民工。同时，把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到3：1以内；要求城市化率从46%争取达到51%〜52%，奠定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格局，服务业的比重5年后就可能提升到45%〜46%；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公共服务投资增长速度不得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要求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企业研究开发经费要达到3%左右，同时，除节能减排有重要约束以外，还要形成资源环境价格的形成机制、碳交易体制机制等。
专家表示，这些刚性指标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GDP”竞赛，迫使政府部门担负起引导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职责。
事实上，从目前中央政府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自上而下”的推动来看，政府不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很难转变。过去，中国将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攻坚的重点和关键曾提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
不过，严峻的形势下，以政府转型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将是最好的突破口。
专家提出，这就需要建立有利于国内的政府体制。比如，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加强消费市场的政府监管职能，加强财政再分配；需要打破行政主导的城市化，把发展城市圈、城市群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破除城市圈、城市群的行政壁垒；需要形成城市支持农村的政府间合力；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及创新低碳经济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
——选择——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落实得如何，执行的质量如何，怎样保证？
姚洋认为，民主化是地方政府可以主动选择的一个重要手段。民主化最根本的是民众对公共事务、公共政策的参与，包括对市场的干预进行辩论和协商的过程。
不过，民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姚洋强调，所有的改革和政策如果都是公开透明的并有公众的参与，就容易偏离方向。但是在最低层次上，民众参与可以遏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政府有时和公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政府永远不如公众自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所以，要让民众参与决策进程，有畅通的表达诉求渠道，应该以制度的形式保证公众的某些参与权。
如果政策决策过程有公众的充分参与，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会这么大，姚洋认为，民众如果能参与政府支出决策的话，就不会让政府干涉、参与太多的经济投资。
权衡则表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更现实的主动选择是，以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公共需求为主线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譬如以公共利益为目标配置国有资本。权衡认为，近年来社会上经常讨论的“国进民退”问题是一个表面现象，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在于国有资本应该主要配置在哪些领域。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不应当主要以盈利为目标，而是应该主要以保障公共利益为目标，这样才能比较有效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国民收入提高，由此推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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