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GDP的质量评价体系”

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牛文元

　　在国家质量管理的所有领域中，国民经济账户（GDP）的质量管理处于“第一管理”的最高战略位置。GDP质量管理的核心目标是不断创造与积累理性高效、均衡持续、少用资源、少用能源、少牺牲生态环境，综合降低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前提下“品质好的GDP”。
　　
　　科学认识GDP
　　
　　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曾被经济学家推崇有加，特别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背景之下，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2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强烈呼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纠正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
　　
　　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GDP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
　　
　　我们不盲目崇拜GDP，我们也不盲目抛弃GDP。我们关注的核心是不断创造与积累理性高效、均衡持续、少用资源、少用能源、少牺牲生态环境，综合降低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前提下“品质好的GDP”。
　　
　　宏观上，GDP是衡量国家和地区财富的综合指标，是一种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计量工具和标准，也是衡量和比较国家和地区发展实力的核心指标，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必须承认在目前能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积累过程与数量的最佳宏观指标，仍然非GDP莫属，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代替它。
　　
　　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即GDP比目前已知的其他任何综合衡量社会财富的指标都更接近实际，其误差范围一般保持在+-10%到+-15%之内。问题不在于GDP的数量大小和增速高低，根本问题是用何种方式、何种途径去实现GDP。
　　
　　一些年来，由于对科学发展的理解深度和认识水平尚未达到要求，一些地区和部门对于GDP的作用和价值，产生了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其一，认为GDP的数量和增速是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志，在不计成本（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的条件下，以GDP定英雄排座次，严重地扭曲了科学发展的核心要求；
　　
　　其二，当听到GDP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GDP误国害民，罪恶多端，甚至想摒弃GDP。
　　
　　因此，在清醒认识GDP缺陷的同时，如何定量地评价GDP的优劣和质量高低，就成为研究GDP质量的动力与前提，也就成为科学认识GDP的切入点。
　　
　　客观评价GDP
　　
　　自GDP问世之后，权威人士对于它的作用和价值赞誉有加，认为多年来苦恼于无法综合衡量社会财富的定量指标，终于取得了一个满意解。
　　
　　美国前商务部长戴利指出：“当我们要寻找商务部的先驱们创造的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和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国民经济账户——今天称之国内生产总值或GDP——的发明则当之无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和他的同事诺德豪斯甚至指出，“虽然GDP和其他国民收入账户是显得有点神秘，但它们确实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列。”
　　
　　美国经济协会前会长艾斯奈尔指出这个国民经济收入和产出账户是“20世纪对经济知识的重要贡献之一”。
　　
　　此外斯坦福大学的弗里德曼、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博斯金、耶鲁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等都给予GDP以极高的评价。#p#副标题#e#
　　
　　GDP的功绩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它的光辉也不可能掩盖其先天的缺陷，尤其是它计量了不该计入的，也忽略了它应该计入的，而更为学者所诟病的则是GDP把质量不好的财富甚至把制造人类灾难的财富，也计入到其总量当中，其实这等于污秽了“真正的”财富。著名的“投入产出法”制定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节夫，在其逝世前曾一直设法寻求将能源、资源、环境的代价纳入到他的投入产出体系之中，以消除资源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成本外部化所换取GDP数量的不真确性。
　　
　　以列昂节夫为代表的“自然绿色”派，虽然认识到资源环境在GDP生成中的巨大影响，但是这些先行者们似乎尚未涉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绿色”，即社会资本、制度资本、行政资本、管理资本等对于GDP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如何统一思考“自然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制度绿色”的综合效应，就成为创制与设计“中国GDP质量指数”评价体系的基本出发点。
　　
　　由于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财富，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还是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去加以辨识。因此，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错误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
　　
　　从自然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会出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得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和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也计入GDP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的损失也算成是对经济的贡献。
　　
　　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跟与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　　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
　　
　　GDP质量指数的内涵表征
　　
　　一、GDP质量指数揭示出“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运行本质
　　
　　GDP质量研究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深层次的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中的差异性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GDP质量生成内涵支持下，规定了创制中国GDP质量指数的方案和规则，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对于GDP质量生成的“满意解”。GDP质量评价体系不仅抛弃了自然资本超额损耗的“虚数”，同时也平行地抛弃社会资本超额损耗的“虚数”。
　　
　　二、GDP质量指数反映“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
　　
　　GDP质量内涵集中解决“又好又快发展”的三个基本组成元素：第一是寻求“发展动力”，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去调适生产关系，通过教育优先和科技创新去促进生产力，由此共同完成我国新时期对于GDP生成的动力要求；第二是寻求“发展质量”，通过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达到高效、节能、减排，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第三是寻求“发展公平”，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将改善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为“品质好”　　的GDP生成培育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
　　
　　三、GDP质量指数强调“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
　　
　　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也是对于执政合理性的最高认同。在GDP质量内涵的探索下，我们在“认同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社会有序能力，提高社会抗逆水平，健全社会道德约束”的同时，科学地、定量地、实时地诊断、监测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变化，将为品质好GDP的生成提供基础式的支撑。
　　
　　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贫富差异扩大、社会心理失调、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执政风险加大等现象，在分配不公、腐败高企、制度失灵、机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等事件的催化下，将对真实GDP的生成提出真正的挑战。
　　
　　四、中国GDP质量指数
　　
　　理论上，“GDP质量指数”企图回答三个问题：GDP将如何反映真实财富？
　　
　　GDP将如何反映社会和谐水平？GDP将如何反映可持续发展？
　　
　　应用上，“GDP质量指数”与单纯强调自然成本的绿色GDP不同，它并不是只考虑资源与环境的代价（自然资本），它也平行地考虑社会和谐与民生幸福（社会资本），同时还考虑到发展观念与管理水平（行政资本）。
　　
　　“中国GDP质量指数”的理论模型，着重在“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中，围绕着GDP质量生成的“发展度”
　　
　　（数量维）、“协调度”（质量维）、“持续度”（时间维），求取在平衡状态下的目标函数最大化。
　　
　　在既考虑自然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的双重关系中，在统一设计资源环境　　成本超额损耗、社会管理成本超额损耗、可持续能力建设投入欠账的三重制约下，同时考虑数据的公认性、资料的获取性、计算的简捷性、结果的可比性等四大统计要求，《中国GDP质量指数》的指标体系设计，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及其分属的15个要素。
　　
　　经济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资源占用量和对于物质能量的消耗水平。
　　
　　社会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对社会进步贡献的能力表达以及社会和谐对于GDP生成的反馈效应。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反哺能力以及社会环境对于GDP生成的基础作用。
　　
　　环境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效应。
　　
　　生活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民众心理或意愿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管理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选择能力以及这种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前瞻性。
　　
　　中国各地区GDP质量的初步分析
　　
　　用设计的指标体系，采取层次分析法和通行的统计规则，计算出中国各地区的GDP质量。评价的初步结果如下：
　　
　　1.中国GDP质量排序前10名：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辽宁、海南。
　　
　　2.中国GDP质量排序后10名：江西、湖南、山西、广西、云南、新疆、青海、贵州、甘肃、宁夏。
　　
　　3.中国四大直辖市GDP质量排序处于最好位置：从GDP质量排序的四大直辖市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均获得了前10名的位次。北京在全国GDP质量排名中居第1（同其GDP数量排名相比上升了12位）；上海在全国GDP质量排名中居第2（同其GDP数量排名相比上升了6位）；天津在全国GDP质量排名中居第4（同其GDP数量排名相比上升了16位）。虽然重庆在全国GDP质量排序中居第11名，但与它GDP数量排名第23名相比，质量排序提前了12名。以上说明四大直辖市在生成GDP质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支持、环境效应、民生建设、管理水平上处于领先位置。
　　
　　4.中国四大强省GDP质量排序处于满意位置：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四省的GDP质量排序均在前10。在GDP数量排序居第1的广东省，在质量排序中居第6（相比下降5位）。在数量排序中居第2的江苏省，在质量排序中居第5（相比下降了3位）。在数量排序中居第3的山东省，在质量排序中居第8（相比下降了5位）。
　　
　　浙江省一枝独秀，在数量全国排序中居第4，而在质量排序中居第3（相比上升了1位）。四大强省在生成GDP质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支持、环境效应、民生建设、管理水平上处于满意位置。
　　
　　5.中国东北三省GDP质量排序处于较好位置：辽宁、吉林、黑龙江的GDP质量排序分别处于第9、第14、第15的位次。高出全国GDP质量的平均水平，说明近年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了较大进步。
　　
　　6.中国中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一般位置：在提升GDP质量上，中部省份须投入更大的努力。
　　
　　7.中国西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比较落后位置：在提升GDP质量上，西部省份存在着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