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失灵：上海校服采购制度调查
过去20年间，上海的校服供应经历了三轮制度变革。而最新的毒校服事件表明，在20年的摇摆中，无论是行政垄断还是市场竞争机制，似乎都在校服质量保障的问题上双双失灵。
陈承；李芃
上海开学首日爆出的问题校服事件在继续发酵。
20日的最新进展是，浦东区教育部门已布置21所相关学校暂停使用包含有毒物质的校服，涉事的欧霞公司库存的全部20批次371卷服装原料被强制封存，库存所有成衣也同时被抽样查验。
此前，今年2月7日，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2012年上海市学生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显示当次抽查的产品合格率仅为72.7%。在不合格产品中，一款来自上海欧霞时装有限公司的校服产品，被检出致癌物质。
而这家欧霞公司，在2009年和2011年就曾被检测出其生产的学生服夏装的PH值不合格。2012年2月该公司又因其“OUXIA”牌学生服夏装和春秋装“使用说明”不合格被曝光。
屡上黑榜的企业，何以还能持续多年接到校服订单？这一核心问题将上海的校服采购供应制度推到了备受质疑的风口浪尖。
“在调查上海欧霞时装有限公司存在问题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发现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监管不严、职责不明等问题。”上海市新闻办在19日表示，在当前各校自行采购校服的“大分散”格局下，将研究区县和学校相结合的相对集中采购模式。
在过去的20年间，从各校“大分散”自主订购校服，到市教委行政统一供应，再到“大分散”，上海的校服供应市场经历了三轮制度变革。而上海市新闻办的最新表态，间接宣告第三轮制度模式的失败。
20年的摇摆中，行政垄断和市场机制，似乎在上海校服质量保障的问题上双双失灵。随着“毒校服”事件的发酵，校服供应模式将不得不面临新一次的改变。
争议48号文
对于80后上海人来说，由上海健生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下简称“健身文教”)生产的校服，一度是他们在中小学就读阶段的“集体回忆”。彼时，这个由上海市教委及各区县21家教育产业共同投资组建的股份制国资企业下属子公司，一度占有上海市内校服市场90%以上的份额，如今，这一数字跌落到不足15%。
而伴随着健生牌校服占有率的急剧变化，其背后正是一场有关校服市场供应模式的摇摆。
健生文教的母公司上海健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健生实业”)成立于1998年。就在这一年，上海市教委下发的48号文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一举奠定了健生文教在上海校服市场的垄断地位。
上述文件称，全市将采取统一设计、生产、订购学生服的模式，而拥有教委和各区县教育系统投资背景的健生实业，毫无悬念地成为今后数年中校服供应的垄断企业。
“作为国有企业，即便校服产品利润很薄，我们在产品质量方面真的不敢有任何马虎，” 健生文教总经理程根方对本报记者回忆，“而在48号文出台前，上海的校服市场与现在类似，都由各学校自主选择，校服质量难免良莠不齐。”
48号文出台后，健生牌校服的黄金时代持续了8年。但在此期间，舆论对上海统一设计、生产、订购学生服的模式进行了多次质疑——“健生牌校服美观度较差，学生穿着后难以体现朝气”是一大原因；更重要的是，舆论质疑上海市教委通过行政手段干预校服供应市场的合法性。
面临巨大舆论质疑的上海市教委，终于在2005年将统一模式否定。当年，上海市物价局在与市教委协调下，下发《关于本市2005学年学生服价格的复函》，这一文件取代8年前的教委48号文，成为目前各学校自主采购校服的行政依据。
这意味着上海校服供应模式的一次大更替。最具指标意义的是，行政干预色彩浓厚的健生牌校服，从90%的市占率顶峰一路走低，直至目前仅不到15%。
比人脉比成本控制
但《关于本市2005学年学生服价格的复函》仅在规定校服订购套数及价格方面对学校的校服采购进行规范，未对校服企业的资质等方面进行规定，而是全部“放权”给学校。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高行中学，是本次被爆从欧霞公司采购校服的21所浦东中小学校之一。该校瞿姓副校长在接受上海媒体采访时承认，在长达4年的合作时间里，校方从未要求欧霞方面检验过校服质量，甚至连其连续三年登上质检“黑名单”一事，也是自“毒校服”事件爆发后才获知。
“欧霞公司是自行上门向校方推销学生服的，而在了解到周边学校多采用该公司产品、且对其提供的款式也满意后，我们就下了订单，”上述瞿姓副校长当时称，“考虑到很多学校都购买该公司产品，我们觉得欧霞应该是教育部门认可的。”
此外，同样选择欧霞校服的两所中小学校负责人士，也分别对媒体表示，“主要由附近的几所学校推荐，才向欧霞订购校服”。
与健生实业依靠行政命令独享校服市场的年代不同，2005年校服供应模式更替后，民企大规模涌入上海校服市场，“拼人脉”是不具备行政垄断能力民企的选择：据上海当地媒体报道，欧霞法定代表人王龙珠，在下海经商前曾在浦东新区川沙实验小学工作。
程根方则坦言，除了拼人脉，民营企业在管理和成本控制方面的灵活性，也远优于作为国企的健生文教。
上述2005年由上海市物价局的文件规定，中小学校服春夏装最高150元，冬装最高200元。“按照这一指导价格，目前我们还能维持。但与以前薄利多销相比，现在市场份额的急剧缩小使得校服产品一直处于微利状态。”程根方透露。
“我们以前都会额外拨款将进货面料先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查，合格了才会用来做校服，以保证校服的质量，”程根方至今仍对健生牌校服的兴衰感慨良多，“而在质监部门的抽查中，历年来都没有发现我们产品的质量问题。”
他依然有些怀念行政命令统一下的校服采购。“上海校服行业潜在的威胁很早就存在了，”程根方对本报记者称，“而被上海弃用的行政统一校服生产企业的模式，如今在海南、北京等省市却已‘开花结果’。”
未来的选项
不过，在此次“毒校服”事件发生后，从目前“大分散”模式再度重回行政命令统一供应模式的可能性，也已不存在。上海市新闻办在2月19日称，将“研究区县和学校相结合的相对集中采购模式”、“建立‘黑名单’制度并予以公布”，显示进入上海校服市场的各服装企业，仍有机会留在校服市场。
事实上，在2005年打破独家垄断，校服采购权分散下放后，行政干预的力量并未从上海校服市场上消失。
普陀区教育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分散采购后，有的区仍然匡定一批校服企业，学校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选择。如果学校想超出范围自行采购，则需要申请。
上海市教委一家直属单位的知情人士则告诉本报，校服定制权下放后，名义上由各学校分散采购，但一般而言，区教育行政部门会框定一个名单让学校自行选择。
行政干预力量较为突出的，是地处上海远郊的奉贤区。该区仍然保留着指定校服供应商的制度。
这一制度的核心操作部门，是奉贤区教育保障服务中心。公开资料显示，该中心是区教育局下属的事业单位，2005年4月由原区教育保障服务中心与区教育技术装备站整合成立的。其职能之一是负责审核为区属学校供应校服的企业的资质。
该中心的机构法定代表人邱其龙告诉本报记者，区属学校的校服定制企业是由该中心指定的。并且这一过程并未经过公开招标，而是根据历史合作情况采用了审批制。
邱其龙介绍说，该区原来有3家定点校服定制企业，后来淘汰了一家，目前剩下分别名为“奉健”和“侨安”的两家民营校服企业，产品质量均通过了有关部门的认定。
奉贤区教育保障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唐云楼介绍称，该中心每年主抓两家具有校服供应资质企业的质量，而区内各中小学则自主在两家企业中选择供应商，与之签订合同，并向中心报备。”
“每年订购校服的区内学校共有100多家，在两家企业发货前，都会将样品送到检测部门，并将检测报告送交中心。”唐云楼说。
奉贤的模式会不会成为“毒校服”事件后，上海市新闻办承诺改进校服供应模式的选项之一？至截稿时，上海市教委仍未对本报记者希望其评价奉贤模式的采访请求作出回复。
并且，在部分舆论界人士看来，这种以行政力量指定校服供应商的模式，只是将可能滋生腐败的环节从学校移到了指定者手中。“在封闭、不透明的对指定企业的选择过程中，人情因素关系很大。”前述上海市教委一家直属单位的知情人士评价说。
本报记者2月20日浏览奉贤区教育保障服务中心网站，未见任何有关此次毒校服事件的信息，也没有相关的招标采购信息或是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动态”栏目的最近更新停留于2012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