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的时间选择
不得不说，郭台铭在涨薪一事上选择了极为恰当的时间点。
按照2004年开始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应调整一次。在金融危机的2009年，深圳市政府并未调整最低工资，2010年的调整势在必然。富士康不过是提前于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发布前数日，公布了第一次调薪计划。
这一点也可以从2010年6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最低工资上调为何不能多一点》一文中得到证实。“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应调整一次。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后，2004、2005、2006这三年，各省区市平均调整了1.9次，2008年底，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企业经营面临极大压力，因此，2009年只有少数城市调整。随着经济回升向好，今年各地相继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事实是，早在2010年3月，深圳市工会已对外公告称，经过与富士康协商，富士康员工底薪将获得3%以上增长。当然，彼时的情形似乎并未考虑到深圳市即将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
而3月中下旬开始频发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迅速将这一议题冲淡。此后，一直到5月中下旬，富士康十多起伤亡事件发生之后，总裁郭台铭出面接受全球媒体访问，提高工人待遇、缩减劳动时间才被作为根本的应对之策重返台面。
敏锐如郭台铭，迅速抓住了这一扭转形象的良机。
6月2日，富士康对外发布了基层员工全体加薪的消息：自6月1日起，富士康作业员薪资由原来的900元/月调升到1200元/月。4天后的6月6日，美联社报道称，富士康旗下的中国深圳工厂工人薪资将被提升至2000元(约合293美元)。不过条件是，富士康深圳公司的工人必须接受三个月的考察，通过审核的工人才能得到10暂的加薪。但具体的审核标准并没有详细说明。
现在看来，这一举措甚至是比郭台铭亲自召开媒体发布会更为有效的“危机公关”。此后，媒体舆论开始扭转，从寻找频发事件原因到担忧富士康能否持续经营。郭台铭及公司高层亦借机表示，企业成本压力很大，可能会向国外迁移工厂，或者将部分工厂转回台湾“机械自动化生产”。富士康工人的就业或失业成为关心之重。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6月8日下午，深圳市政府五届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该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方案。方案决定，自2010年7月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此前的900元/月调高至1100元/月。富士康普涨工资部分仅比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高100元。
1%的利润损失
不管怎样，富士康此次加薪，都需要老板郭台铭打开荷包。
电子代工业内排名前列的另一巨头公司资深人士曾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2000年前后到现在，以“低价”崛起的富士康，已经通过竞争把整个行业利润率由20%拉低至现在的5%~6%。但即便如此，富士康官方网站显示其2008年营业额为4207亿元，利润年逾200亿元。
考虑到富士康深圳大约40万人(其中普通生产线工人约占85%左右)，占其国内约80万名员工的一半，不考虑税险费用，郭台铭为深圳工人薪资的年支出增加约12.24亿元。再考虑到部分工资可能由1200元/月晋升为2000元/月的工人薪资，若此部分最终获得晋升比例占20%，则不包含税险费用，富士康需为基层生产线薪资支出年增加约18.768亿元(12.24亿元/年+40万人×85%×20%×800元/月·人×12月/年)。
“端午节后准备离职的同事主要考虑了三点。”甄家华说，其一，截至目前，富士康并未就生产线以外的管理职员工提薪发布标准，个人在企业内的发展前景不明;其二，预计生产线可能获得2000元/月月薪的基层干部比例也就20%，这部分基层干部多为生产线核心的基层管理人员，包括线长、组长在内，他们才是本次调薪的主要受益群体;其三，总部周边管理层员工担心，富士康会将各种名目的年终奖金变为每月薪资增加进来，而使年底奖金大幅缩减。这样，总部周边管理职员工薪酬变化幅度可能也就是20%左右。
此外，由于国内的其他富士康工厂既有位于长三角的昆山、松江、淮安等工厂，亦有惠州、北京、廊坊、烟台，以及太原、武汉、成都等工厂，且上述城市所在地最低工资薪酬调整很难超越深圳，故富士康国内深圳以外的40万名生产线工人中，两次调薪后，不计税险费用在内，富士康为该部分工人薪资支出年增加不超过18.768亿元。
综合计算，两次调薪后，不计税险费用，富士康为国内生产线工人薪资支出年增加不超过38亿元。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保持年营业额4000亿元以上，企业利润率可能下降约1%。如此算来，涨薪对低利润率经营的富士康确有影响，但尚在可控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