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玥玥妈妈，玥玥的舞蹈课时费该缴了。本期课时费改为20节课一收，150元×20节=3000元。”前两天，玥玥妈妈收到了舞蹈老师发来催缴课时费的微信。
“孩子上次缴费的课时费是125元×12节=1500元，这老师一年涨了好几次价，并且事前从来不通知，让我们家长很被动，但也没辙，上课久了不好换地，没有合适的班。”玥玥妈妈无奈地说。
近年来，功利教育观大行其道，培训市场鱼龙混杂。不少家长架不住广告“忽悠”，种种洗脑式营销，消费家长们的焦虑，加剧拔苗助长的功利心，违背了教书育人为本的初心。
不堪重负的教育培训相信很多孩子都有上课外班的经历，也有很多家长在是不是给孩子报课外班的问题上纠结过焦虑过：报了，怕孩子压力太大;不报，又怕孩子跟别的孩子产生差距。但是，纠结归纠结，最后可能还是报了，尤其是听了一些培训班的介绍之后，只怕更要报名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商家盯上了教育培训这块“大蛋糕”，各种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广告让家长们眼花缭乱,不少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口语水平、艺术素养等，在教育培训机构推销人员的鼓动下冲动消费。
然而由于培训机构师资良莠不齐，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虚假宣传、无办学资质、退费难、体罚性侵孩子……现状令人担忧。
报班花费成千上万，可到头来没让孩子练就“开挂”本领，反被部分培训机构坑钱、坑娃。对此，不少家长反映培训机构退费难、维权难。
4月26日北京某机构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语言、艺术、幼教等领域的培训机构侵权问题时有发生，“卷包跑路”风险正在累积。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记者根据家长投诉，就近年出现的培训市场乱象进行盘点，以提高社会各界警惕性，共同抵制非法违规办学，推进培训教育行业的正常发展。
教育培训机构乱象大起底乱象一：偷天换日，“名师”不够“学生”来凑。过度包装教师背景在培训机构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教师资料被过度包装屡见不鲜。
5月初，记者对北京市的多家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调查。在记者走访的多家培训机构里，很多负责人都表示，授课老师是他们定向培养或外聘的优秀教师。
北京某大学的大四学生小丹曾去过几家教育培训机构应聘。在其中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小丹在经过面试和笔试之后，机构为他安排了一次简单的入职培训。
在入职培训时，机构里资历较老的教师会专门就“如何打消家长的疑虑”进行讲解：当家长问起老师的资质时，要自我介绍是从学校出来的有经验的老师。如果家长一再坚持追问，最好的做法是想办法吸引家长亲身感受课堂，当他们觉得还不错时，便不会再继续纠结资质的相关问题了。
所谓“名师包装”成为了培训机构的常用营销策略之一。有人辩解称，只要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诉求，你就是“名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师资造假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可能涉及虚假广告或是违法广告。如果可以舌灿莲花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顶着假头衔教学，那么培养“名师”更像是培养“名嘴”。
乱象二：无故中止合同，费用却难退。
福建泉州的陈先生于2017年7月7日在鲤城区一家名叫“铭大教育舞蹈班”的机构为孩子报名了一期舞蹈班，共128个课时，培训费1.7万元。不料课程仅上了一半多，学校便停止培训，剩余的费用迟迟不予退还。
在协商无果后，陈先生投诉了该教育机构。经查，陈先生投诉情况属实。在陈先生交付1.7万元时起双方合同关系已经确立，由于该校中途擅自终止合约，违约在先，理应退还消费者相关费用。最终经调解，经营者同意退还5000元剩余费用，并一次性补偿陈先生3000元。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经营者擅自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消费者不认同的，由经营者承担由此增加的全部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擅自变更、减少项目或者降低标准的，消费者有权要求按原约定履行，确实无法履行的，经营者应当退还相应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该案中，经营者未完成合同约定的教学课程，单方面擅自终止履行义务，构成违约，理应退还消费者相关费用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乱象三：信口开河，借“保过”
骗千余考生5000万。
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考生信息，打电话推销宣称“考试保过”“有内部资料”“考后能提分”等，骗取全国上千考生共5000余万元。
据了解，北京海淀警方曾接到多起考生报案，称万喜基业教育培训机构等，以办学为名骗钱。考生表示，对方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自己资料，得知要报考消防工程师证或一级建造师证，推销培训并称“免试保过”，交钱后发现上当。
办案民警介绍，以万喜公司为主的5家公司，通过不法途径获取考生资料，打电话给考生谎称交钱保过，与考生签订“考试保障书”，并进行考试培训。由于报名、考试与结果公示周期较长，导致诈骗周期至少有两年时间。到了出考试结果时，考生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通过，找到培训公司理论，却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
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妄想走捷径，事后被骗，许多人都会吃“哑巴亏”。正义君想说，国家设立资格考试的目的是检验考生的知识及技术水平，只有正规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不要轻易相信犯罪分子免考、保过的谎言!
乱象四：醉翁之意不在酒，培训是假猥亵是真。
“老师”猥亵学生的案件存在隐蔽性强、影响恶劣、易给被害人造成心理创伤等特点，且多发于各类培训班，尤其是一对一的单人教学过程中。
去年，一位17岁的女生在微博发帖反映其在某培训机构上吉他课时遭老师猥亵，视频中男子多次对女孩摸胸，亲吻脖子。
据该名受害女网友称：她所报的吉他课程是一对一教学的，在第一次受到老师骚扰之后，她多次提出语言反抗，打算放弃学习，但由于老师前来解释，她再次前往上课，可没想到该老师非但没有停止过分行为，反而是得寸进尺。女生见协商未果，通过偷拍视频收集了证据。
事后，该女生向培训机构反映，但培训机构并未主动出面解决问题。随后男子被警方刑事拘留。
此外，教育机构培训还有很多，如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只收钱不进行培训或不按约定进行培训、打着名牌机构的招牌招生等。
两方面造成的教育市场乱象教育机构的乱象和其它方面一样，都是两方面造成的：市场的不规范和行业的不规范。
市场的不规范，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出现了很多新的需求，由于相关规范不到位，导致了混乱;另一个是出现了很多新的供给，这些新供给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需求，这也导致了混乱。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双方都比较乱，从宏观围观角度看都是这样。
行业的不规范。许多行业都有2个特点，一个是急功近利，在基础很差的情况下就急于挣钱，不管是K12(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是好歹弄出个产品就匆忙上市，很容易出现乱象;再一个是盲目跟风抄袭，听说什么产品火了，大家一拥而上，不乱才怪。
对于乱象，通常有2个机制可以制约，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另一个是政府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起作用的前提是市场充分透明，这样优胜劣汰，但是教育产品的复杂性决定了在产品这个层面上很难透明。教育产品的功能是教给消费者不懂的东西，你不懂怎么判断这个产品好还是不好?所以消费者的选择是盲目的，靠消费者的选择无法让优秀产品战胜劣质产品。
看得见的手。管理机制起作用的前提有2个，一个是体制允许，再一个是管理者本身的中立公正。体制方面，美国是比较充分的市场机制，政府很少干预，管理机制的作用比较小;反之中国是计划经济传统目前存在很多不完全市场机制，管理机制的力量很强大，这方面不是问题。中立公正方面，有关部门权力很大，以至于很少有人敢于质疑它的中立公正，而权力在落实到个人时就很容易寻租，没有公信力，老百姓也就只能靠自己，那么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幼儿教育跑路风险逐年增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称，第一季度，社会类培训投诉在各类投诉中增幅明显，同比去年增长80.12%，达到3579件。
报告指出，有关社会类培训的投诉主要集中在语言、艺术、幼教等领域。投诉内容包括：培训机构资质不健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培训质量参差不齐;合同约定有问题，格式条款显失公平;预付式消费方式遭诟病;以培训之名，行销售之实;培训场所存在安全隐患;网络培训乱象丛生等。
中消协在报告中指出，以“合同约定有问题，格式条款显失公平”为例，培训机构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上课时间、授课老师、合并班级，甚至取消课程，违反合同约定，消费者因此得不到预期的培训效果。
此外，部分消费者因为自身原因解除合同，愿意按照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希望协商退回余下培训费时，经营者仍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退款。
关于“预付式消费方式遭诟病”，报告称，培训行业普遍采用预付的方式收费，消费者接受培训前购买充值卡、会员或者预付全款，部分培训机构为了促销课程更是推出了各种预付费算法，模式复杂，甚至跟“消费贷”等金融产品挂钩。
报告指出，我国预付式消费整体监管有限，培训机构经常以破产、转让为借口一走了之，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大多数消费者都是事后“维权无果”、“自认倒霉”。
消费维权五条途径可选择目前，教育培训机构主要存在只重视临时利益、教学质量差、“一锤子交易”现象严重等乱象。
一些没有标准化教材、没有课件及教学方法、没有正规教师、没有必备设备的非法培训机构大量出现，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极大影响培训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这其中，师资匮乏是制约行业发展最主要的“瓶颈”。
《中国质量万里行》提醒广大家长，社会类培训领域“卷包跑路”风险正在累积，消费者群体权益受损可能性增大。同时，家长应明确，参加教育培训要有针对性，而且要理性选择培训机构，勿轻信广告宣传，注意核查培训主体资格和办学资质。在选择培训机构和课程时，一定要同培训机构签订合法合规的协议，并将教学内容、教学时间、课时费用、资料费用、教师资质、教学场地、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在协议上明确写清楚，特别是对解除合同这一项要有相关约定和注明，并注意收集和保存培训机构派发的招生简章、宣传单等，妥善保管好发票、学生证等相关依据，以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消费者参加各类培训时要理性、谨慎消费。发生消费纠纷时，消费者首先应与培训机构协商，如不能解决，应当收集好发票、合同等有关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解决类似消费争议的途径有5条，可由消费者自主选择：一是与培训机构经营者协商解决;二是请求当地消费者协会调解;三是向当地有关行政部门申诉;四是根据与培训机构经营者达成的协议提请有关机构仲裁;五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史上空前”治理举措来了来自教育部官网的消息，为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约谈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深入了解培训机构落实4部委专项治理通知精神，开展自查和整改工作情况，就群众举报线索交换意见，对规范和整改工作进一步提出相关要求。
据了解，自2月份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部署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来，各地高度重视，目前已有27个省份出台了详细的专项治理方案，全国范围的专项治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各培训机构要按照4部委的部署要求和各地的具体安排，对照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整改，依法依规开展培训。
此前，在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陈宝生部长的报告——“大力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这件事迟早要做，迟做不如早做，小修不如大修。”声犹在耳，今年2月，备受关注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方案》出台，对校外培训机构亮出整治“利剑”。这轮前所未有的整治风暴备受各方期待。
学校是重要一环对于学校来说，校外培训机构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杀手”，本该课堂讲授的知识学生早已掌握，超前学习带来的恶果让学校无所适从。学校教育周边的软环境时刻影响着教育教学的规划和质量。
在各地整治行动中，学校还是重要的一环。“现在孩子学校也收到了下发的问卷，老师都告诉孩子怎么写，这不是教我们孩子从小说谎话?”潘女士说。事实上，老师小范围的办班是普遍存在的，自己在家里补课，有偿还是无偿?怎么鉴定?
社会对培训机构的爱恨交加，背后更深层次地折射了当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定位出现了偏差。
南京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飞说：
“培训机构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弥补了学校、家庭教育的不足，比如小班化代替大班教学，用分层教学让孩子有针对性地学习，成为“毒瘤”在于其定位错误，如今很多学校急功近利、想要“掐尖”，而学校在教育主管部门把这条路堵死以后，形成体制外循环模式。
“在招生时，特别是中学过分强调优质生源，没有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改革上下大力气，这方面的偏差带来了教育机构扭曲发展，学校教育如果帮助孩子获得更多更充分发展，就不需要教育机构做这样扭曲、超前的培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这其实也是教育减负一直减不下去的根源所在。“整体基础教育严重不均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有旺盛的择校需求，家长总想进一所更好的学校”。
“我国的中考和高考制度，实际上一直采取的是单一的分数评价，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名次评价。”熊丙奇说，在这样情况下，教育变成了竞技教育，家长为了让孩子获得一定的竞技优势，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在学校教育之外进行相应的教育投入，“政府部门不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家长对培训的需求就会永远存在。”
面对社会的质疑，培训机构负责人一致表示，将认真落实教育部等4部门部署开展的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对照通知中指出的“存在安全隐患、证照不全、超纲超前培训”等6大类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一整改落实。
七个督察组全面出动据悉，为深入了解各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情况，5月9日至15日，教育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派出七个督查组，赴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开展专项督查，覆盖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同时，教育部从直属机关抽调32名处级干部，为每省分派一名联络员，指导督促日常工作，专项督查期间，联络员与相关省份见面对接。这次专项督查的重点任务为：一是听取省级教育行政、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工作汇报，了解各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政策亮点、典型经验和做法、取得成效以及面临的困难。二是结合各省汇报的典型经验做法，赴培训机构、中小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全面深入了解各地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情况。三是明察暗访相结合，安排一定时间进行暗访或媒体自由采访，通过不打招呼随机抽查校外培训机构、暗访学生、家长等方式，客观真实地了解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情况。
部分中央媒体、教育媒体参与专项督查工作。
从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本次专项治理力度“史上空前”绝非虚言。目前不少知名培训机构正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调整课程大纲范围，比如数学学科强调动手能力、和生活实践相结合等，探索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我们没有权力要求任何一个家长放弃让孩子成功，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有教育专家认为，近些年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取得长足进步，然而学校教育反而出现一些“隐性”的退步。譬如放学后是否能够给孩子义务辅导等问题，很值得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为学生减负并不是让他们在学校更轻松，相反学校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整个教育生态的‘源头治理’，还是让学校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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