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汽车界炒的最火爆的一个焦点问题，就莫过于限购与限购的N多后续影响了。其中，这一问题，既有声讨官方言论的官谣现象，又有对限购后续的不断猜测，总之，在杭州汽车限购发布的数日内，一连串针对限购以及限购以外的问题出现，既说明了限购的影响超乎想象的巨大；更说明行业的承受能力，实在有伤不起的感觉。所以，在限购越来越超出交通管理层面的同时，如果不能对限购问题的发酵形成制度层面的抑制，很可能就会使这一行业的问题，转化成更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
作为国务院要求杜绝官谣现象的发生，很显然，这是与在杭州发布汽车限购政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息息相关的。在地区政府先走漏限购风声，继而进行辟谣之后，有用实际做法进行汽车限购，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行政行为反复，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不断在业界发酵。更有意思的还在于，在后续问题出现以后，相关地区政府部门还要追查走漏信息的源头，这难免会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其用意无非是想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给上下以交代而已。特别是在国务院办公会议，强调要杜绝官谣现象在出现的情况下，这种限购引发的多重问题，自然就成了影响汽车界的大事。像对地方决策的监管机制的形成以及运用小道消息为自身行政行为铺垫等等，均应该对社会有更明确的交代才成。恐怕，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就应该是汽车限购最需要用科学与合理的办法来确定与落实，这才是比什么都至关重要的。
说官方对限购的辟谣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对于杭州的汽车限购，之所以在声势上不亚于北、上、广的限购声势，其核心议题就在于早就被疯传的限购，虽经有关部门多次辟谣与澄清，但就是由于限购本身所带来的诱惑力难以阻挡，使得行政命令可以根本就不用考虑左手打右手的后果，让限购就可以随意的进行，这不免会让业界以及消费者们深陷于五里雾中，看不清限购的理由是为了社会，还是为了凸显行政权力，这确实不能不让人们感觉到有些费解。
其实，之所以能够出现，限购只要提出来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及时的实施，而根本不用考虑，限购对汽车市场的影响与对消费者幸消费权益的抑制。这就在于限购的实施，一方面是没有对汽车消费环节有一个更具说服了的机制加以保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限购所寻找的理由，往往是表象上的拥堵与污染，很容易掩盖住对更大利益的追逐，这恐怕才是需要从更深层次考虑限购影响问题的关键所在。别的不说，如果不限购，就会任凭机动车无休止的增长，也会让汽车商品的增值服务轻易的失去。就这一点而言，限购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汽车纳入到紧俏商品范畴，其这样的紧俏，且不说可以制造因牌照而带来的合理商机，更可以因其走俏的程度，而对拉动其它方面的经济增长。这恐怕才是限购被屡试不爽的主要原因。
从行政限购到制度限购的转变为何是当务之急
可以说，自从杭州限购以来，除了业界仍然感觉到有些后怕以外，更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到其它城市是否也限购的问题。尽管这样的考虑，似乎存在着替古人担忧的意味，但如果不能够对限购问题有一个更明确与透明的认识与比较，很可能就会出现，一夜之间成为多方限购的局面。到那时如果再考虑限购影响，恐怕就是黄瓜菜都要凉了。这是因为，一些地区的行政限购已经超出了可服众的范围，而改变行政权力对汽车影响的做法，就需要用制度进行限购，才是更趋向合理与科学管理的具体方式。
至于制度化对汽车进行限购，之所以说他要比行政限购更加科学与合理。其关键就在于，制度不仅会全面衡量交通问题与发展的关系，更会有效的制约盲目追逐利益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考虑整体交通承受力以及行业与消费者利益。像不久前法国首都，也因空气质量糟糕而进行单双号限行以及奥运期间所实施的交通严格管理，都能够被广泛的接受，这就是制度限制汽车的最突出案例。如果这样的制度，能够替代被誉为简单粗暴的行政限购，无论是被社会广泛接受，还是对行业的长远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汽车做法。
平心而论，汽车多了，就需要用合理的限购做法来调节。但需要指出的是，限购的理由要赢得广泛的认可，这才能够让限购很好的调节车市的发展。如果仅仅是为了跟风或是不能拿到桌面上的经济目的的话，这样的限购，纵然是依靠行政权力执行，也是无法被广泛理解与接受的。所以，汽车限购更应该多考虑的科学与合理性，多站在消费者角度进行规划与落实，这恐怕才是让业界为之叫好的真正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