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多次整治，违规的干细胞、免疫细胞商业治疗领域依然暗流涌动。
廖雄登是这一现状的反对者。2016年“魏则西事件”曝光后，廖雄登想起自己患癌的父亲3年前也接受过免疫细胞治疗，“7天花了近10万元，数月后还是去世了”。此后他开始寻找当年联系的那家北京生物公司——免疫细胞与干细胞都是该公司的业务。
免疫细胞与干细胞治疗均被视为全球医学的重要方向，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但即使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干细胞、免疫细胞治疗的有效性或安全性也还处在论证阶段。国家卫计委的态度是，除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病外，上述细胞治疗全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暂不可用于临床治疗，更不能收费治疗。
然而，这些在国内尚处于研究阶段的细胞技术或制剂被部分机构用来牟利，且“花样翻新”。病人一边掏钱，一边当“小白鼠”。受访学者担心，若违规操作继续盛行，未来真正合规的细胞治疗恐被透支公信力。
渲染细胞治疗效果的机构令患者眼花缭乱
2013年，经人介绍，廖雄登为68岁的父亲联系上了北京翔程军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始接触免疫细胞疗法。
廖父患晚期肺癌，当年6月28日住进北京某医院神经血管外科病房，当天，廖雄登给翔程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转了第一笔钱。
该医院住院资料显示，廖父被诊断为肺癌脑转移，入院第4天起接受了4次“细胞移植术”。“治疗要将NK细胞通过输血器输入体内，就像输液一样，隔两天输一次，父亲输完就出院了”。廖雄登说。
NK细胞是人体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抗肿瘤功能强大。一些研究认为，若将培养后的NK细胞或其他免疫细胞重新注入人体，可增强免疫力，治疗癌症，这种疗法也被视为未来继手术、化疗、放疗之外的第四种治癌招数。
廖雄登一度误以为NK细胞是干细胞的一种。干细胞是翔程军公司的另一项业务，这种细胞像“种子”，一定条件下能分化为功能各异的细胞，甚至是新的组织、器官。研究者希望此特性可让人体的病患之处被修复或替代，从而痊愈。
世界卫生组织前副总干事胡庆澧告诉记者，我国干细胞研究起步较早，一些机构直接把正在研究的干细胞用于临床治疗，“曾经有不少医院打广告宣传干细胞治疗”。
“包治百病”曾是一些医院给干细胞、免疫细胞治疗贴上的标签。在其描述里，这两种技术十分成熟，已攻克了脑瘫、帕金森病、癌症等医学难题。一时间，渲染细胞治疗效果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令患者眼花缭乱。
事实上，即使今天，全球大多数干细胞、免疫细胞项目仍在研究之中，有效性、安全性依然不确定。
不过，科研世界每一例实验性治疗的成果，哪怕只是针对某种疾病初步显现的临床效果，也会被部分商业机构视为“疗法成熟”的论据。
科研的另一面则被他们选择性忽略——一些干细胞临床研究方案被证明疗效有限，并非“万金油”，而少数甚至出现了诱发肿瘤、严重并发症等隐患。目前全球仅约10种干细胞药物通过临床试验而获准入市。
免疫细胞情况也类似，一名资深研究者告诉记者，为了确定适应症、干预时机、治疗剂量及干预频率等重要因素，他已进行了十余年临床研究，但若要投入较大规模的临床应用，还需2～3年积累更详实的经验。
廖雄登接触翔程军公司的时候，国内细胞治疗市场正在洗牌。原卫生部整顿干细胞市场时曾公布，截至2012年7月，全国有300家左右的医院或机构开展了干细胞治疗。而这仅是各地自查自纠上报的数字。
翔程军公司即是在整顿期间进入细胞市场的。这家注册资本30万元的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在两年后的一个访谈节目中，他们坚称：“干细胞已得到比较成熟的应用，在老年痴呆、心脑血管疾病等方面逐渐取得疗效。有的脑瘫患儿原本左手不能动，治1个半月以后，左手就能拿东西了。”
今年2月～3月，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患者家属名义联系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旧对干细胞自信满满：“我爱人输过，我父亲输过，我也输过。”
以科研开场的“揽客”
越来越多民众知道这两种细胞在中国暂不能用于临床治疗的事实。然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包治百病”的承诺几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一些新说法开始在商业机构流行，最模糊的是，有的人员既声称这是一项研究，又建议患者可花钱治疗。
记者以家中老人患脑梗的名义，联系了山东济南一家名为赛尔生物的公司。负责技术的庄姓工作人员坦言，干细胞目前处于临床研究阶段，不能保证达到某种效果，“只能说，对某些方面会有些改善，但不会有非常大的改善”。
翔程军公司的代表与记者首次见面时，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成福带了一名自称某医学科学院的郭姓博士。许成福表示，公司干细胞均来自该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我是搞基础研究的。”郭博士介绍，他们与许成福合作主要是为了“收集一些病例”，并进行后期回访，再根据统计数据修正研究方案。
以研究开场的对话最终回到了“钱”上。许成福说，治疗之前，大约要花5个工作日培养干细胞，治疗须进行4次，每次注射1袋液体，包括干细胞6000万个以及生理盐水、营养液，细胞培植费单次5万元，4次共20万元，“这是最低价”。
在场的郭姓博士对此没有异议。
赛尔生物提供的方案是，每次输入四五千万个干细胞，一个疗程输2～4次，每次费用两万元以内，住院费另计。
庄姓工作人员说，干细胞由赛尔生物提供，但治疗要到与公司有合作的山东省济宁市某医院。翔程军公司也类似，许成福称，在拿到某科学院的干细胞之后，治疗地点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或其他几家。
事实上，即使是临床研究，上述医院、公司、研究所全无相关资质。
按照2015年7月发布的《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截至目前，共30家地方医院、12家部队医院分别通过国家卫计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的备案，获准进行干细胞临床研究。前述机构均不在其中。
该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干细胞临床研究相关费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总结说：“这意味着，凡是收钱的都是不合法的。”胡庆澧也表示，这项研究的费用应来源于研究经费，不能从病人身上收取。
一家获得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的三甲医院有关负责人确认，病人若被筛选进入该院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除了正常的检查费用之外，干细胞制剂、手术费均是全免的。
与一些商业机构“包打天下”的架势不同，这家获得资质的医院，其干细胞临床研究范围并非任意疾病。根据管理办法，目前通过国家卫计委备案的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仅13个。该院临床研究被限定在小儿脑性瘫痪等三种疾病。
这三种疾病在该院也不是“随来随治”的。“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做。”该负责人强调，例如，为了进行对照研究，研究项目对患儿的基本要求是年龄必须1～5岁，须为缺血缺氧性脑瘫，以往不能接受过相关颅脑手术，并且，虽然患者招募已开始，但距正式启动研究还需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治疗以观察、总结经验为目的，并非临床治疗性质。
然而，机构备案、课题备案、禁止收费这三项门槛，没能挡住一些商业机构提前进入临床治疗市场。
生物公司背后的医院
许成福推荐的合作医生表示，若经济条件非常好，做肯定比不做的恢复概率要高;他亦向前来咨询的记者叮嘱着细微的差别：输入人体的物质，“不是干细胞”，而是“含有干细胞”，包括脐带血单个核细胞、脐带血间充质干细胞，“含量不高，千分之几吧”。
他所就职的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是一家二甲医院，其网站历来没有渲染过干细胞治疗。事实上，在监管层频频关注国内屡被批评干细胞滥用的医院之后，治疗乱象已好转一些。但暗流仍然存在，有的医生放弃了医院这一原有的干细胞“正面战场”，转而与生物公司合作，而这些公司会向医生推荐患者。
按照许成福的说法，翔程军公司每年“成交”的患者有六七十个，合作医院至少3家，都可由前述玉泉医院的医生负责操作治疗。
河北一家名为佑仁生物的公司也采用类似模式。公司工作人员称，他们可提供干细胞供治疗，每次收费七八万元，此外还能“提供一些临床治疗方案”，让主治医生参考，“河北省三甲以上医院都可以”。
该公司亦能“跨省治疗”，在山东，“有相关合作”的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一名医生。他向记者询问了各种病情，随后确认可在该院做，若病人在济南，还可由他到一家部队医院操作治疗。这两家医院均无干细胞临床研究资质。
事实上，医生选择的合作机构也可能不止一家。“我在佑仁生物就是挂个顾问的名”。前述医生建议别用该公司的干细胞，“从石家庄运过来，时间太长，细胞活性难以保证”。他推荐使用某省会城市脐血库的，费用大约5～8万元，交给脐血库一名高姓经理，“(脐血库)网页上的专家团队里有我”。
这当中利润有多少?一名有资质从事干细胞临床研究的三甲医院负责人透露，如果真正按照标准培养干细胞，一人份的成本要4万元左右，如果是小作坊培养，“什么都得买，肯定成本要高”。
不过，有的医生不愿和收费沾上直接关系。“收费标准很难确定。你说，哪家医院来做呢?你看许老师能安排哪个地方做?”当记者称许成福给出的价格是20万元，玉泉医院的一名医生称，“你可以直接跟许老师联系”。
其中的责任分配颇为微妙。一名细胞研究者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分析，如果一家公司给患者介绍了某医院或某个医生，它只是中介服务机构，难说违法;医院怎么治疗，那就是医院的事儿，不是中介机构的责任，但最终，事情还是取决于医院有无相关资质。
一名生物公司前员工透露，他们曾与一家医院合作免疫细胞、干细胞治疗，后来，医院不再配合，“他们知道，这是在打政策的擦边球”。
然而，不管钱往何处，归根到底，病人还是在暗流之中将钱掏了出来。
廖雄登正遭遇类似尴尬。花10万元而父亲依旧病逝之后，他觉得事情蹊跷。今年2月，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陪同他来到某部队医院，医患处工作人员表示，廖父所输的细胞是自带的，与医院没有关系，并且，家属在注射之前已签署相关文书表示知情。
所谓自带，指的是NK细胞来自翔程军公司据称合作的某医学科学院。廖父近10万元的免疫细胞费用，也是转账给了许成福的个人账户，而非交给医院或科学院。
廖雄登觉得该公司与医院的关系不简单：“试想，如果我随便自带一种药物，医院难道都会替我输进去?”
免疫细胞治疗是否对廖父起到了治疗效果，尚需科学判定。在廖雄登看来，自己花了大钱，医院却使用未经批准的免疫细胞进行临床治疗，这有违规之嫌。
政策迟缓是否留下“后遗症”
受访学者对这些乱象并不意外。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韩忠朝分析，乱象原因之一，是过去干细胞缺乏配套的法规、技术标准等监管，而市场又有临床治疗的需求。相对迟缓的政策造成了“要么(市场上)就是乱象，要么(所有项目)都被要求停下来”。
免疫细胞与干细胞治疗起初主要是由食药监部门监管的，2009年改由原卫生部管理，一起被列入第三类医疗技术，这意味着，其“涉及重大伦理问题，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经规范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验证”。
可是，直至2015年它们因行政审批改革被移出该目录，原卫生部并未批准任何干细胞、免疫细胞进入临床治疗。两年后，中国叫停了未经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此后审批、管理均趋于停滞。
沉寂4年，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从稳妥的角度，国家先让一些医院做临床研究，符合要求了再批准进入临床治疗，这思维是正确的，但决定得太晚了。”韩忠朝认为，这至少晚了10年，而现在的一系列政策“补课”都是为了奋起直追。
彼时的“无法可依”备受诟病。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中国共有3种干细胞药物获准进行临床试验，但现在，中国没有一种通过临床试验的干细胞药物，而韩国在2011年前后就有3种新药上市。
干细胞先于免疫细胞完善监管的2015年，免疫细胞治疗继续盛行，网上还出现了各省市免疫细胞疗法的报价。第二年，免疫细胞终于引起空前关注，因为一个叫魏则西的22岁年轻人在一家部队医院接受了DC-CIK免疫疗法，花费20万元，此后病逝。
像干细胞当年的境遇一样，国家卫计委重申禁止免疫细胞临床治疗，但有关专门的管理办法尚未出台。
这场整顿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不止一人公开声称该疗法对他们有效。有人认为，个案有效与科学研究不能等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说，评价临床研究效果不能靠个案，“临床研究有非常严格的标准、质控，还有观察的指标，要进行双盲测试和严格的对照。靠一个医生、一个病人说怎么样，不是很科学。”
但现实生活有时的确需要“救场”的特例。魏则西事件前一个月，台湾地区刚出台规定，试图解决“救场”问题。该规定称，若患者“危及生命或严重失能”且“本地尚无替代疗法”，可在医院、监管部门的核准后，由具有一定资质的医院在原研究计划之外收治额外患者，但收治人数不得大于计划的原定人数。
“免疫细胞治疗是未来根治肿瘤最有希望的方法。”清华大学细胞治疗研究所所长张明徽说，免疫细胞项目成本高，个体化极强，难以大规模推广，临床研究不易吸引社会资金，所以，对于创新的癌症免疫治疗技术，若在指导原则上适度放宽，利于行业发展。比如，可在技术安全性、潜在风险及患者获益概率等综合伦理论证，以及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尝试让患者分担部分费用的方式开展临床研究。
在他看来，免疫细胞的临床研究规则不能照搬化学药物，可由国家食药监局或卫计委备案，研究型医院伦理审批并承担责任与义务，遴选病例，定期总结发布研究报告，再审批进入临床应用。
世界卫生组织前副总干事胡庆澧认为，总之，中国应在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再放开干细胞治疗政策，在此之前，应该遵守国家规定，一步一步走。
“如果老百姓都知道哪里是正规的，哪里是国家批准的，肯定不会冒风险去没资质的机构做。”刘中民说，“这些管理不仅中国谨慎，全世界都很严格。”
这些前景无限的生物技术，正期待祛除暗流，小心翼翼地迎接未来。
自称“中国干细胞第一品牌”的某公司宣传册，除了干细胞治疗之外，还介绍了DC-CIK免疫疗法，宣称该疗法适用于肺癌、肝癌、胃癌等。魏则西此前使用的即是这种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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