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其实关于版权的纠纷一直很多，你作为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虽然此前并没有涉足文化领域，但是这些年对于张爱玲作品的版权保护却让我们感觉很有成效，先说说你是如何成为的张爱玲遗产执行人？
宋以朗：我从1971年到2003年都住在美国，住了32年。我知道1995年张爱玲去世，她的遗产交给我爸爸妈妈管理。我爸爸1996年去世，2003年我妈妈中风，所以我就开始协助帮她处理这些事。我正好也是那年再次回到大陆，发现张爱玲盗版现象好严重。
新京报：那次回来是什么情景？
宋以朗：我1949年在上海出生，离开后一直没再回来。2003年我人在香港，我的公司在北京上海有些事情，所以我就来到北京。我住在王府井附近，去书店里一看，哇，好厉害，整个书柜都是张爱玲的书，我统统都没有听过的出版社。
新京报：那时候有授权的出版社是哪家？
宋以朗：当年台湾皇冠是授权给哈尔滨出版社，所以如果要追究盗版，要通过哈尔滨出版社，因为他们才是大陆被侵权的机构。实际上，可能哈尔滨出版社没有下那么大工夫阻止盗版。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处理大陆张爱玲盗版的？
宋以朗：后来新经典变成张爱玲的大陆出版方，我猜皇冠有要求新的出版方整理盗版情况。我们差不多2006年、2007年开始整理侵权，第一个官司是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官司赢了40万，可是算一算律师费，应该说，我差不多什么都没有拿到，而且还是贴钱。按照规定我可以分到两万多，但是我在香港的律师是我自己出钱请的，要十几万港币。虽然贴钱，但这种官司原则上还是要打。
新京报：后来的官司情况如何？
宋以朗：第二波变了地点，到了北京。这回的律师费变成和律师分账，不是追究一家出版社，他追究的越多就拿到的越多，他拿到钱我们分，那些官司都是这两年打的。
新京报：在打这些官司时常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宋以朗：到了法庭上，侵权的人会说我错了。法官问他一共印了多少本，所有人都说只印了1000本。那我们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告的时候告一家出版社和一个书店，书店会觉得很冤枉，总共没有卖几本，却得赔很多钱。所以书店很快投降，会退回那些盗版书。我们会加一个条件，比如说像新华或者当当这种大书店，我们会让他们提供数据，他们所有的分店一共拿到多少本书，他们说是1300本，可是出版社刚刚说只印了1000本，就很好笑。
新京报：经过这几年的整理，目前张爱玲图书在大陆的侵权盗版还严重吗？
宋以朗：现在出版社侵权的情况差不多没有了，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苹果商店，里面真是一塌糊涂。比如你现在去里面找张爱玲，9毛9分美金，可以买到张爱玲全集。
新京报：这个问题去解决了吗？
宋以朗：他们的营业方法是三七分账，商店所有者拿7成。如果我去投诉，苹果要问我很多问题，比如张爱玲是谁？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张爱玲呢？她在哪里呢？你怎么证明她死了呢？变成我要回美国举证。她死掉后又要证明她的遗嘱要做公证。他们又会问，可是你爸爸妈妈在哪里呢？我说，他们都去世，变成我是执行人。在我做了所有工作之后，他们说，好，可以接受。然后封掉店，但是那个店主第二天重新注册，用不同的名字。
新京报：等于又要新一轮的取证。
宋以朗：好烦呐，这个问题不是张爱玲一个人，三毛、韩寒……这些统统都有。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的工作，应该是苹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