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做了一辈子经济预测工作，这一次，我们还是不免俗地让他预测下经济，中国经济。
“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增长速度放缓，增长方式更加可持续。我认为未来5年内的增长率大致会在6%-7%区间范围内，同时增长会更多地由服务业和私人消费来拉动，而不是靠传统的投资和制造业。”史蒂芬•罗奇说，“这种增长会更好的促进城镇化和可持续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也会更加平衡。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会和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和两会上制定的经济发展框架相吻合，但同时我认为不应低估中国经济在内外部面临的挑战。”
这位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相当娴熟地用“城镇化”、“十三五规划”、“两会”解读中国经济，如果只看文字，你或许以为这是个中国经济学家的分析。
事实上，史蒂芬•罗奇被誉为“最懂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他研究中国经济已经20年。
史蒂芬•罗奇拥有一份辉煌的履历。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学士，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从事过研究工作，1972到1979 年，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任研究员，负责拟订联邦储备局对美国经济的官方预测，之后，曾担任Morgan Guaranty 信托公司副总裁。1982 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后，一直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直到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被尊称为“大摩”，是华尔街最显赫的投行之一，身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史蒂芬•罗奇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如今早已经从大摩“退休”的史蒂芬•罗奇到了耶鲁大学任教，开设了课程——“未来的中国”。他还担任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频繁来往中美。与中国打交道20年，史蒂芬•罗奇的中国“朋友圈”包括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山东省省长郭树清、中民投董事局主席董文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林毅夫等。
罗奇把他所了解到的中国介绍给美国，同时，他改变了中国政商学界对于美国的一些看法。罗奇架设了一座跨越太平洋的“桥梁”，传递了中美两国的声音。在中美关系微妙之际，罗奇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关乎中美这两个大国的未来命运。
这并非仅是溢美之词。
钓鱼台宾馆的“老外”贵宾
从纽约到北京的飞行距离是一万一千公里，从香港到北京的飞行距离是2200公里。这20年间，史蒂芬•罗奇在这两条航线上已经飞行了无数次。他对搜狐财经表示来往中国多年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现代化发展的速度，科技带来的联动，还有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但他第一次来中国时，却是另一番心情。
1993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正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治理过热的经济——第2季度经济增长率达14.1%，同时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到13.9%，美元兑人民币的黑市汇率达到1∶10，各种集资活动猖獗。当年9月，大摩的投资策略师先发表“看好”中国的文章，带动了市场上涨，但两个月后当相关股票股价涨到设定的盈利目标时，大摩的交易员毫不犹豫抛出手中的港股股票，获利颇丰。
大摩当时这一手操作令市场一片哗然，不但让国际市场怀疑大摩“唱多”中国的动机，连带着怀疑中国经济的未来，更让忙于治理经济过热的中国政府感到被“捅了刀子”。
时任大摩首席经济学家的史蒂芬•罗奇被派来中国“灭火”，但并不顺利，吃了很多“闭门羹”。
或许正是从那时起，一直专心研究美国经济的罗奇对中国有了兴趣，但真正让罗奇对中国另眼相看的是中国在1997年起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表现。罗奇回忆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最有活力地区的金融系统一夜之间崩溃。当时他一手打造的最顶尖的摩根史丹利经济学家团队的预测很糟糕，根本不知道亚洲发生了什么。危机令一个又一个国家倒下，泰国、印尼、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罗奇当时认为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中国。
为了挽救大摩经济学家团队的声誉，也为了了解中国，在1997年年中起，罗奇一个月往中国跑两次，很快，他觉察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不一样，不会像韩国、泰国、印尼这些国家一样崩溃。
为此，他撰写了一篇《中国与众不同》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98年3月4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标题改成了“Land of the Rising Dragon”(《龙腾之国》)。该文直截了当地表示“华尔街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在衰退边缘是站不住脚的”，罗奇还盛赞，“中国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的紧要任务，他们属于我做政府顾问这些年来遇到的最具宏观战略思维的人中的一些人。”
该文还大胆地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将崛起成为泛区域经济中的潜在新领袖。
因为那篇文章，罗奇得到了一次与中国高层会面的机会。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当时正在西雅图访问，他接见了罗奇，罗奇认真地记录了项怀诚对中国国情的介绍。项怀诚向罗奇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数个月后，当罗奇再次来到中国拜会项怀诚时，项怀诚安排罗奇去了自己的家乡江苏吴江考察乡镇企业。
除了有到中国基层调研的机会，罗奇也有了与中国最高层交流的平台。2000年，项怀诚邀请罗奇出席了第一届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是由国务院的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是中国政府高层与国际商界、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每年3月两会闭幕后的一周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
在第一届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罗奇就与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产生了分歧。罗奇认为，美国的网络股泡沫即将破灭，会导致经济衰退，将对中国产生威胁。论坛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走到罗奇面前用英语说：“我希望你是错的，但我们会在假定你是正确的情况下制定应对计划。”
论坛召开前的3月10日，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5048.6的历史高点，虽然在3月16日，股指一度下滑到4580点，但当时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却预测这不过是短期调整。没想到的是，随后纳斯达克指数一泻千里，到了2002 年9月份纳斯达克指数跌到1172点。
中国政府“制定的应对计划”让中国成功地躲过了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带来的冲击。为此，在第二届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朱镕基感谢了罗奇。
如果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罗奇认识了中国，那么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则预示着中美经济关系的新开始。当时，或许连罗奇都没真正意识到——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废墟上，中国获得了对美出口的极大优势，太平洋两岸将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失衡”的中美：“相爱相杀”
罗奇向搜狐财经阐述了中美两国的这种依赖。他说：“在过去30年内，中美互相依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的。美国依赖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的产品提供给本土消费者，而中国也愿意将多余的外汇储备借款给美国来平衡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
简而言之这种依赖关系就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廉价的产品，获得高额的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借给美国，美国通过发行国债平衡巨大的财政赤字，中国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帮助美国家庭利用房产价格上涨满足膨胀的消费欲望。
从一个产业维度上看，就是美国公司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工人获得了就业机会，中国企业拿到了订单，获得了成长机会，而美国公司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美国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廉价的商品。
所以，从金融层面到产业层面，中美两国经济前所未有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罗奇在《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书中写到的“中国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美国，把它视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寄托。与此同时，美国也严重依赖于中国，把它视为其增长的主要来源”。
然而，麻烦就来源于此。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80.8亿美元到2011年的2023亿美元，持高速增长。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让美国国会多年一直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获得出口优势，并以此为借口两次接近于通过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美国政界人士还指责中国企业“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
虽然史蒂芬•罗奇在《危险的滑坡》文章中写道，过去十年，中国全球出口总额超过60%的增长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但不妨碍美国各界把问题全部归咎于中国，就连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连续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指责中国汇率政策加剧了美国的经济困境，甚至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罗奇在多个场合直言批评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中国问题上，他完全错了。一点都不赞同，他的观点一塌糊涂。”
在中国方面，对美贸易顺差的中国同时也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额从2000年的仅仅600亿美元到2013年高达1.3万亿美元，除外还持有7000亿美元的固定收益工具——主要是房利美、房地美(“两房”)等所谓的“政府机构债券”。不少中国民间人士认为外汇储备用于购买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并不划算，并且结汇制度还造成了人民币发行过多，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购买“两房”债券更成了众矢之的。
罗奇的夫人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坦诚夫人的知识和洞察力让他更深入理解了中美之间关系。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相互依存，二者相互依赖对方生存下去，两个人的身份都是通过从对方获得的反馈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关系不稳定，越依赖于对方来帮助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就越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这就产生了摩擦，最终会带来冲突。这种相互依存是不健康，不稳定，也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金融海啸的爆发，彻底暴露了中美两国这种 “相互依存”关系的危险性——美国贪婪的消费者需求下是充满泡沫的资产和信贷危机;外向型的中国生产模式是以美国消费者需求中的虚假利润为“养分”。在危机后的世界里，“中国不能指望焦头烂额的美国消费者支持其出口，并维持其看似不可战胜的经济实力。美国也不能回到它的泡沫经济，指望再得到修复。”
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中美两国都在有意识地解决问题，中国在提高内需，提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罗奇对搜狐财经表示，未来3到5年内，中国会更多地把多余的储蓄用来建设国内经济，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借给美国。
在过去的模式中，美国是终极消费者，中国是终极生产者。现在生产者致力于提高消费，消费者也在致力于生产。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复兴美国本土制造业，联邦政府加大制造业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但在罗奇看来，美国解决失衡步伐依旧缓慢。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储蓄率过低，严重依赖国外储蓄保持经济增长，其中就包括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外汇储备。这也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原因。
罗奇忧虑地指出：“我还没看到美国有做提高国内储蓄水平的努力，那这势必就会给美国带来一些问题。没有中国资金和借款的支持，美国就无法持续其现有的增长模式，这会导致更高的利率、美元走低等，中美双方的经济关系随之会有更多的冲突和紧张。”
这正是告别旧“失衡”状态后，罗奇最担心的。他指出，存在中美经济关系相互依赖程度减少的可能性，两国领导人都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虽然两国都在推进对经济关系很有建设性的举措，包括月底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推进制定双边投资协定(BIT)的中美高层经济对话，这会更好地开放两国的市场，使双方能更多地受益于开放，获得可持续发展。
对于这个双边投资协定(BIT)，罗奇说：“这个协定的制定过程非常缓慢，这一点让我比较失望。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存在冲突和对峙，比如说网络黑客和中国南海的问题，但如果这个双边协定能够早日成型，会对中美关系有积极的影响。”
始于2008年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到2015年2月7日完成了第18轮，经过负面清单谈判有望在今年年内启动。如果协议达成，中美双方将向对方开放更多的市场。目前，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在汽车行业，外资必须以合资企业的方式出现;在IT领域，云计算公司外资占比必须低于50%，还有很多领域并没有对外资开放。
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很多领域受限，同样，中国公司投资美国，常常遭遇美国政府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审查。CFIUS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司法部以及国土安全部等部门的代表组成，对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交易进行审查。
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由于没有通过该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只好放弃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2009年12月，中国陕西西色国际投资公司因同样的原因，放弃收购美国一家金矿公司。因为审查，华为先后放弃了对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美国电信运营商斯普林特、三叶系统公司的竞标。
虽然有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在罗奇看来，“我认为美国对于中国资本的态度，可能比中国认为的要更加开放和欢迎。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案例也一直在发生，中国公司和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组合也非常多元化，所以我认为美国对中国资本不够开放这个说法是有失偏颇的。”
如果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最终能通过，那么，或许预示着中美经济重新建立某种平衡——中国日渐庞大的消费市场，将是美国出口的机会;中国也将需要引进更多的商品、服务、管理。
“一带一路”VS“亚洲再平衡”
从失衡到“再均衡”，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美将告别“相互依存”关系，不再将所有“鸡蛋”放在对方的“篮子”里。事实上，除了调整双边关系，中美两国都在有意识地脱离对彼此的依赖，转而寻找别的增长动力。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 据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同时，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这家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旨在促进亚洲区域建设的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总部设在北京。目前已经有近60个国家加入，大国中仅有美国、日本拒绝加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的需求，亚投行预测，从现在到2020年，东南亚地区对投资的需求大约有8万亿美元之多。罗奇表示，美国在亚洲地区有许多经济利益，他希望美国和中国等经济上具有优势的国家可以一起将资源整合起来，来填补投资的空缺。
“亚投行成立的初衷是如此，其他的机构如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也会参与东南亚基础建设投资的过程中”罗奇对搜狐财经坦承，“很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成为57个亚投行创始国的一员，我本人很希望美国可以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和欧洲、亚太地区的盟友来一起实现在这个地区的战略。”
美国、日本之所以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原因就在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早就有自己的战略意图。
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高调提出“转向亚洲”战略，后发展成“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准备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除了增加在亚太的军备，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试图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通过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
美国希望既定的计划主导亚太战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在战略空间上有重叠之处，这将在未来影响亚太地区的局势。
罗奇说：“我是希望冲突可以避免，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存在着诸多争端，我希望两国可以达成共识，更加温和地解决这些问题。两国在东南亚区域的发展上有很大的空间，而这个区域的发展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欢迎来美国投资”
在罗奇看来，“一带一路”战略从经济上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除了泛区域的经济融合，还有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这些将有希望成为经济的增长点，带来相应的繁荣和稳定。但要完成这一宏大的设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真正实现繁荣和稳定。
“大量的工作”需要机构的参与。除了亚投行，中国的民营资本也在积极布局“一带一路”，罗奇担任顾问的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民投)是一家注册资本高达500亿的民营投资机构，在今年的3月27日，中民投宣布将带领数十家国内优势产业龙头民营企业，共同在印度尼西亚投资50亿美元建设中民印尼产业园，并且还准备在西亚、中亚进行投资。
如以往中国企业的产品输出不同，现在中国企业正着手在全球布局资本。这得益于中国在过去15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国民储蓄，“这些资金应该被利用到有更高回报率的地方，现在中国的盈余储蓄很多是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我认为中国民生投资、丝绸之路基金等等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寻找好的投资点，寻找的行业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从软件业到造船业到公务机租赁，这些都是非常有潜力的行业，我非常看好中民投的投资方向。”罗奇说，之所以愿意加入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是因为对中民投走出有信心。
“我希望5年后，中民投在亚洲、欧洲甚至美国的资产管理和投资组合能够更加多元化。”罗奇说。而事实上，去年6月，中民投在伦敦签署协议，承诺在欧洲设立地区总部，并成立15亿美元的投资基金。2015年情人节，中民投在上海与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投资框架协议，投资约10亿英镑共同建设英国伦敦新国际金融城。还并购了民生国际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亚联公务机有限公司，民生通航所托管的公务机数量从20多架提高至70多架。
与美国制造业将受益于“制造业复兴”计划一样，中国民营资本也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了转型升级的机遇。当中美关系从“失衡”到“再平衡”时，中美两国或许不再是：美国公司投资中国——中国生产出口美国——外汇购买美国国债的模式，取代它的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资本直接投资美国。
罗奇此前就对媒体说称，“中国公司在美国进行战略投资也有很多潜力和机会。”
“我为中美共同利益代言”
不管两国的战略做如何调整，中美两国很长期间内仍将彼此需要，并且存在实力的差距。就GDP总量而言，中国会继续减少和美国的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在2014年就和美国持平。但从人均GDP来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还是相当之大，而且“在接下来25到30年内会持续保持这样一个大差距的局面。这些是我对短期内两国经济差距上的一些看法，更长远的范围内还无法给出实际的预测。”罗奇预测说。
罗奇经常为宏观经济做预测，但1998年的罗奇或许就预测不到，他的下半生将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2007年初，当时任摩根士丹利董事长约翰•麦克(John J. Mack)安排罗奇来亚洲工作时，罗奇还犹豫了下，不愿离开挚爱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的岗位，后来他决定接受这个新挑战，做了常驻香港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见证了中国经历08年金融危机，也见证了中国经济和他在1998年预测的那样，“崛起成为泛区域经济中的潜在新领袖”。
如果说当时美国在忧虑亚洲这个新兴市场地区是否繁荣一去不复返的话，那么，现在很多人则在正视如何适应日渐强大的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这需要互相更深入的了解。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罗奇教授三门课程：“未来的中国”、“日本的教训”。他对搜狐财经说“中美经济关系非常重要，对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也认为目前中美双方都存在误解，我从亚洲回到耶鲁大学教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美国并没有完全形成对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正确认识。”
了解是相互的，作为中民投全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罗奇也希望让中国产业界更了解美国，“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意图也有误解，所以我希望可以在教书和写作的过程中，给两国都提供更加客观的观点和看法。”
事实上，由于罗奇长期对美国经济持稍微“悲观”的看法，而对中国的看法则“乐观”得多。在《失衡》一书中，罗奇更是试图纠正美国业界对中国的一些误解，因此，有美国媒体评价他为“看空一切，除了摩根士丹利和中国”。
罗奇对此不以为然，他严肃地搜狐财经表示：“我也并不是为中国说话，我更多的是为中国和美国共同的利益代言，希望撇开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中美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找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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