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所明确的。
华尔街见闻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撰文表示，“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理论上意味着GDP翻一番目标仍然坚持，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放在5.5%左右。在一季度GDP大概率负增长的情况下，需要非常强力的需求刺激政策。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负增长是定局。”此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就在中欧校友会分享会上演讲时也表示，“现在市场上关于新冠病毒疫情会引起衰退已经取得共识，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衰退时间会比较长。新冠疫情下，实体经济企业破产不可避免、家庭消费下降不可避免。”
许小年认为，短期来看，流动性风险缓解，1929式的危机概率不大。风险在于疫情反复长期冲击，影响实体。只要美国金融不出事情，就不会有大的影响。
在他看来，经济好转要看年底了。全球大家一起跟着走，防疫不那么紧张，经济形式还是一样严峻的。国际疫情一天不结束，我们就没订单，工人没有工资就没有消费。后半段我们跑不了，要陪着全球走完防疫的全程。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中国才能正常。
“二季度外需肯定是不行了，甚至悲观预期下三季度外需也不行。要实现5.5%的经济增速，‘只能依靠显著的需求端逆周期调节，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显著发力’。”邓海清撰文分析认为，“随着海外疫情的急剧变化，以及国内疫情的趋于稳定，在复工复产的基础上之上，‘额外的需求刺激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落实好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和使用，加紧做好重点项目前期准备和建设工作。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在邓海清看来，直接刺激经济需求，只能通过宽财政的方式。此次政治局会议彻底改变了财政政策的基调，积极财政政策将真正积极，这也意味着逆周期调节进入新的阶段。
选对复兴国内经济的着力点
“复兴国内经济的着力点必须选对了”，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表示，“消费，消费，还是消费”。启动消费，救经济，保就业。若是再以基建拉动经济复苏，就是权力傲慢下的无知。实践反复证明，市场自会识别需求，没有需求基础的都是“伪基建”。
在柏文喜看来，复兴国内经济背后主要是“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政策力度够不够的问题”和“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着力点选择问题”。
就前者而言，此次疫情波及面之广和可能延续时期之长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疫情造成的世界经济运行受限，对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并以改革开放获取自身快速发展这一全球化红利，也因此导致对世界经济运行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国而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作为产业链和供应链都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大型经济体，当外部需求因为抗疫而成为世界各国决策排序中的次要考虑因素时，且当战役期限拉长可能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这一不利后果时，中国支持经济恢复和保就业的政策力度需要多大才合适，目前出台的政策力度够不够，政策层面要不要留有足够的后手，这都是一个需要充分估量的问题。
就后者而言，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外需因抗疫而下降、暂停、消失，乃至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引发的外需转移问题，这对于作为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十分严重的。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深刻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贸易繁荣的拉动，而疫情引发的外需减少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需求转移，除了带来原有经济运行体系紊乱之外，还可能由此引发金融体系和就业稳定的问题。
因此，保内需，刺激与扩大内需才是避免外需减少与转移可能引发的产业与经济、金融、就业震荡风险的必然选择。
柏文喜表示，恢复国内经济应以刺激消费为着力点，而不是新基建。这与许小年“新基建是画饼充饥”一致。
关于新基建，许小年曾在演讲中接连发问，目前财政要减税，已经很紧张，银行贷款有债务风险，30万亿50万亿的钱从何而来?有钱为什么不直接给企业和老百姓，而去搞短期不见效益的项目，逻辑有问题。
所谓新基建，不着边的事情。八仙过海，前四仙“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北斗导航”，这需要多少投资、厂房、设备?全投资在智力上的，拉动不了需求和就业。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能干这些活的?这些创造不了就业。除了北斗导航，其他不是政府干的事情。后四个，“5G、特高压、充电桩、高铁”都是老基建了。
“要脚踏实地一点，不要谈不着边的事情”许小年如是认为。
“只能依靠内需”
在外需不振且短期受限难以恢复，甚至可能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恢复和重振国内经济只能依靠内需，柏文喜进一步分析表示。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其中，前者在起始阶段更多的是对于资本品的需求，却会增加未来产能和供给。在目前总体需求不足、外需下降或转移的情况下，如果再进一步扩大产能与供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后果是，进一步扭曲未来的供需关系并带来大量的不良资产和金融体系的坏账。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的扩大，自然会通过市场机制来带动和引发具有市场空间的投资需求。
如果只是因为便于政府操作而更强烈地倾向于扩大投资需求来刺激经济恢复，那么在外部需求大大下降或者消失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超前的投资行为自然会很快形成超越市场需求的产能释放以及大规模的无收益或低收益基础设施的投用，必然导致短期内的投资收益难以覆盖成本而形成规模化的无效或低效资产，因而推高全社会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此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不同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那一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但因为国际贸易关系和供应链并未受到影响，因此只要外需恢复或者得到提振，中国的产能自然就能得到市场承接。
但是，此次危机是国际贸易关系和供应链被疫情所波及，甚至在疫情可能长期化之下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结构也可能会被迫重塑和重构，是短期刺激以及提振市场信心很难在短期内恢复的。
因此，在外需很难短期恢复而大规模的投资又会造成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振国内经济的恰当选择不是扩大投资和新基建，而是应该将着力点放在提振终端需求，也即扩大消费需求上，这是保就业的必然选择。
就国内就业结构而言，第三产业以服务业、大消费为核心，是劳动密集性和中小企业集中的领域，是就业容量最大和对新增就业贡献最大的领域。而资本品和基础设施属于资本和资金密集型领域，因此扩大投资与基建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要大大小于扩大消费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再者，从投资启动到居民收入，再到终端消费的传导链条过长。在疫情延续至今且有长期化的可能之下，显然对于恢复经济活力是时不我待的。
此外，保就业在先后次序和重要程度上更应该优于保经济。因为保就业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疫情带来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结构必要调整创造必须的时间窗口和弹性空间，是实现经济恢复和未来长期发展的必要之举。
“在全球抗疫过程中，企业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收缩，救企业。企业还在就有希望，一旦倒闭了就会很困难。企业没有十几年功夫是站不住的，财政政策在这点上要学习别人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占城镇就业80%，保住他们就是保住社会稳定。”许小年在公开演讲中关于企业、就业与社会稳定也曾如是说道。
就扩大消费的资金筹措和来源问题，柏文喜建议，“可以将未开工而又不是十分迫切、或者可以暂停建设的续建类政府投资项目中止开工与续建，将计划中的投资规模转向居民消费领域;如此严重的危机之下，将政府和央企、国企的‘三公’消费全部暂停，将其原有预算计划全部转向启动和刺激居民消费领域;将计划发行的特别国债全部投入居民消费领域;将扩大财政赤字的预算空间全部投入居民消费领域。”
据其预估，通过上述举措，可筹集到的资金规模应该不低于15万亿。按照14亿国民计算的话，人均可获得人民币现金超过1万元。
就各种途径所筹集的预算资金向消费领域的投入方式方法及在国民间的分配，柏文喜建议，要在分配的公平性与对终端消费最大的拉动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
鉴于消费意愿、储蓄偏好与个人可支配财富量有着直接的关联关系，且此次刺激消费也带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质，因此可以向低收入阶层适当倾斜。
另外在发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发放现金的同时配发一定比例的消费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将现金与消费抵用券的比例进行适当的调整。
再者，此次刺激终端消费的资源投入可将社保体系、医保体系的完善和充实作为优先考虑范畴，以解除国民消费活动的后顾之忧，提升国民消费意愿。
柏文喜坦言，如果能够解决好分配的相对公平问题和整体提升消费意愿，并配发一倍有期限的消费抵用券的话，新增消费规模将在30万亿以上。加上消费乘数作用和产业传导效应，对于国内经济的尽快恢复和长期健康发展的效果，将会远远优于和大于以新基建为核心的扩大投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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