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莆田假鞋市场：深夜开张百元可买“名牌鞋”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会知道谁在裸泳。当天灾来临的时候，则会扯下拙劣产品质量的遮羞布。
1月4日，安徽大雪。合肥市望江路上，16处公交站台顶板倒塌，造成28人受伤，其中1人送医院救治无效后死亡，2人伤势较重。
网友质疑：同一路段，同一家公司建造的站台，使用不到一年便集中倒塌，有没有质量问题?多家媒体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追踪和讨论。
据报道，在大雪中坍塌的合肥公交项目，最初项目概算为1500万元，但中标(成交)公告显示，最终中标金额为711.58万元。
于是，“低价中标”成为众矢之的。质量问题冒出来了，先归咎于价格，这是“猪病了，先到鸡身上号脉”的作法。鸡固然会给猪传染疾病，但医治猪病首先还是得从猪身上找原因。
“低价中标”固然会传导问题于质量，但“优价”就一定会导致“优质”吗?假如“优价”就必然“优质”，前几年曝光的“达芬奇天价假家具事件”、“青岛天价虾事件”、“五星级酒店换床单不擦马桶事件”，前几天发生的“雪乡宰客事件”又做何解释呢?如果说这些事件是独立的个案，那么，重要旅游景点价格高、服务差的现象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价格是竞争出来的，质量是生产出来的，质量问题是掌握在企业“内部人”手里的。
福尔摩斯有一个著名的逻辑：
“那天晚上，那只狗没有叫。此事必有蹊跷!”合肥大雪压塌站台顶棚事件重复拷问着一个老问题：质量事故发生之前，为什么各个方面都无知无觉?直到天灾当了质量的“吹哨人”，方才惊醒梦中人?
合肥大雪压塌站台顶棚事件之前，曾有西安地铁“奥凯问题电缆”事件，也曾把“低价中标”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
幸运的是，西安地铁问题电缆事件中，一位“内部人士”发出了声音，他的一封实名举报信《西安地铁你们还敢坐吗?》引发社会关注，从而避免了恶性事故的发生。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份举报信，就没有政府对其及时查处。如果没有及时查处，后果就不堪设想。遗憾的是，事件过后，整个社会对质量吹哨人及相关制度的建立，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吹哨人”制度最早源自福尔摩斯的家乡英国，后在西方多个国家推广，美国专门出台“吹哨人法案”(即《防不实请求法案》)和《吹哨人保护法案》，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美国学者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1996年至2004年八年间，216例公司财务欺诈案中，绝大多数案件为非政府背景人员发现，其中公司雇员占18.3%，分析师占16.9%，媒体占15.5%，而政府机构发现的违法行为，只占极小部分。
研究结果表明，“吹哨人”在发现公司内部违法行动，帮助政府机关完成行政任务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打击质量违法行为的视角看，随着产品生产日益专业化、多样化，生产组织日益精细化、封闭化，潜藏在组织或行业内部的制假售假行为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复杂，政府对违法行为的监管极易出现鞭长莫及、无法掌控的局面。而生产者则对内部情况了如指掌，充分利用“吹哨人”的作用，不失为破解监管难题的另一种“技术手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推进质量全民共治。创新质量治理模式，注重社会各方参与，健全社会监督机制，推进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多元治理，构建市场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质量共治格局”。质量“吹哨人”制度能够使公众以“资讯提供”的方式，参与整个社会监督，对于建立质量共治格局来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有利于变信息不明为证据确凿，变机构监管为全民监管，从而切实保障质量安全。
在构建“吹哨人”制度方面，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胆探索，鼓励“内部人”将违法信息向外界传递，以打破政府与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但效果并不理想。
2012年，温州市瓯海区开始实行有奖举报奖励制度，但截至2014年，却只发出3单匿名举报奖励，领奖者寥寥无几。2013年1月，辽宁省食品安全办公室首批奖励76名举报有功人员，公告发出后，在法定领奖日期截止后，仍有44人未领奖。从东西方实践看，“吹哨人”制度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
为什么“吹哨人”制度在实践中会遭遇的冷遇?从外因看，一些地方的“吹哨人”制度存在针对性不够、奖励不多、保护不周、程序繁琐等问题。“吹哨人”制度是一项立意高远兼具长远智慧的制度设计，需要制度设计者认真研究思考每个环节，以“吹哨人”的角度换位思考，对现有的投诉、举报制度进行反思和改良。美国“吹哨人”举报得到的奖励高达赔偿额的25%左右，“吹哨人”享受人身保护、就业保护、免责保护等多项保护。
同时，在美国有很多如“全国吹哨者中心”这样的民间机构，拥有法律专家，为吹哨人提供咨询，全方位维护吹哨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国家的举报制度中，虽然举报人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但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大多能被猜测出来。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因此，多数专家认为，一些地方已有的有奖举报制度只是“看上去热闹”。
从内因看，吹哨人容易陷入“告密者”的道德困境。我国传统观念对“告密者”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告密”、“不举报”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其实，质量“吹哨人”到底是“告密者”还是“正义者”?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这些年，制假售假者给国家形象、公共安全、人民生活带来多大伤害?对质量违法行为说“不”，实际是另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坚决不与制假售假同流合污的义举。
可惜的是，这样的观念还不是社会主流理念，整个社会对举报制假售假行为存在着“正义冷漠症”。
目前，吹哨人一旦举报所在企业的话，很可能会处于不被周围人理解的孤立境地，造成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和生活。这一现象反映了质量“吹哨人”这一外来物种对我国特有文化“土壤”的适应性问题，需要社会各界从宣传、教育、引导、激励等多个维度着力加以解决。
比如，能否把“有奖举报制度”这个名称，改为“质量吹哨人制度”或其他更具鼓励意味的名称。
鉴于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主流观念，“举报”二字具有偏负面的导向。在这样的语境下，“有奖举报”反而容易被理解为用利益勾起人们内心的负能量和恶因子。事实上，西方国家正是为了避免“举报人”或“告密者”这个名词可能传递负面影响，转而采纳美国著名人士拉尔夫·纳德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吹哨人”的概念。因为“吹哨人”这个名词代表着为社会正义挺身而出的正面形象。
因此，采用“质量吹哨人”这个概念，既与国际接轨，又对正义行为冠以正面形象，值得有关方面深思、借鉴。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相对重视企业的外部监管资源，忽视了广大企业内部监督资源的发掘，导致极其有限的监管力量严重不适应复杂艰巨的监管任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建立健全“质量吹哨人”制度，完善夯实质量共治格局，让类似合肥公交站台坍塌的事件不再重演，是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现实任务。试想，如果质量“吹哨人”制度发威，让制假售假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还有人敢为非作歹，拿质量安全开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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