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与光伏行业泡沫的破灭昭示需开辟新发展路径
不能说所有企业都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但也不能全部是低层次的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多个产业环节，多种产业形态，不可能都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代工也没问题，应允许不同技术层次的企业存在。但是，如果普遍是低层次、低水平企业，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一定是硬伤。
———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
深圳高交会近年已成为新兴产业展示的舞台。尤其是今年，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成果得到集中展示。新兴产业热度空前，引领产业发展、高科技发展的方向。但是，狂热背后需要冷思考。各地不约而同上马新兴产业已经显出“一窝蜂”的状态，而深圳上马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否都足够“战略性”？反观企业，LE D、光伏泡沫的破灭，一定程度上已经昭示：没有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仍将走上一条低水平的道路。新兴产业，呼啸而来，能执牛耳否？
LE D幻灭光伏行业凄惨
深圳布吉上雪科技城的愿景光工业园，已经失去往日喧嚣。这里的“主人”曾是国内LED行业五强之一。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第二年销售总额突破千万，之后两年销售额如火箭发射，达到2.6亿元。
过去几年，愿景光的崛起代表LED行业的普遍现象，而它的衰落，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今年6月29日，愿景光突然宣告破产，年初起开始拖欠工人工资，拖欠厂房装修方工程款，欠银行贷款也高达上千万元。由于LED行业之前相继有多家知名企业倒闭破产，愿景光的破产消息已经不具爆炸性，但还是让整个行业的悲情气氛更加浓厚。
回望愿景光的浮沉，固然有全球经济下滑大环境影响，但也是LE D这个被誉为新兴产业、朝阳工业核心技术缺乏、发展层次低下的必然。近年，全国不少地方政府大力推广LED项目，整个行业过了几年好日子。但由于LED企业多数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使得LED企业基本集中在低端市场，基本靠打价格战，逐渐走入恶性竞争的循环，最终难以为继。
与LED境遇类似甚至更凄惨的是光伏行业。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光伏行业利润率已从2007年的139%下滑到20%。在500多家光伏企业中，1/3中小企业产能利用率在20%-30%，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也许LED、光伏产业表现得过于极端，但对于新兴产业而言，在各地扶持政策呼啸而出的背景下，在大量企业一哄而上的环境下，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增长等，是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新兴产业发展大跃进？
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深圳早在2008年，在全国较早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2009年起先后编制出台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振兴发展规划及配套政策。到2015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将超2万亿元。
如今，全国各地随处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字眼，仿佛哪个地方没提出发展新兴产业的目标，谁就落伍。有专家统计，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市几乎把新能源及相关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学界多次呼吁发展新兴产业要避免再次出现“大跃进”。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提醒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一些苗头，应该引起注意。比如，一哄而起的从众化，一些政府机构指定技术发展的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甚至直接确定投资等。
最新数据显示，一哄而上的新兴产业，在短暂高增长之后面临成长困境。截至10月29日，根据超过400家具有新兴产业背景的上市公司发布的前三季度业绩，新兴产业公司整体净利润同比下滑13.1%，远超过其他上市公司的业绩降幅。深圳的数据并没有反映出下滑态势，生物、互联网、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38.1%，增速高于GDP增速2倍以上。
“从统计指标来看，增长速度非常快，也涌现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企业。”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说，与内地很多省市相比，深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具备，因此相对富有成效，“政府要有所为，需要适度超前，但不能过度超前，否则就有拔苗助长的嫌疑”。
在袁易明看来，深圳由于土地空间等限制，靠原来的产业已无法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找寻新的东西。深圳拥有一批高科技人才，比邻香港也使其对国际产业信息反应敏感，使其比内地很多城市更迫切需要发展新兴产业。
即便深圳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时机与条件，袁易明仍认为政府在新兴产业政策上应非常慎重，“政府政策一方面会是真金白银，看得见的好处，一方面会引导企业产生‘搭便车’的心态，形成产业发展的羊群效应。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没法做更多评估，如果政府判断不准确，企业盲目跟从，最后就是产能过剩，LED、光伏就是典型”。
低层次低水平发展路径
比产能过剩更让人担心的是，新兴产业发展有走上老路嫌疑，大量企业在复制着传统产业低层次、低水平发展的路径。
LED行业的衰落足以说明在核心技术欠缺情况下，低水平竞争带来的恶果。曾经有媒体报道，国内很多光伏企业饱受核心技术缺乏之苦，硅料提纯采用德国技术，硅片生产多晶炉采用美国设备，生产硅片电池七道工艺，五道需要进口设备等。
新兴产业赢利模式几乎与之前大量“中国制造”如出一辙。有专家指出，没有核心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可能像过去信息产业一样，身为高端产业却不能制造芯片，只能生产鼠标、键盘、外壳等低端产品，沦为新兴产业加工制造业。
以智能手机为主业的深圳酷派公司，近年在全球通信行业的激烈竞争环境中倍感压力，主业难以抬头，只能在土地运作另辟蹊径，以该公司为主体的母公司中国无线，2011年净利润为2.71亿港元，但“其他收入及盈利”达3.2亿港元，比上年增加近50%。这意味着，如果刨除此部分收益，主业净利润为负值。以智能手机为主业的公司，却主要依靠各地土地重估增值及租金收入维持财报的盈利。
在新兴产业领域，缺乏关键技术、主业难以为继已成为共性问题，因此新兴产业“圈地”现象也明显。业内普遍认为，新兴产业“有高端之名却行低端之实”，走上代工企业老路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直面的时刻。
“不能说所有企业都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但也不能全部是低层次的企业。”袁易明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多个产业环节，多种产业形态，不可能都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代工也没问题，应允许不同技术层次的企业存在。但是，如果普遍是低层次、低水平企业，对整个产业的发展一定是硬伤。
政府千万别越俎代庖
从最早出台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至今，深圳谋划新兴产业已经近五年。袁易明表示，眼下，对深圳新兴产业系列政策进行科学评估，已经是时候，“过去做得怎么样，未来应当怎样，需要中期评估，需要新政策。”
袁易明说，如何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一门艺术，但政府是否把握得好，是不是形成以市场为主体，还有待检验，“一味跟风不是好政策。”深圳新兴产业系列政策细度不够，应当做得更细，“产业政策不能一刀切，对不同产业，同一产业不同环节等，都要有针对性政策，这样才有针对性，才可以引导产业去发展”。
在产业选择上，袁易明说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做法，要区别对待，“比如生物产业，如果要产业化，需要很强大的技术、人才储备，对研究开发要求非常高，如果分配的资源与其他行业一样，会导致部分资源配置效率低”。
而在发展新兴产业时，不要紧盯大企业，重要的是关注中等规模企业，因为大企业拿到资源的能力较强，中小企业则需要更多的培育。“政府要做的是以产业为切入点，不是扶持某个具体的企业。”袁易明表示，政府可以承担一些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可以首先应用、示范，启动市场，以进一步拉动全社会的消费，不该政府做的，千万不要越俎代庖。
记者观察
高交会价值在哪里
北风吹，锣鼓响，又是一年高交会。赶集一样的人群涌向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外的大婶阿姨们依然在热情兜售黄牛票，场馆里的年轻女孩们仍然用低胸和热舞吸引市民。从表现手法与受普通市民欢迎程度而言，深圳高交会不亚于性博览会。虽然会展中心入口要爬上一层又一层的高高台阶，但进入其中的高交会参展项目并非个个高精尖。
有这个城市最为熟知的山寨电子产品；有各种方便生活的小发明如锅碗瓢盆；甚至曾有摆摊卖手链镯子的……这些产品，无论如何也算不上高科技产品。但是，它们硬生生挤进了高交会会场，也吸引不少人看热闹。
很多第一次参观高交会的人未免惊讶，高交会原来与生活这么贴近。贴近生活是好事，但在满天飞的传单、嘈杂吆喝声中，往往容易使人忘记身处“中国科技第一展”。这个号称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类展会，13年前首届开始，深圳就雄心勃勃地定目标为以高交会为平台，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支持与服务，探索“高交会—技术产权产易—创业板市场”一条龙科技创业新模式等。
那时候，也是深圳喊出打造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口号不久。10多年过去了，深圳一批企业崛起，如中兴华为已经成为深圳高新技术企业代表。深圳给了“华为中兴”们最好的成长环境，让它们专注科技实业，在群狼逐鹿的国际市场走出一条持续升级之路。然而，这个城市尚未摆脱创新乏力的宿命，整个社会距离创新机制、创新氛围依然很远。
为了短期利益，诸多企业沦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拙劣模仿者。这些年，也是深圳山寨产品从炙手可热到岌岌可危的时光。
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能一味在低端产业上吊死。
同样，没有更高的高科技，高交会容易变味。“高交会原本有很强的专业性，但现在成了一个大市场。”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富海评价说。高交会的意义并不在于人来人往，锣鼓喧天很热闹，也不在于提供好玩新奇的小发明。对于致力打造国家创新型城市的深圳而言，高交会实际上承担非常重要的使命。如果它能对城市创新氛围的培育、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起到一定作用，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