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造就了许多新的职业，以打假索赔为生的人，被人们习惯地称为“职业打假人”。因为是行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所谓“职业打假人”，身处高危职业，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我们的社会需要这些人吗？“打假”与“假打”的界限在哪里？职业打假人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
漫画：刘江
打假还是“敲诈”：受审的不仅是刘江
2011年12月，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称的职业打假人刘江涉嫌敲诈勒索案沸沸扬扬。
先是12月1日，重庆万州区法院开庭审理刘江涉嫌敲诈勒索一案——刘江（本名黄勇）被控，以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医药类等广告为由，敲诈勒索全国300余家电视台，金额共计242万元。
这一新闻迅速登上各大网站的显要位置。而因为具有标本意义，既吸引全国各地大批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也带来了舆论的高关注度。
半月后的12月15日，有14年打假史的刘江以敲诈勒索的罪名，被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法院认定，刘江以打假之名行非法敛财之实，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据成都商报报道，“宣判后一度情绪颇为失控”的刘江已正式委托律师，将择日向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刘江“敲诈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并掀起了一场关于“打假”与“假打”的口水战。有观点认为“打假”不能沦为“假打”；也有观点认为，“假打”也是一种“打假”。
成都商报报道中提到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刘江“敲诈案”宣判当日，记者在不同时段搜索万州电视台的6个频道，均未发现医疗类广告播出。
不得不说，刘江“敲诈案”再次昭示，职业打假人是一个高危的职业，既有人身安全方面的危险，又有逾越法律雷池的风险，行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他们，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万丈深渊。
“打假”与“假打”的界限在哪里，如何界定？这是刘江“敲诈案”抛出的一个沉甸甸的问题。
知名律师刘昌松撰文表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索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刘江行为是否成立敲诈勒索罪，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他是否使用了威胁的手段，二是他取得钱财是否有法律依据。任何一个要件不成立，该罪名都不能成立。
第一个因素，他认为司法机关的认定没问题。虽然刘江的辩护人辩称，刘江索要赔偿款都是“各电视台在受到相关处罚后才与被告联系”的，但这些电视台对本地有关部门“雨过地皮湿”的那种象征性处罚是不太在意的，刘江声称若不给赔偿款将向上级有关部门直到向中央投诉，这才真正对他们有威慑力，符合“威胁”的含义。
第二个因素，他对司法机关的认定不太认同。他表示，按消保法，消费者买假有权获双倍赔偿。这正是职业打假人王海们能够靠打假为生的法律依据。
打假索赔时，一般将保全证据、购买有关商品及往来各地差旅费的索赔款，算成打假成本，只有另外的相当商品价款一倍的赔偿款才是打假利润。刘昌松认为，刘江派人到各地，收集虚假广告视频，刻制光盘，购买有关商品，向有关电视台主张……其开销也不是小数目，若电视台认为虚假广告对刘江构成心理伤害，再愿补偿点精神损失费，也未尝不可。“如此考虑，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要了242万元的赔偿，不算什么大数目。而且，这242万元到底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实在难以认定。”
刘昌松还把刘江“敲诈案”与此前轰动一时的北京“黄静案”相提并论。
黄静买到华硕的问题笔记本，抓住华硕将测试板当正式主板安装到产品中的硬伤，索赔数千万元，结果被指涉嫌敲诈勒索罪，但最后实际上以“维权过度”的性质处理，黄静被无罪释放。“刘江虽针对的是电视台，但制假销售的经营者和发布虚假广告的电视台，实际上对消费者成立共同侵权，消费者可依法向他们任何一家索赔，也可要求他们两家连带赔偿。”他认为，刘江“敲诈案”至多是个维权过度问题，绝不可动辄就诉诸刑事追究。
但刘昌松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刘江和黄静在身份上有巨大的差别——一个是有14年打假史的“职业打假人”，一个是打假维权的“普通消费者”；刘江维护的是所谓“广义”的消费者权益，而黄静维护的是个体的消费者权益。这里面的逻辑是：黄静这种个体的消费者当然有维权的权利，而刘江更多的是代表广大消费者维权，至少打着这样的旗号，谁授予了刘江代表广大消费者的权利？
这正是刘江敲诈案折射出的另一个关乎社会性和法律性的深刻命题：职业打假人身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实际上，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空间既是造假商家给予的，也是官方监管部门的监督缺失造就的。但何曾见过造假的商家和监管部门失职因涉案“242万”，受过类似“有期徒刑7年”这样的重罚？
刘昌松就担心，“不把重拳砸在制假售假者以及虚假广告的制作发布者上，而是砸在打假人身上，恐怕如此办案的社会效果也不会好。”
需要注意的是，自1994年施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催生“职业打假人”这个职业群体以来，中国的职业打假人们基本沿袭了王海“个人英雄式”的“打假模式”，鲜有改变。而十几年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建设“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的舆论环境下，对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越来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规范的手段来制止市场的不规范。
这对于非官方的职业打假人来说，无疑是难度颇大的技术活儿。
问题是，十几年间，市场监管的短板依然存在，假货充斥于中国市场的局面也并没有根本改变。市场规律决定了，还会不断地有新的“刘江”出现。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刘江受审了，但受审的仅仅是刘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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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德之死：当合法打假遭遇生存困境
有“药品打假第一人”之称的高敬德
有“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之称的职业打假人——高敬德，死了。
从怀疑“被死亡”，到官方公布高敬德是因“艾滋病”致死，媒体在追问中依然对此事存疑。
尽管高敬德的所谓“艾滋病患者”吸引眼球，但高敬德身上最核心的标签依然是：职业打假人。从2003年开始职业打假直到死亡，长达八年的打假生涯里，在媒体的描述中，高敬德一直生活得比较窘迫。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高敬德患艾滋病死亡，不如说是潦倒而死。
据南都周刊报道，十多年来不懈与医疗腐败现象做斗争的2007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退休医生陈晓兰，在与高敬德打过几次交道后就开始自觉地与其疏远。陈晓兰说，高敬德“什么事情都要联系到钱，这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
有固定收入的陈晓兰也许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但靠打假为生的高敬德显然无法这么潇洒。
在南都周刊的报道中，“合法打假”的高敬德应该是穷困潦倒的，从事药品打假的他主要打假“模式”是——帮助有关药监部门查处假冒伪劣药品和医疗器械，然后从药监部门获得奖金。
但悲剧的是，四处树敌的高敬德，其高调的打假方式“并不被药监部门喜欢”。一个例子是——在杭州市药监部门内部，一些人对高敬德的评价是“难缠”二字。
也就是说，对于高敬德而言，药监部门的奖金并不是那么好拿的。
“数年的职业打假并没有改善高敬德的生活。在走上职业打假路后，除了每月低保所得的数百元收入外，高敬德几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而来自打假举报所获得的药监部门的奖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的额外收入。”南都周刊披露。
这不由使人叹息，难怪高敬德和谋面仅有几次的陈晓兰会谈“钱的问题”，他生存得太艰难了。
事实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不越雷池一步地靠职业打假度日，“生存艰难”的并不仅仅是高敬德，而是普遍的尴尬。
2011年1月的南方都市报也报道过一个典型的例子。罗明是在广东打工的四川青年，“为了引起他们对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视”，辞职走上了食品药品领域的职业打假之路。尽管“食品药品类产品投诉，可获10倍赔偿”，但他发现，貌似光鲜的打假其实很难赚钱。半年下来，靠“买假索赔”的他只赚了3000多元钱——比打工时的收入低多了。让他最不爽的是，商家经常反诉他“敲诈勒索”。
尽管在受访时，罗明声称还会“继续打假”，但不为钱打假的他还能坚持多久？
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推崇“公益打假”，而“为钱打假”饱受诟病。
近年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纯公益性质的职业打假人”陈书伟。2006年月，知名职业打假人陈书伟花1个月时间，撰写了一本13万字的揭露通信运营商欺诈消费者的书，并在网上发表，其后迅速传播，惊动了信息产业部甚至国务院，直接促使了通信运营商改正有关条款17项，专门作出了8项服务承诺，间接促使了手机“单向收费”的产生。一位法院的法官赞叹：“像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大家无疑是欢迎的，他们做了我们普通消费者没有精力和勇气完成的工作，而我们却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但“纯公益性质的职业打假人”无疑为打假者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难以踏入职业打假的阵营，除了让不良商家的造假成本更低外，有何益处？
而有些职业打假人之所以“越界”，以打假作为勒索钱财的手段，动辄索要天价的“封口费”，又有多少是缘于生活所迫而引发越界的呢？
必须注意到，在“为钱打假”与“公益打假”的讨论中，从耳目一新到司空见惯，从交口称赞到褒贬不一，从被视为官方监管“有益的补充”到“添乱、抢饭碗”，十几年间，对“个人英雄”式的打假乃至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社会评价已悄然发生变化。
这对职业打假人群体来说，不啻是一个无声的打击。这是不是意味着，职业打假人的“黄金时代”正在远去？
在人们的印象中，职业打假人一直是强势的存在，但实际上和企业相比，其不过是消费者这个弱势群体里的相对“强势者”。他们也不过是些凡人，只是比普通人更有勇气一些而已。
看清这一点就会知道，也许，我们这个社会至少是目前，对职业打假人群体的引导、关心乃至救济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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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
王海乐于当“枪手”：打假“商业化”时代已经来临？
提及职业打假，不得不说，“第一个吃螃蟹”的王海是个难以忽略的人物。在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里，他是为数不多的活得比较潇洒的一个。而且，总能领风气之先。
2011年12月20日，王海在接受半岛都市报采访时口出惊人之语：“如果大企业雇佣我当枪手的话，我会很乐意去做。”在王海看来，企业竞争对手之间互相拆台，“有百利而无一害”，“有对手才有黑幕，才能将更多的隐秘信息披露出来，有竞争对手揭底，消费者的知情权就增加了，这对社会有利！”他举例说，服装厂称B服装厂的服装没有任何的丝却声称是真丝，B服装厂则称A服装厂的服装用假的皮毛却称是真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收取服装厂的费用然后做检测，最后把真相是什么告诉消费者。”
当被质疑有企业会通过收买等经济诱惑阻止其打假时，王海解释，在认准了假冒伪劣后，他第一会向政府部门举报，第二会起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消费者知道”，当“我们已经把信息都披露了，目的达到了一大半，再收买，还有意义吗？”
不过，王海没有忘记强调，“要在合法的范围内”。也许，这正是他“在刀尖上舞蹈”近20年不倒的法宝。
王海并不讳言已经走上了“打假商业化”的道路，并批评“说我打假只为钱，这样的人很愚蠢。”其言外之意很明白——打假当然要赚钱，但又不仅仅是赚钱。
在王海看来，打假就所谓“性质”而言，商业和公益并不冲突，而且商业行为的打假本身就带有公益性质。他认为，个人打假的本质是国家利用个人打假利益驱动这一机制，来打击假冒伪劣和欺诈行为。这个利益驱动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也有公益和精神利益。
王海呼吁国家应当支持和鼓励职业打假行为。他认为，个人打假是“社会额外的、免费的福利”。工商局打假、质监局打假，是部门行为，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钱，但是个人打假是免费的(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来说是免费的，没有花纳税人的钱)。
据王海透露，他已经基本完成了打假商业化的“转型”。他的职业打假已经扩大到了全国，除了北京的公司，还在广州和深圳等地开办了分公司，“利润还不错”。
王海说，现在他主要是给一些药厂、文具、汽车配件等企业打假，同时也会给一些影视作品公司做知识产权的维护，“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网络盗播现象比较严重，这块市场还是比较大。”
事实上，对于职业打假的商业化，乃至王海本人，社会争议一直不断。和大多数普通职业打假人不同的是，王海还是“名人”。精明如王海，自然懂得将其利益最大化。而这也是他总是在公共场合不断宣称仍热衷于“公益打假”的原因。
而打假商业化在目前的法制框架下，仍属游走在灰色地带，其距离逾越雷池有多远，是否真能为职业打假人开辟一片新天地？尚有待观察。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客观审视王海、学习和借鉴王海，无论对职业打假人还是普通消费者都不无裨益。
有必要提醒的是，王海的成功目前尚只是个例，并不具有普遍性。抛开王海这个个例，现实是，尽管不断有人加入职业打假的行列，但那些曾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打假人正越来越多地退出“职业打假”这个舞台，这是不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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