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金额不大，主要影响的是士气。比如，有人抹黑，你没法分辨，因为确实可能存在问题，但问题没那么大。”原中兴通讯员工刘洋说。
“史立荣上任后，开始减成本，原先我们在国内出差的住宿标准是一线城市250元，此后被内部压缩到200元。可是，之后却要求我们来上海出差时，要入住和泰，这家酒店的房费是多少？238元！”周强有些不满意。
周强所说的和泰酒店系深圳市中兴和泰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中兴和泰)名下资产。2012年6月27日，中兴通讯曾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以2517.4万元的价格，向中兴发展出售所持中兴和泰82%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中兴发展持有中兴和泰82%股份，中兴通讯则持有剩余的18%股权。“这又是向谁输送利益？”周强问。
在德国电信咨询公司中国区高级顾问谭炎明看来，相比华为纯粹民营的机制，中兴在国有民营的体制下，必然实行截然不同的激励机制。“按照通常的理解，大家自然会认为华为全员持股的模式对员工的吸引相当大。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拿着国有企业的工资去对抗？中兴的经营者必须考虑既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又能起到很好激励作用的模式，这一模式必须足以和华为的激励匹配或抗衡，来保证公司对于核心员工的激励和挽留。”谭炎明说。
效果似乎很明显，截至今年，中兴还未出现过核心技术人员、员工大规模出走的现象。“对于核心人才、专家和拥有市场资源的人来说，他们的竞争是非常市场化的，必须有匹配的、对等的激励手段。一个掌握了某个区域或市场的客户关系的员工，他所受到的诱惑会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如果拿不到足够激励，肯定会辞职，而没有离开的原因，说明他在内部受到的激励是足以和对手抗衡的。”谭炎明认为。
中兴曾试图激励更多员工。2011年6月13日，中兴通讯曾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以25.88元/股的均价，减持4849.5万股。当时，即有媒体报道称，接盘方为中兴通讯内部员工委托的第三方信托公司。
在地方分公司任职的吴华买到了这批股票，“这事我都不想多说，接盘的价格是20多元，当时我就知道扔水里了。”
“这是管理层压力最大的地方。”刘洋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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