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实力，关系着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力。当“质量月”来临，当国家《质量振兴纲要》实施15周年的时候，我们来听听权威的“老质量人”，有关专家，特别是社会各界普通人士，如何看待和呼唤质量，如何畅想质量的未来。
让我们相互启发，共同为“质量振兴”出一份力吧。
——编者
质量振兴是一场接力赛
——访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副会长郭若虚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图 本刊记者 宿希强 汪仲元
质量是一个“复合”的大概念
中国质量万里行：15年前，《质量振兴纲要》制定之初，当时对质量的涵义是如何界定的？
郭若虚：2008年，我写过一篇《质量振兴纲要出台始末》，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质量的概念，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可能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
第一，质量是一个“复合”的大概念。我们当初在制定《纲要》的时候就坚持这一点。这个概念不仅仅包括产品质量，还包括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纲要》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提高“一个素质”，“一个水平”和“三个上台阶”。三个上台阶就包括产品、工程和服务。
2000年底到2001年，质量管理司里有一个《动态》，当时的朱镕基总理也做过批示，就明确涵盖了服务领域，但现在工程和服务质量的概念有淡化的趋势，只剩下了工业产品质量。那时候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全国服务质量工作座谈会，铁道、民航、交通、邮电、信息各个部都至少派出司长参加。总理也批示。但好像现在座谈会都不开了。我觉得各个部门的关系还是应该加强，使关系更和谐。
第二，质量就是符合标准，达到标准就是符合质量要求，没有达到就是不符合。这叫做符合性质量。
第三，实用性，以消费者为主要的考核依据。消费者满意度能够决定是否符合要求。这里面有一个质量潜在性要求，也就是各个消费者对同一件事物都有不同的要求，但是至少要让大家都满意。这就是实用性要求，也是消费者生理和心理上的要求。
其中第二条是一个定性的要求，而第三条除了规定之外还要考虑消费者心理上的要求。从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生活水平、科技水平提高，需要的欲望不断发生变化这点来讲，实用性的要求是一个暂时性的要求。
消费者不要求 过剩的质量
中国质量万里行：您讲的实用性要求，是否是一个工作理念，在标准上来说，是否比较难以制定？
郭若虚：实用性要求第一点是必须符合标准，还要考虑到一个潜在性的要求。消费者不要求过剩的质量，这在人力财力物力来说都是一个浪费。消费者最关心的就是安全性、可靠性，功能太多消费者不需要。这是我以一个社会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得出的结论。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因为质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始终在发展变化的。2005年的时候，肯尼亚环境自然保护部的一个副部长，叫做马塔伊，他在联合国妇女权益保护大会上发言提出一个“不持有生活”的概念，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就如同1972年，他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一样，他有四个观点：第一，缩减浪费；第二，回收再利用；第三，节省利用；第四，维修再利用。
如果追求过剩的质量，不仅仅造成浪费，对可持续性发展也是不好的。质量的实用性用符合标准的观点来衡量固然是好的，但与现在一些观点还是不完全吻合的，甚至相悖。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质量工作 要靠大家一起行动
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振兴纲要》最初的实施，背景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期，当时因为国务院自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是积极响应的。但是发展到今天，市场经济相对发达了，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了，中国已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时期。对于质量振兴事业，从组织架构的角度来看，是否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郭若虚：《纲要》我是自始至终参与其中的，其中的困难可能外界并不了解。当年的质量司是挂着两块牌子：一个是国家经贸委质量司，因为司长是国家经贸委任命的。但同时也是质量技术监督局质量司。其实当时对《纲要》反对的声音也不少，即使是李岚清副总理批示之后，在质监系统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搞这个根本没用，没有人会听。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完成，对领导有个交待，对国家有个交待。
现在的条件可以说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当年的技术监督局只是个副部级单位。我们可以说是硬着头皮来搞。第一年的质量月活动我们去找中宣部，中宣部不管，让我们去找主管部门，经贸委或者技术监督局。我们就从找处长、局长开始，一直找到分管部长。可谓异常艰难。
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放低姿态，质量工作光靠我们质量司绝对是无所作为的，要靠大家一起行动。我们绝对是不耻下问。现在要把质量工作搞好，要利用好现在的有利条件：
第一，我们要和商检、进出口形成合力；第二，我们现在地位已经高了；第三，我们的影响力已经扩大了。
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振兴应该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但现在，在很多人眼里，质量工作就是由国家质检总局来推动，对此，您怎么看？
郭若虚：国务院当初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根据《纲要》制定实施计划，各个部门，各个企业都制定和发布了自己的实施计划，而且很多大企业在9月份都开展了自己的质量月活动。
我当年离开机关的时候，刚刚把名牌的问题搭起来，质量工程师的考察，设备工程监理的问题也是刚刚把框架组起来。
现在的条件好了，我还是觉得现在应该放下身段，诚恳地要求大家参加，坦诚地和大家合作，把好事办好。因为质量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任何一个单位单独都搞不了。我们当初和全国工商联合作过，编小册子，培训民营企业，全国工商联经济部还请我去给他们讲课，在京丰宾馆，给大家介绍《纲要》，给大家介绍质量的重要性。大家都觉得很受启发。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能渗透的地方都去渗透，绝不能做孤家寡人，唱独角戏。
在第一次全国质量工作会议期间，朱镕基同志说过：多个朋友多条路。我记忆犹新。
中国质量万里行：《纲要》中提到成立质量振兴领导小组以及质量振兴委员会，是否付诸实施了？
郭若虚：当时成立了，组长是分管我们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不存在了。这个小组牵头应该是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单位的责任是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对于研究的问题政府应该提出什么对策。李岚清副总理在会议上说过，中国门类众多的产品、部门，搞计划的话，计划太庞大了。而且我们有“十五”、“十一五”计划。关于质量振兴，我们应该搞一个纲要，具体的事由你们每个部门去做，做好之后要汇报到我这里问责。
另外我们当时有两个会议，一个是质量例会，一个是专家会。所谓专家会，就是大学里有威望有影响力的教授们，比如说中央党校，工业大学，科技大学，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大学，人民大学，北方交大，一大批专家学者。大家很愿意在一起讨论。
质量振兴 是一场接力赛
中国质量万里行：您觉得《质量振兴纲要》到了今天，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郭若虚：局机关在编制“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曾经召集了好几个院士讨论。我当时发现，“十一五”规划中没有把质量方面列为重点。我那时就提出一个疑问：已经过去10年了，现在还有5年的时间，中国质量今后的路到底怎么走?
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这些年来《质量振兴纲要》在实施过程中，对我们国家的质量振兴事业到底起没起作用，起到多大的作用，还存在什么问题？只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举措，进行下一步行动。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纲要》没作用；二、《纲要》有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还有很多不足，需要根据新形势进行调整。
按我现在的看法，纵览中国质量发展的历程，既然国家质检总局是总管全国质量的牵头部门，必须有这么一个框架性文件，领导、指导和帮助全国各行业各部门乃至全社会，把我国质量继续向前推进。有这样一个部门就是牵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千万不要中断这个事情。有人说过，质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所以质量是一场接力赛，是一个接力棒接着一个接力棒传递下去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有这么一个总体框架。
中国质量万里行：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钢曾遗憾地说，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发布过国家级的质量白皮书。
郭若虚：质量司搞过多次白皮书，就是搞不出来。当初我们开始搞的时候，借来了很多热心的有能力的同志，包括媒体的同志，包括一些地方的同志。
《纲要》起的是一个记载的作用。最终稿是从我这里出去的。我们开了很多次企业、部门、地方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历经16稿。那么相对来说，白皮书有什么困难呢？有些人提到数据方面的困难，我认为现在资讯很发达，报纸上的，以及一些平常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东西都可以利用起来，在形成观点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支撑。
我认同杨钢的观点，这么多年搞不出来，质量司有责任，一些领导同志也有责任。恕我直言，一些同志喜欢在那搞一些虚的事情，实际上只要这个国务院下属的全国质量工作主管部门大旗一擎起来，谁也排除不了你，你就是最权威的。比如从三包衍生出的召回制度就是出自质量司，这就是办实事。
我们目前的质量问题，质量状况，在国际上的地位，只有我们这个部门说了才有权威性。我们可以通过检索，了解国内外状况进行比较，下一步怎么走。需要向社会宣示，今后几年怎么去做，无非就是这些问题，但现在这些都没有。状况，水平，横向比较，问题，怎么办，白皮书无非也就是这些。
困难总是有的，还是要去想办法。
要重视质量基础，抓好培训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人认为，中国的质量基础工作还是有些薄弱，您怎么看？
郭若虚：我认为要重视质量基础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基础，一个是技术基础。我们现在很多基础工作确实并不牢靠，中国人爱做表面文章，这是我们的劣根性。我曾经到过一个地方，一个企业告诉我，我们现在开始搞六西格玛了，我很高兴，问他：你们的统计质量控制搞得很好吧？对方却很茫然，我说你们连基础都没搞好，怎么去搞一些所谓的高起点的东西。超前意识和赶时髦要不得，抓基础是最主要的。
还要抓好培训。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搞了15年了还搞什么培训。但实际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质量概念模糊不清。过去培训的一些老同志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上来的高学历人才很多也对质量并不清楚。
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质量培训的商业化倾向，您怎么看？
郭若虚：中国有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你到企业搞培训，不用讲太多无用的东西。企业的同志关心的是：是什么，怎么做，有什么好处，更多是关心实践的层次。空玩概念是没用的。要培训就要很好地去研究，培训的方法，培训的老师，更重要的是培训的效果问题，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效果。质量管理的很大特点就是有效性，不能做无用功。
中国质量万里行：有人建议，现在的质量培训应该是类似与全国司法考试的模式，统一标准，通过考试取得认证资格，从事质量培训工作，您怎么看？
郭若虚：我觉得很好，但是有效性值得怀疑。但这项工作需要去做，关键点是可靠性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质量工作领域都把这当成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国的质量可靠性最好的是在军工，但牵头的还是我们质量司。我觉得在新的时期关于可靠性的问题非常重要，需要常抓不懈。
政府依法，企业从严，社会协同，
大质量的和谐局面就会逐步形成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中国新的转型时期，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才能最利于推动中国的质量进程？
郭若虚：政府依法指导、帮助，企业是主体地位，社会协同。如果政府依法，企业从严，社会协同，三方面合力，那么大质量的和谐局面就会逐步形成，反过来，如果政府干预，企业无所谓，社会各行其是，就不可能搞好。在新的时期，政府需要制定法律，目前的质量法是一个监督法而不是一个责任法。严格来讲，真正的质量法是一个责任法，责任法对企业来讲，要求十分严格，而对消费者是十分通融和关照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很高，企业违法成本很低。
郭若虚：以前我带队去欧洲考察，安联保险公司的人跟我们说过一个案例，美国一个老太太将洗过澡的小狗放入西门子公司的微波炉里烘干，结果小狗死亡，老太太遂起诉西门子公司，要求赔偿两百万美元，胜诉。
这在美国就是大质量概念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主体而有形的。最终板子打在了西门子的说明书上，它没有注明：不能烘烤有生命的物体。好在西门子公司是在安联保险投保的——这是不可预见的问题。后来我到美国华尔街培训，向美国AIG集团的法律顾问提出上面的案例，想印证一下。结果对方证实了这个事实。
所以我觉得政府部门应该发挥依法指导协调的作用，而不是干预，企业要从严，社会要协同。这样主角配角就能形成合力解决质量问题。
名牌战略、激励措施一定要抓
中国质量万里行：在中国质量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激励措施和国家奖励制度的问题，下一步应该如何开展以及落到实处？
郭若虚：名牌战略、激励措施一定要抓。我与美国质量大师朱兰博士三次见面，他都解释了激励措施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中国的故宫和中国的状元，中国的状元制度，只有一个人能考上，但是有很多人发奋读书想考上，这不就是文化水平的提高吗。美国的波多里奇质量奖规定，每年最多只有6个，但到现在为止，每年最多只有4个。但每年都有200多个企业申请该奖，这不就带动了一大批企业的质量提高吗？
1991年我去印度，印度工业部和标准局说向中国学习，搞质量奖励制度，但当时中国却刚刚暂停这项制度，我们很奇怪，一出问题就要停。原来朱镕基总理就对李传卿（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讲，千万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中国名牌是建立在各省市的名牌基础上，每个省把各自的好品牌推荐到国家来，成为国家的名牌。过程中有些不合理的可以改进，但是千万别因噎废食。我极力赞成名牌战略和激励措施。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有用的。
中国质量万里行：激励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主要被质疑的就是可能存在商业化的问题。
郭若虚：很多大的百货公司都有开箱合格率，这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不是主观意识。主要是权重的分配，四项指标分配不合理——质量、发展、效益、规模，规模占到了百分之五十，这个数据有些是做假的。
质量教育 要从娃娃抓起
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的质量教育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郭若虚：质量教育的问题，这在《纲要》中也提到了，有条件的学校要开展。但扪心自问，搞了15年，中国的质量意识到底有多大的提高？坦率地说，我个人怀疑，尤其是决策者们，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举个例子，我觉得文明委发的爱国主义纲要就应该吸收我们质量工作中的做事一次成功，好的习惯从小培训，美国学者讲过，好的习惯就像绕缆绳，一天绕一圈，天长日久，坚不可摧。习惯自然形成，我们今天这样抓一下，明天那样抓一下，为了产值，那是不行的。
教育和培训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教育从小抓，需要读物和教材，乃至讲座，让小孩就知道，质量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走向生命的终点。比如垃圾分类也是我们质量意识的提高。
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教育中的人才培养问题，具体地说，譬如武汉大学有一个质量学院，有些专家建议在高校开设质量课程和设立质量学位，但现在看来在全国高校中还是很少，您觉得这个方法是否值得推广？
郭若虚：开不开学院并不是关键，质量人才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工学，人文学，管理学，又要懂得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这种人才的培养靠学院是不够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开展质量课程，培养意识，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专业和课程。复合型人才的成长不完全靠教育。要达到这个标准很难，比如说需要举一反三的能力、应变的能力等，还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我在瑞典搞过两个多月的质量管理，瑞典的桑德霍姆博士就认为，“有的人说，搞质量管理需要高深的数学，我反对，如果质量学引入到那些方面，就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了。但也不能一点知识都没有，很多方面也会涉及到数学模型。”质量人才坚持以人为本的问题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还涉及到经济学的问题。这些东西没有哪个专业能够全部涵盖。在实践中还需要慢慢提高。
很多质量管理大师和专家都是出身各个专业，来自各个阶层，所学庞杂。搞质量工作需要一定的素质，不完全能够靠教育出来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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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若虚，原国家经贸委质量管理司司长、原国家技术监督局质量管理司司长，现任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副会长。中国《质量振兴纲要》起草小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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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的质量
质量，这个经常萦绕在我们耳边的词汇，它的内容十分丰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质量的内容也在不断充实、完善和深化。同样，人们对质量概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李颖
采访对象：李国安
工作单位：退休
作为一位质量发展的见证者，我认为中国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了，有的甚至已经超过外国品牌。
记得有一次在意大利的商场里看到一款由河北白沟贴牌生产的高档包，标价为180欧元，对此我深感自豪。“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带动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标志着中国产品质量开始走向成熟。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之所在，产品的质量缺陷像蚁穴一样严重蚕食着企业，鲸吞着市场。
质量是产品的基础，没有质量，谈什么品牌、发展、竞争。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企业，是因为有着厚重的质量基础作保障，只有打造一流的质量，才能打造一流的产品，只有拥有一流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俗话说，人无完人。产品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不可能不出现瑕疵。但我们不应该害怕出现有瑕疵的产品，关键在于出现瑕疵后所持的态度、整改的决心和方法。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抱有和谐中庸的情结，但在工作质量面前，如果对于出现的问题没有承担的勇气和改进的方案，那么面对残酷无情的市场，注定要被淘汰出局。质量是惟一不可妥协的事情。
采访对象：卜晓飞
工作单位：实力传播
当中国商品交易刚刚起步的时候，等价交换便是商品交换的惟一形式。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商品本身质量的好坏。商品交易初步成型的时候，商品的品类和可交换的物种受其形式的限制，可交换的物品较少决定了商品质量的高品质和不可欺骗性。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市场上产品的品类增多，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也逐渐加强，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中国部分企业把“用低利润获得高回报”作为企业的信条。低成本使产品的质量下降，致使消费者对企业的信赖降至冰点。
近两年，中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负面报道频频出现在报端。两年前发生的“三鹿事件”，造成了很多国内外的消费者对中国产品质量的不信任。
当然我不否认现在的企业中存在很多有良心的企业，把质量当作企业的信条。目前在国内外，中国制造依然占据着一定地位，很多消费者还是认为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他们不会因为一些负面新闻就停止对某一品牌的购买。所以，为了这部分对中国制造的忠实拥护者，希望那些昧良心的企业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毕竟消费者的信赖才是企业生存的基础。
中国产品种类多、种类全，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我们不能依赖着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就放松对自己、对企业的要求。对中国产品的质量，我本人还是充分信任并支持的，中国产品的质量和价格在国际上有很大的竞争力，有些负面报道只是比较片面的报道。我认为，中国产品立足本地走向世界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没有问题，困难都是暂时的。
采访对象：王希
工作单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如果以高、中、低三档来评判中国的产品质量，我认为中国产品只能达到中等偏下的水平。
之所以会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如此不信任，我想以一个简单的实例来说明：油条，作为百姓早餐桌上最常见的食品，它的价格通常是5角钱一根。而就是这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商品，也不能让人放心食用。电视上多次曝光不法摊贩用地沟油炸油条，或在油条中添加泡沫剂使其看起来更加松软。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客户，同时追求高额利润，部分商家、厂家，甚至个体营业者，会用偷工减料、替换原材料、掺杂添加剂等方式来降低产品成本。在整个产销链条中，商家赚得盆满钵溢，而受伤最深的往往是广大消费者。
与此同时，电视营销中出售的产品也是中国产品质量的一大销售败笔。本来很好的营销途径，却被个别厂家利用，出售一些垃圾产品：99元钱的上网本慢得根本不能使用、“表面真的有金”的假金条……中国的语言文化含义丰富，这些不法商家正是利用文字游戏来骗取老百姓的信任，打法律的擦边球。
在此，我不排除有个别情况，如报道有意贬损“中国制造”的形象，在普通消费者心中形成对“中国制造”恶意的心理态势，甚至鼓励消费者抵制“中国制造”的行为。
对于中国的产品质量，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法律边界和定义。我希望相关部门在不违背中国国情的情况下，花一些精力在宣传“中国制造”的声誉和知名度上，逐渐提高中国产品在全世界消费者心中的地位，让人们真正地竖起拇指相信“中国制造”。
采访对象：王帅
工作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纵观国内的产品，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参差不齐”。尤其是不同行业，产品质量水平相差甚远。大宗商品，如汽车、家私、住宅等，由于产品价格昂贵，为打消购买者疑虑，产品质量以及售后服务相对小宗商品而言更加完善；而与IT相关的电子类产品由于竞争激烈、技术升级、原材料价格下降等因素，产品质量得到的却是被动保障；与前两类相比，日常用品和食品方面的产品质量不甚乐观，汞中毒、三聚氰胺、注水肉、过期奶粉等等食品事故相关报道不绝于耳，情况令人担忧。
相对国际市场而言，中国由于经济转型，从而导致企业规模大小不一。尤其在中国南部，小规模、小作坊的家庭式、家族式企业遍布各地，山寨、造假、偷工减料等情况屡见不鲜。作为普通消费者，也许是因为看得多了、听得烦了、骂得腻了，索性也就懒得搭理了。比起产品质量本身问题，反而是这种集体性民族麻木淡漠更令人担忧。
中国人生产出的产品卖给了中国人，左兜里的钱掏出来放进了右兜里，看起来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皆大欢喜。可在温室中长大的花，真的经得起外面狂风骤雨的考验吗？答案我不得而知。
我认为要提高产品质量，除了国家出台政策牵头、行业积极执行之外，还应加强产品质量宣传及媒体监督，提高消费者明辨是非的能力及维权意识，并在此之上探索出符合中国市场的质量发展模式，而这些并非一日之功。我国国家政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国际地位飞速提升，综合实力增强的今天，课本上还是谦虚淡定地写着“初级阶段”。政体尚且如是，经济市场更是如此罢。
采访对象：郭宁
工作单位：《高尔夫大视野》杂志
谈到质量，我认为质量要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质，二是量。
首先来说量。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的记忆伴随了我20余年，产品的数量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丰富，使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提高。
还记得小时候，我国同行业的产品基本上是被几家企业垄断着。比如那时候的儿童护肤品，除了郁美净，就是美加净。但现在，扫视整个化妆品行业，除了琳琅满目的中国品牌，很多国外品牌也竞相来到中国，我们随口就能说出许多。
其次再说质。量的积累自然能够带来质的提高。继续拿儿童护肤品为例，现在的儿童用品功能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防尿疹、汗疹的，有按摩的，有防晒的……这些有针对性的产品自然能够给儿童带来更加舒适、健康的体验。
这些都是好的方面，但事物都是辩证的，在看到进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鱼目混珠的产品掺杂在这些优质产品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幸。奶粉事件、地沟油事件、一次性筷子事件等等，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和对中国产品质量的信任。
产品质量问题跟老百姓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团体，对于产品质量问题都十分重视。基于此，我相信未来我国的产品质量一定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可靠。
采访对象：苏昶
工作单位：《高尔夫大视野》杂志
在我看来，现在产品的质量每况愈下。
以前，总能买到价廉物美的产品。而现在，“便宜无好货”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共同认识，似乎只有昂贵的价格才能成为产品质量的保障。这个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才是产品质量的保障。
我认为，一件产品的价格是基于其成本而言的，为什么以前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也实惠？除了经济发展、物价提升外，导致现在产品价格提升的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商家利益驱使。生产同类商品的商家，以抬高价格，达到大家整体获利的目的。
其实，很多产品的成本是相当低的。以国货为例，以前家家必备的一些护肤品，由于外观设计太过本土，使得原本质量、效果很好的它们逐渐被国人抛弃，消费者纷纷花大价钱去买一些外来的护肤产品。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再高的价格，消费者都会心安理得地去为高额的化妆品税买单。因为在消费者的心里，品牌和价格是质量的保障。然而随着国货的回归，消费者逐渐开始理性，把目光重新定格在了那些经典国货身上，物美价廉的东西最终成了大家的心头好。
在国货回归的同时，不得不提的便是商家的道德缺失、缺乏诚信，导致市面上假货横流，各种各样的假货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经常关注新闻的我，在看完“每周质量报告”后，就更不敢再相信任何产品。
希望相关部门出台全面的法律法规，从源头、从道德上来规劝不法商家，保障产品质量，从而使得我们的世界更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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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妇的怀念与无奈
过去的东西耐用，现在的东西让人不放心。
以我的理解，质量就是产品的品质和数量是否达到本行业的规定和要求。印象中，以前的产品大多因为生产工艺和原料的限制，所以外型比较简单粗糙，但是性能和品质却是让人信服的。那时经常听人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还是我结婚时买的呢，一用就是几十年。
现在一用就是几十年的产品已经很少见了。大多产品是外型和包装都异常精致，而品质和数量都与产品的说明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遇上好的勉强可以用上几年，运气不好，碰上质量糟糕的产品，轻者给经济上造成点损失，重者就会有财产和性命上的忧患。让人头痛不已。
然而日常生活中我们又时刻离不开产品的消费。怎么办呢？开始想到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询问经常使用这类产品的人，听取他们的建议，来进行选择。慢慢发现这样的方法很有局限性。因为各自对产品的期望值和要求有着不同的差异，所以很多时候还是会事与愿违。
比如说：你问一个朋友什么样的鞋子好穿？可能就会因为各自对鞋子的舒适度和式样以及自身脚型的影响，你会买到一双特别特别不舒服的鞋。我就因为自己的脚型稍胖，皮肤又薄所以经常买到不舒适的鞋。
后来终于找到一款叫“素人”的手工制作牌子的鞋，很适合自己，所以多年来一直都穿它，觉得特别适合也很舒服。由此可见，把有经验人的建议当做产品选择的标准，也不完全可行，最后还是要靠自己来体验。
有一段时间，我对那些在影响大的媒体上做广告的产品，颇为信赖。心想能在广告费和影响力都惊人的媒体上花钱做广告的厂家，一定有着雄厚的实力。有实力的企业肯定会很注重产品的质量啊，因为这关乎到一个企业的声誉和生存问题嘛。
所以买产品还是应该尽量选购大品牌的产品。我觉得一个可以把品牌做大做久的商家，肯定在质量上有着规范的制度要求。因此才可以将产品的生命力延续得这么长久。
可事与愿违。历年来好多大的品牌，屡屡因为质量问题与消费者对簿公堂。也经常发生大品牌产品伤人事件。可见只认牌子不认货，也是不可行的。
记得有一段时间有个叫锅王胡师傅的产品，广告打得铺天盖地，产品也销售得极好。
这时候哥哥给我送了一个。我用起来虽然没觉得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没有一丝油烟，可比起普通的锅子，是少了很多油烟的。谁知道没过多久，居然被媒体曝光说，产品的生产中添加了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心里大受伤害。这不仅仅影响了使用者的健康，还破坏了哥哥的一番美意。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这个厂家和不负责的广告媒体可恨呢......
云南省开远市国电六郎洞电厂 段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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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道工序
——一名检验员眼中的质量
企业就像一台机器，是由成千上万个功能各不相同的零部件组合而成的，一台机器正常运行效果取决于每个部件是否正常、功能是否发挥出来、配合是否准确到位。
质量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质量，谈品牌、发展、竞争，都是空话，尤其对我们家电行业来说，质量更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只要我们的质量一流了，我们的产品就是一流的，如果想打造自己的一流品牌，质量一流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企业就像一台机器，是由成千上万个功能各不相同的零部件组合而成的，一台机器正常运行效果取决于每个部件是否正常、功能是否发挥出来、配合是否准确到位。而我们每个人就像其中一个个小小的零部件，要关心整体的发展，发挥这个零部件的作用，并且配合好周围齿轮的运行。
质量是人来控制的，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人是管理机器的主体，人决定质量，而非机器决定质量。质量也是一种责任心的培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产品质量说到底是由员工干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员检验出来的，因此应该提高员工的作业素质，把产品质量深入到每一个员工的心中。严把质量关，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我就是一名检验员，产品在我这里验收不合格，就不能流到下一道工序。举个例子，上班了，假如我接班后继续生产，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经过分析是上个班留在机器里的产品。
不是我生产出来的，但责任应该是我的，因为我应该检查啊，将检查出来的不合格产品按程序处理。否则就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
我们来看看一个孩子撞桌子的故事，小孩子不小心撞到桌子了，大哭，中国的妈妈和日本的妈妈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同的。
中国妈妈往往第一个动作是打桌子，当然这是哄小孩的一种方法，可是在无形之中告诉了孩子，是桌子撞了孩子，不是孩子的错，责任在桌子。
而日本妈妈会把孩子带到桌子旁边说，来，再走一次，你撞到桌子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你跑得太快，躲闪不及，第二是你的眼睛一直看着地没有注意前方，第三是你心里当时在想其它东西，你是哪一种呢？
从上面的小故事可以看出，日本的教育非常注重孩子自我责任心的培养。桌子是没有生命的，不能把撞到桌子的责任归咎于桌子，推卸责任是不可取的。我们也需要培养和总结我们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每个人都要为质量工作负责，不要把质量问题推给别人。
无论产品广告有多么引人入胜，包装有多么华丽，但是如果没有质量，那么企业的生命将会是短暂的，因为没有用自己的质量和信誉来奉献给消费者，只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那么自然就会被消费者抛弃。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下去，首先必须以产品或工作的质量取胜，以高质量的产品树立起企业的品牌信誉。
总之，质量是资本，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它决定企业的命脉，所以只有做它的主人，企业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广东格兰仕集团 李建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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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使命
质量代表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质量意识得到了空前增强；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短期市场行为所带来的忽视质量的信誉风险，面临着认识、观念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中国质量万里行
文/本刊记者 宿希强
8月，几起重大食品质量新闻跃入人们的视野。先是“圣元奶粉被指疑致女婴性早熟”事件，接着是国家已经禁止使用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仍多地肆虐的报道，然后是2010“毒奶粉”事件的出现以及2010毒奶粉名单的曝光、查处——令人震惊的是，毒奶粉的源头竟是不法分子见利忘义、规避政府监管，违法藏匿、销售、使用2008年未销毁的三聚氰胺问题乳粉。
此前的7月下旬，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外发布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结果显示，质量类投诉超过了一半。
投诉量同比上升幅度相对较大的商品是家庭影院、厨房电器及相关设备、汽车；投诉量同比上升幅度相对较大的服务是农用生产技术、航空运输和互联网。
不得不说，近年来的诸多质量事件，特别是食品质量事件不仅摧残着国人脆弱的神经，还给中国制造、中国品质带来了阴影。早在三鹿事件之际，国际社会就曾对中国投来异常复杂的目光。
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钢认为，质量问题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中国质量管理的深层问题。“目前政府的监管有点像救火队，哪里发生火灾就被动地赶去灭火；企业同样也没有建立‘完整性’的质量根基，且价值观紊乱。”
质量竞争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上世纪80年代，在美日经济竞争中，日本通过大力推进质量振兴发起了一场漂亮的“质量战”。经济遭受日本打击的美国政府其后大力推行质量管理和政府质量管理，使经济很快就从低落状态下得到解放并快速发展。
世界先进国家的质量管理范例证明，质量就是竞争力。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源张所说：“生产优质产品（服务）的能力——质量竞争力，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
他认为，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增强质量竞争力尤其重要。经济转型换句话说就是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刘源张说，强调质量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只有那些能够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和行业，才能够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存活下来，才能够得到政府的鼓励并继续发展。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作为降低成本的一种方法，本身就能提升质量竞争力。国际质量专家沃森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企业应运用好质量链管理思维，来抵御不同系统之间的“接口”风险；同时，面对不同的质量体系，包括TQM、ISO9001、六西格玛等等，超越这些标准，建立一种没有阻碍的制度和文化，来提升供应链上的质量，是当前的世界性课题。
就现实而言，“中国正处于质量发展的‘过渡化’阶段，”武汉大学质量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程虹判断，在这一阶段，中国提高质量竞争力应发挥质量的比较优势，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质量供给。“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中国的任何一个小事在国际上都会成为大事。”
他认为，竞争已成为中国质量发展的基本运行机制，“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质量也是监管出来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质量是竞争出来的。
“一个企业为什么愿意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是因为竞争的存在，当然我不否认有极少数非法的企业，不正当的企业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应该说绝大部分企业都知道一个常识，如果不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一定会被淘汰。”
在程虹眼里，质量水平是相对的，质量竞争力是比较出来的。他举例说，“我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买了一把伞5美金，美国人同样全部买5美金的。他为什么没有买500美金的伞？因为没有必要。所以中国一直在发挥质量方面的比较优势，我们生产了世界上很多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低价高质的产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生产像我们价格这么低，但是有质量有竞争力的产品，否则美国不也生产了吗？
“有人说我们一把伞赚几美分，那有什么不对的？我们就是通过这几美分积累了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质量竞争力最终代表的是国家间的竞争能力。”杨钢说。
质量管理面临四大挑战
实际上，对于什么是质量，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并不明晰。质量一词英文为“quality”，在其他语系均翻译为“品质”，唯独在中国借用了物理学上的“质量”这一概念。有专家认为“品质”一词似乎更贴切——“品味到的质量”：大家都说好，大家都感觉好，就是质量好。
早在1983年，美国白宫生产力会议上，就开宗明义地确定了质量的概念——“对一个组织的质量衡量方面的管理与其他任何方面的管理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包括战略的形成、目标的制定、行动的完善、计划的不断执行以及运用控制系统对信息反馈进行监控并采取的相应行动。”
“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杨钢认为，其本质是价值创造，是让客户感到“物有所值”，是客户、供应商和企业员工眼中“诚信”的象征，是可持续的创利和形成竞争优势的保障；反之，就要付出代价——全球统计表明：质量代价高达企业税前利润的3～5倍。“中国应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这种质量代价。”
近年来，“大米与石蜡”、“火腿与敌敌畏”、“咸鸭蛋、辣椒酱与苏丹红”、“火锅与福尔马林”、“银耳、蜜枣与硫磺”、“木耳与硫酸铜”、“三鹿与三聚氰胺”……这一系列最能引起关注的质量事件，至今仍在发酵。杨钢分析，透过这些问题，可以看到中国质量管理上存在着的四大挑战——
一是认识上的挑战。许多领导干部与企业管理者们对质量管理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质量是检验出来的”的质量控制（QC）状态，对“全面质量管理”（TQM）的认识也习惯性地等同于“全面质量控制”（TQC），并错误地认为质量是质检人员的事情。随着ISO9000的推广与普及，又片面地以“质量保证”（QA）体系取代质量管理（QM），因此，造成现实中产品大量依赖检验与控制，用解决问题及其工具替代质量管理的“两张皮”现象。甚至迷信检验，造成被检出来一定有问题，没被检出来就没有问题的误导。
二是结构性的缺陷。质量原本包含三个层面——物理层面、事理层面和人理层面；分别对应着质量控制（QC）、质量保证（QA）和质量管理（QM）。它们是一个结构化的“完整性”（Completeness）质量。强调的是抓需求和源头，而非事后的救火和补偿；注重系统的缺陷预防，而非用高压阀按住高压锅。而目前的食品生产企业，基本上没有认识到建立“完整性”质量根基的意义，反而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低效高耗方式是一种“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事情。这也是目前食品质量与安全出现“堰塞湖”式的救火方式而非系统预防的“防火”式管理方式的原因。
三是系统性的挑战。质量管理实际上是一条以“质量链”为核心的管理系统，就企业来讲，主张的是从客户端到客户端的“完整性”的价值链；就国家监管部门而言，则是强调一条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链”，这两条平衡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企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链条，使“问责制”有了可操作的平台，也使得市场监管、工厂监督得到有机整合，从而提升政府质量监管人员、企业质量人员的责任感，使其责权利相匹配；让“打假”和“评优”对企业来说不再是商业行为，从而回归质量本源。同时，这两个链条是食品安全的保障系统，但目前在食品质量管理中存在着链条系统脱节现象。
四是体制上的挑战。就目前我国的食品质量政府监管系统而言，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造成“市场”与“工厂”、工商业与农业、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等方面冲突，缺乏有效而通畅的监管体系及其信息，使得监管成本居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监管缺乏战略性，做事往往习惯于在技术层面上就事论事，而且不善利用法制建设武器，往往出现行政指令代替“质量标准”的情况。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政府质量监管这条“质量链”，其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要注意“接口”问题。“每一个节点都很重要。如果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话，就会‘掉链子’，甚至摧毁这条责任链。”
要从大质量概念出发来研究质量
上世纪末，世界著名的管理学家朱兰博士曾预言：将要过去的20世纪是生产率的世纪，将要到来的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
国务院原参事、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郎志正分析，在生产率的世纪，人们关心的是生产效率、产值、产量，而在质量的世纪，人们更加关心的是质量。此“质量”指的是大质量的概念。
“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郎志正说，“这里面提到了‘发展质量’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发展质量，不仅仅是指产品有质量，发展也是有质量的。发展质量同样是大质量的概念。”
在他看来，大质量概念不仅仅指的是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应更加广义地来理解质量的概念。“1999年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朱镕基提出环境的质量、人口的质量、利用外资的质量等等一共十几个质量。所以要从大质量概念出发来研究质量。任何事物都有质量，研究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考虑到发展的质量，有发展的质量才能可持续的发展。”
他认为，质量，不仅仅是讲一个过程，还要考虑结果。一个好的过程，但是最后人们并不满意，没有达到人们的需求，就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很多明星说，我演节目就是享受过程，不管它有没有人看，这就不是大质量的概念。你没有票房，谈什么大质量呢？
从企业角度来看，“质量要渗透到组织中所有的肌体里面去。”郎志正认为，企业可以把一些经营的指标放到质量体系里面去，更多更好地追求卓越。大质量的概念，在一个企业里面，在一个组织里面，质量和质量管理要渗透到组织所有的部门、从上到下所有的肌体里面去。
他强调，大质量概念是从系统的概念出发，应求得系统的最优，求得结果的可靠。质量是一个系统，不仅仅是要考虑性能、维修性、环境的适应性等等，还要考虑到它是不是节能、是不是环保的、是不是非常安全的。另外，质量特性方面，不仅仅是包含了产品的固有的特性，而且包括人们所赋予的特性。产品的固有的特性比如说性能、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等等，这是属于固有的特性。但是，人们所赋予的特性，首先是经济性，还有时间性，只有及时的提供，顾客才会满意，还有安全、环保、节能等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在固有特性里面需要研究的问题。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树立大质量概念。”郎志正认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而解决发展质量，也就是大质量的问题，中国才能够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真正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组织与组织的关系，人与政府的关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保持和谐。
每一个想要成功的企业都要有自己的质量文化
2008年“三鹿事件”之后不久，在长安俱乐部举办的“商界—名家午餐会”上，当以“敢于直言”著称的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被问到三聚氰胺所折射出的中国品质话题时，他摇头苦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已经是企业价值取向的大问题了。”
在中国，诸多问题企业被指守不住道德底线，而关于企业的价值观问题，似乎也总不能引起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足够重视。
从目前被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已比较发达的中国仍存在机会市场，部分企业家凭借抓机会的能力，不擅质量管理也能成就高利润甚至“龙头企业”。杨钢分析，这种反面教材造就了一批“投机主义者”，他们懂得如何寻找投资机会，当然把回报（利润）摆在第一，数量（销售）摆第二，然后就是成本，至于管理、标准、流程什么的，尤其是质量，基本上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这也是某些产品的质量纷纷‘跳水’和‘溃坝’的关键所在。”
不过，这不可能成为常态。
1961年，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理性利己主义”思想家安·兰德博士（Ayn Rand）在专著《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中，针对人们用“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道德伦理把商人视为自私自利的“邪恶奸商”的情况，曾鲜明地提出“理性利己主义”的主张，公开倡导“自私是美德”。但他也承认，自私这种“美德”是有底线的。
长期研究美、日汽车制造业发展的国际质量专家罗伯特·科尔曾忧心忡忡地说，“企业的价值观一旦走偏，慢慢会对质量声誉、对品牌造成影响。”他认为，美国汽车质量声誉原来超过日本汽车，但由于滋长了重视短期利润的经营理念，偏重于生产利润丰厚的大型高耗能车，加上自满自大，对日系车的质量改进“视而不见”，最终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
越来越多的专家对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表示认同。中国质量协会原秘书长、质量专家罗国英说，企业走以质量为中心的发展道路，要将质量价值观融入到组织的经营活动和全体人员的行为准则中。针对目前企业存在的质量理念或价值观停留在“口号”上的现状，她提出构建“质量文化建设模式”，研究推出了4个模块的基本框架及质量文化建设的5个步骤。
早在2007年，罗国英就主审了由中国质量协会主编的《质量文化在中国》一书，书中阐述，质量文化是决定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同时又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质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企业和社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自然形成的一系列有关质量问题的意识与观念，而不是“质量”和“文化”的简单叠加。
罗认为，作为一种文化的形式，企业质量文化具有文化的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和辐射功能，它能使企业增强凝聚力、竞争力和活力，不断提高企业的价值和创造力。企业质量文化不但影响企业当前的生存，而且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许多成功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其背后都有其企业质量文化的支撑和贡献。所以，每一个想要成功的企业都要有自己的质量文化，以质量文化来推动质量的提高。
企业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观，履行怎样的社会责任？
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专家的回答是，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对企业的价值观及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新挑战。当经济超越了国界，企业的产品供全球享用，质量的风险影响越来越大，应使质量风险具有可控性；服务的外包，使生产产品的制造不再是某一个企业独立完成，质量管理成为产业链当中企业的共同使命；中国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期间，消除企业对资源过度的消耗和超标的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质量、中国质量管理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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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才是企业最重要的客户
——一位外国专家的产品质量观
国际知名质量专家、澳大利亚国际质量学院院士、中国质量协会外聘顾问马格里撒曾来中国讲学。他阐述了中国企业要遵守的市场“游戏规则”。
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有三种顾客：政府、产品购买者和企业内部职工，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第二种顾客最重要。但是我认为政府才是你最重要的顾客。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你的产品质量只有达到政府所规定的标准，你才有游戏下去的资格。
马格里撒还提出了“质量敌人论”。他认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是质量的首要敌人。因为一个公司所有的质量体系的建立是从高管层开始的。领导重视并乐于参与其中，那么企业的质量管理就会很好。
他举个例子说，在澳大利亚的公司，公司CEO的平均任期只有2．5年，这是因为每个企业的质量管理在不断加强，并飞快发展，CEO跟不上质量发展速度的就只有下课。（刘放）
质量好才有话语权
对于国外企业欺压国内生产商的问题，当然有历史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企业本身的原因，当你的企业产品质量非常好，并且有左右市场的地位的时候，那么你就有了话语权。推卸质量责任永远会被人鄙视。
越是大企业越是会爱惜羽毛。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自己不控制好质量，那么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股东虽然追求利润，但是绝对不会容忍你把企业搞砸。”
政府机构绝对不要在质量问题上偏袒出现质量事故的企业，那样只会让国家和政府更加缺乏公信力，当世界都不信任你的时候，你还指望什么来赚钱呢？
中国的产品质量为何步履艰难，产品差距极大是中国的不完善法制和政策引导不明确所致的，这些是导致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极大的主要原因，生活水平的极大差距会创造出产品质量差距极大的市场，穷人买劣质产品，普通人买一般质量产品，有钱人就买高质量的产品。中国穷人多，劣质产品因为有极大的市场，当然也是屡禁不止。因为中国市场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不是很高，就是只要能用就可以了，因为只要做出产品即可，所以质量工程师现在也不可能成为企业必备的条件。也许N年后，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时，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会提高，那时劣质产品也会随着市场的消失而消失。当人们对产品质量有要求时，也就是对质量人有要求时，那时质量工程师也就站起来了。（陈敏）
为何年轻人喜欢进口货
我是一个大学在校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也接触到了无数的国货。当然，坦白地说，我和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喜欢进口产品，原因有三：１．国外的科技比我们还是领先的。２．爱面子选择价格更昂贵的进口产品。３．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从曾经用过的产品中得出了一个简单却有说服力的结论，进口产品相比于国内的产品耐用。
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许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全力的支持我们的国家，只为信仰，不图名利。也许当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对我们的产品表示怀疑的时候，大家都会表示气愤，但当你想起自己曾经用过的国内所谓某名牌产品的伪劣质量来，你的气愤又从何说起呢。只希望在关注我国出口产品是否符合国外的检疫标准的同时，也能来为我们支持国货的无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名牌产品”进行进行检疫吧，让我们有一天都能自豪地说：“中国制造，大家放心！”（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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