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质量发展的历史方位

　　【内文提要】 建设质量强国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质量大国迈向质量强国，需待中国工业化完成之时。中国制造业从小而弱，一跃成为现今的大而全，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再上新台阶，迈上精而强，站在世界制造业的顶峰，是一项更为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三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其标志是高适用性质量、高用户满意度质量、高可靠性质量。

　　一、质量是驱动制造业发展永恒的主题

　　中国明代末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反映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诸如：机械、纺织、兵器、采煤、榨油等生产和工艺技术。晚清兴起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先河。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解放前夕，中国制造业依然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中国领导人为我国制造业(含国防军事工业)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殚精竭虑、励精图治。短短数十年，中国制造业成绩斐然，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令世界惊叹。

　　一是，中国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共39个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的国家：

　　二是，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进出口贸易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上榜120家，紧贴美国的126家。2010年，中国一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后，外媒纷纷惊呼，“中国终极了美国140年以来制造业方面的龙头霸主地位”。

　　三是，多年来，中国的出口依赖度较高，2007年竟然高达70%，中国制造为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

　　四是，中国一件件大国重器横空出世：北斗导航、超级计算机、量子通信，以及超高音速飞行器，东风系列导弹、核潜艇、国产航母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捷报频传，扬我国威。我国的航天技术尚属第二梯队，但，中国航天发射的可靠性却远远高于美、俄。截止2016年6月，中国长城运载火箭已发射235次，成功率达到95.3%，具有发射密度高、可靠性高、入轨精度高的优势。

　　五是，中国新型战略型产业发展迅猛，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已达7.35亿，超过欧洲的人口总和，涌现了一批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以及华为、海尔、联想、格力、小米、富士康等著名企业。

　　六是，中国工程技术建设领域堪称世界一流，令世人瞩目。高铁总里程已经突破2.5万公里，领跑全球。港珠澳跨海大桥堪称世界第七大奇迹，“一带一路”建设深得发展中国家欢迎。一流工程建设的底气，是中国雄厚扎实的制造业作为后盾。

　　等等……

驱动制造业的发展，涵盖了科技、资本、制度、政策、人力资源、物流、管理等多重因素。管理，特别是质量管理是制造业的灵魂。

　　几十年来，中国探索了一条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协调、监督、推动、顶层战略设计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密切配合，多方位、多视角推动质量工作。动员亿万消费者参与监督产品质量，新闻舆论对质量问题的曝光，震动大、顺民意、得民心、效果好，等等。这一切为铸就中国制造业的辉煌，让世界更爱中国造，贡献了力量。

　　二、目前中国质量发展的历史方位

　　历史方位之一：中国制造业的质量水平，处于全球第三梯队。

　　当下的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工信部的一位领导同志曾把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形象比喻为四个梯队：美国当属第一;欧、日等经济发达体属第二;中国属于第三。中国制造业的质量水平恐怕也是如此。

　　历史方位之二：在全球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上，我国多数产业仍处于中低端水平。美国和一些经济发达体，占据了许多全球制造业的高端。2014年，中国高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占全部出口额的42%，低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的58%、53%、55%、58%。

　　在基础领域，国外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制造工艺，为产业发展做支撑。近十年来，我国汽车的生产和销售呈井喷式发展，连续多年雄冠全球。但据媒体报道，我国汽车工业的生产和维修中，许多关键的、重要的、高端的零部件，均为外资所控制，而且，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利润大量外流。我国制造业中一些关键和核心零部件的质量水平无法与发达国家匹敌，不得不长期依赖进口，受制于人，这是一个带有共性、普遍性的问题。

　　历史方位之三：发达国家制造业已跨越了“符合性”质量的时代，我国仍处于着力抓好“符合性”质量的历史阶段。

　　二十世纪初，美国工程师F·W泰勒要求按着技术标准来作为衡量质量水平的依据，并提出了“符合性”质量的概念，即质量是符合标准的程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J·M朱兰博士，针对当时电子、电工、机械大型设备的可靠性、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提出了质量“适用性”的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工业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质量即用户满意的热潮”。其背景是，经过数十年的不断的技术进步和精益管理，追求卓越。工业发达国家可接受的质量不合格水平(AQL)一般为千分之二、三，高新技术产品平均合格率水平达到PPM(不合格为百万分之几)甚至PPB(不合格为10亿分之几)和“一次成功”、“一次合格”、“零缺陷”的目标和水平，进行生产和管理。对他们来讲，达到“符合性”质量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不再是质量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他们所追求的是要让“用户满意”直至“用户忠诚”。美国、德国、日本、加拿大、韩国、新西兰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质量工作中开展了大规模的用户满意活动，九十年代初，《中日高层经营和质量管理研讨》会在日本召开，在整个研讨过程中，日方对达到“符合性”质量及其方法的应用，只字未提，无论是在论坛会议，还是日方顶级企业家、专家的介绍和工厂的参观，通篇介绍的全是用户满意的问题。

　　GB/T19000-2016/ISO9000-2015版中对质量的定义，质量“客体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客体是什么呢?标准进一步定义，客体，“可感知或可想象中的任何事物”。其中，包括物质的，如产品等。这个定义不是文字上的游戏，其背景和它的真谛并未被很多人透彻的理解。由于当前我国假冒猖獗和“符合性”质量偏低等原因，我国质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符合性质量上。但是，只有跨越这个历史阶段，才能迈向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强国。

　　三、迈向制造业质量强国的几点思考

　　建设质量强国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质量大国迈向质量强国，需待中国工业化完成之时。中国制造业从小而弱，一跃成为现今的大而全，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再上新台阶，迈上精而强，站在世界制造业的顶峰，是一项更为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三十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其标志是高适用性质量、高用户满意度质量、高可靠性质量。

　　1、迈向制造业质量强国的重要性、紧迫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制造业享誉全球，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生产领域，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已达到市场需求的峰值。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端制造业占有很大优势，而且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产业的发展。美国制造业的人力成本原来较高，由于大规模的企业减税，水、电、气和其它能源价格相对低廉，制造工艺先进，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较高，以及产业地域布局相对合理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制造业的成本已经回落，有专家称：2018年美国制造业的成本有可能甚至比中国还低2-3%。美国制造业自70年代以来，“去工业化”，现又想大量回归本土，绝非易事，咄咄逼人的打压和竞争态势，值得关注和警惕。

　　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人口红利，由于具有制造业成本低廉的优势，劳动密集性产业的“梯度漂移”，难以避免，发达国家早已在东南亚大量投资设厂。中国一些企业为绕开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的制约，将企业转移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在所难免。

　　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还是传统产业，唯有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踏踏实实的把质量搞上去，才能站稳产业发展的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关键的核心技术和重要的、卡脖子的原材料、零部件长期受制于人，任人宰割的困境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2、提高制造业总体质量水平，要依赖新技术进步的支撑。

　　生产力的先进程度决定制造业的质量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质量工作也完全适用。

　　技术和管理是驱动质量工作的两个轮子。质量问题，七分靠技术、三分靠管理。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质量管理的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应用已经普及，今后更多的要倚重于技术进步，倚重于创新驱动的支撑。

　　一是先进的的生产力要依赖于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发达国家的智能和高端制造装备，先进的生产工具，深受我国企业家的欢迎，成为本届展览会的一大亮点和协议交易额最多的展品。企业要与时俱进，持续加强技术改造(含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等)的进程，才能制造出适应时代需求和消费升级的高质量的产品。

　　二是产业管理部门和质量管理部门，似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一些企业自身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对一些带有共性、普遍性、卡脖子的问题，牵手科技管理部门，列入科技公关项目。国内一媒体列举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诸如：半导体加工材料和加工设备、高精度机床、工业机器人、轴承加工、垃圾焚烧设备、医疗设备，等等。平心而论，我们不能苛求这些产品都要立足自给。工业发达国家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发展，有些企业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难以替代的产品，国际上产业链的分工，一些国家的知名企业的占据位置是其它国家的企业难以替代的，国际间的分工协作是正常的。

　　即使波音飞机也有一些零部件是中国提供的。产业管理部门、质量管理部门、科技管理部门的联手，通过技术进步的支撑，促进我国一些重要的产品质量上台阶，这是质量工作中新的课题，似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列出一批清单，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科技攻关。

　　3、要把大力推进各种质量管理方法的应用，作为促进质量上台阶的抓手。

　　近20年来，推进各种质量管理方法的应用似乎在淡化，贯彻ISO-9000标准簇的声浪主导了质量工作。质量认证，是有可行的第三方依据程序，对产品过程或服务，是否符合规定标准，给予证实的全部活动。ISO-9000簇，含产品认证(自愿和强制)、质量体系认证(含食品、电信、环保、社会责任、汽车等)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认证只是第三方的评价，贸易的需要更大于提高产品质量的本身。提高和改进具体产品质量，要继续推进各种质量管理方法的应用，如全面质量管理(TOC、TOM)、卓越绩效、质量管理新老七种工具、六西格玛管理、质量功能展开、可靠性管理，等等。活跃在基层和车间一线的千千万万个QC小组活动，对改进质量的效果是明显的，要继续大力推进。要切实抓好产前、产中、产后的质量管理，从源头上抓好质量。要对生产流程的不同环节，精准的应用相应的质量管理方法、工具和应用软件。要把我国航天和军事工业中属我国独创的一些管理方法标准化、规范化。如，质量归零、并行工程、设计复核核算、三级审核、3F技术、多余物等方法向民品推广。也要把我国庞大的基建工程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一些管理方法标准化、规范化，向制造业推广。也还需要把我国一些著名企业在质量管理的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方法予以推广。

　　4、提升可靠性——中国制造业的质量“强国之路”。

　　我国制造业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我国制造业产品整体的可靠性水平较差,相当一批产品的可靠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据有关部门前些年的调查,我国联合收割机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仅为30.1小时,与美国、日本同类产品相差20倍,农民买的起、修不起,误农时、抱怨多。另据中国工程院2009年的调查,数控机床,发达国家的MTBF已1000-2000小时,我国仅为500小时,不仅高档数控机床悉数进口,相当多的中档产品也要进口。工程机械,发达国家的MFBF500-800小时,我国仅为150-300小时。拖拉机,发达国家的MTBF为3000小时,我国仅为500小时。纺织机械,发达国家的MTBF为2000小时,我国仅为400-700小时。大型客车,平均无故障里程,发达国家为14000-17000公里,我国仅为8000公里,首次故障里程,发达国家为16000-20000公里,我国仅为5000公里,等等。

　　我国制造业中的装备类和家用电子电器类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性能和效率,而是可靠性差，不耐用。普遍存在“未老先衰”、“未老多病”、早起故障多、使用寿命短、维护维修难、安全性差等突出问题,用户和消费者饱受了产品可靠性不高之苦,这是中国制造的“短板”和“硬伤”。

　　产品可靠性差不仅影响了产品的使用效率和寿命,严重地制约我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造成了许多产品“出口出不去、进口挡不住”和同类产品买不上好价钱的局面。德国很多产品持久耐用，动不动能用百年，人称“可怕的德国”。我国使用的消防车，德国产品竟占了半壁江山。黑龙江的农民，为避免农用机械故障频发，宁愿出高价，也要购买德国产品。

　　有人说未来制造业竞争是高科技、高可靠性的竞争。最明显的例子是，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竞争，你可靠性不高，人家不会上门找你。随着各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升级，大多选择可靠性高的产品。

　　产品可靠性差,从技术层面看,有设计、制造、管理等问题,尤其是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重主机”“轻零配件”的现,象。零配件的早期磨损、早期失效成为最脆弱的一环,成为制约提高产品可靠性的瓶颈。

　　切实抓好可靠性，要知难而上,统筹规划,上下联动,尽早部署。

　　企业当仁不让，“守土有责”。从质量发展战略上考量，国家要发力，该出手时要出手。一要切实抓好一批关键原器件，零部件的质量;二要加强可靠性设计;三要加强可靠性标准体系建设;四要严格制造过程的可靠性和质量控制;五要加强和规范产品可靠性试验;六要重视软件产品的可靠性，等等。要瞄准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一类一类产品。一个一个行业摸底调查，寻找差距,分析原因,狠抓改进。经过20-30年坚持不解的努力，在我国制造业的总量已摘取世界第一桂冠的同时,我国产品的可靠性也将跻进世界先进行列。为了提高韩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据报道，韩国政府助力企业抓好可靠性工作。

　　5、用户满意评价——质量工作的新亮点。

　　用户满意评价是根据用户在购买和使用产品过程中的具体感受，将用户对产品的印象预期及感知质量、感知价值等诸多因素进行相关分析而建立的一种新的评价方法。这种方法已被制定成多项国际和国家标准，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用户满意的评价，其结果更贴近于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实际感受，更贴近于寿命周期内产品质量的实际状况，更贴近于生产企业对改进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的实际需要，更贴近于企业及其产品在同行业中的实际竞争力。谁能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谁就赢得了市场发展的广阔空间。对一个企业来讲，满意忠诚的用户群是企业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取得效益的源泉。为抓住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德国在产品的设计上追求外形“科幻”、日本则追求“富有魅力的质量”、“温馨舒适富有人情味的质量”，等等。

　　在具体做法上，要改变“设计者-生产者-消费者”的模式，转为“消费者-设计者-生产者”的模式。从经营理念来讲，要改变片面“追求利润—扩大销售额—满足用户需求”的模式，改变为“满足用户需求-扩大销售额-实现利润”

　　的模式。利润作为目标，但是要重视达到目标的过程，只有正确的过程，才能实现好的目标。

　　国外一些质量管理专家甚至认为，“要从防守型的质量管理向进攻型的质量管理过度”，进攻型质量管理的核心就是充分挖掘用户现实和潜在的需求，大质量和广义质量的概念就是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从用户满意到用户忠诚。

　　用户评价已成为国外质量领域一个非常热门而又前沿的话题，要予以重视。“用户满意”和“用户忠诚”的声浪在我国似乎还远不够强劲。

　　6、要大力推动中小企业的质量工作上台阶，培育一大批世界级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企、民企、外企三大主题市场(还含有一批混合型经济)。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民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他们为国家提供了50%的税收，占制造Gdp的百60%，提供48%的出口产品，对外投资占49%，创造了80%的就业岗位和90%的企业数量。

　　许多国际著名的大型制造企业，其侧重在设计、总装和营销，大部分零部件由众多中小企业协作完成。大飞机的制造有六百多万个零部件，涉及百个行业和众多中小企业。日本丰田汽车制造，大部分零部件都由周边的中小企业按时间和数量直接送到总装车间的工位。

　　具有我国特色的“一地一品”、“一地多品”的集群经济的发展，几乎全是民营的中小企业，他们制造的成本之低廉是任何国家的企业无法与之匹敌。问题的关键是要把产品质量水平搞上去。我国产品的符合性质量总体水平不高，关键是中小企业拖了后腿。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指导和帮扶，即抓住中国产品符合性质量水平不高的关键所在。

　　另外，中国还有这样一批中小企业，他们高度关注于某一领域，产品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于同行，他们因缺乏光环和媒体的宣传而不为人知，但他们却默默无闻地闷声发大财，并且为国家年复一年地奉献着可观的税收和外汇，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理念，将他们称之为“隐形冠军”。

　　全球最优秀的企业更多是一些默默无闻，闷声发大财的行业冠军企业。在许许多多不知名行业中，这些隐形冠军在全球范围或某一区域市场占领了其所属市场举足轻重的份额。尤其突出的是这样的公司，无论是经营水准、产品技术还是创新能力丝毫不亚于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是独树一帜，建立了大企业无法奢求的竞争优势——这就是“隐形冠军”。

　　在美国，90%的隐形冠军是为了大企业做配套的，自己并不出名。在欧洲、日本也有很多隐形冠军专门做很小的产品;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地区和珠江三角洲一带，“隐形冠军”

　　确实是藏龙卧虎、冠盖如云。

　　中国的隐形冠军，大致具备以下特点：

　　他们多是中小企业，且以家庭拥有的私营公司或股份制公司居多。

　　他们的产品五花八门，但定位独特，产品经常是“无形”的或是不被人看重的，竞争对手相对较少，但其产品市场占有率在某一区域甚至在国内的市场往往达到50%以上或在国际市场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

　　他们高度关注于某一产品的生产，拥有不少的“绝活”和极强的创新能力，他们的创新活动往往在国内或全球具有导向性，并且持续不断，他们有些就是产品标准或行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具有较强的话语权。

　　他们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信用记录，当一些大企业为订单争的焦头烂额时，他们却有接不完的订单。它们善于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并举，并且拥有全球级的顶级客户作为其卓越伙伴，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出口，为国家多挣外汇。

　　他们拥有独特而有效的企业文化，劳资之间、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有着良好和谐的关系。

　　管理者的职责是要善于发现、培育这些“隐形冠军”，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强有力的主力军。

　　7、大力开展制造业降费减损活动，减少制造业的质量损失。

　　我国多位质量专家指出，制造业损失是长期困扰我国质量工作的一大突出问题。质量损失，一是直接损失：包括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报废、返修、停工、产品质量事故处理等损失)(含索赔、保修、退货、召回);二是间接损失：包括库存积压、市场份额减少、质量诚信缺失;三是因质量问题造成的国际贸易的纠纷，形成贸易技术壁垒的损失等。

　　按照全球工业界质量管理的平均水平判断，我国工业企业的质量损失率(质量损失与制造总产值之比)应该在17.5%左右。如果按当年的我国制造业的总产值测算，我国每年的质量损失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也有人说，这是我国质量工作中待挖的“一座金山”。

　　一是增加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的消耗;二是抑制了内需，许多产品的性能、寿命、可靠性、安全性存在的缺陷，不能够使人民群众吃的放心、用的称心、住的安心，某些产品质量差成为制约扩大消费的瓶颈，成为国内一些消费者出国横扫国外洋货的诱因，也是提高供给侧水平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三是增加了国际贸易摩擦的风险，索赔、退货、召回屡有发生，也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为妖魔化中国产品制造了口实。

　　质量损失率居高不下，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微观层面看，企业质量管理基础薄弱，工序间的不合格品率居高不下;设计缺陷;计量信息不对称;缺乏力求一次做到完美严谨的作风和精神等。

　　二是从社会层面看，上游产品质量问题较多，标准滞后落后，监管乏力等。

　　三是从管理层面看，宏观指导乏力。

　　降低我国质量损失应该眼睛向内，指导企业要苦练内功，把过高的质量损失率降下来。

　　一是似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制造过程质量损失的调查;二是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用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来破解质量损失率居高不下的难题，这是从源头抓好质量的又一项实招。

　　8、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假要有新思维。

　　假冒伪劣，有二层意思。一是假冒伪，主要是针对商标、专利、著作权和带有地域产权性质的原产地产品等的侵权问题;二是劣，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不合格，而是严重的质量欺诈行为，如掺有三聚氰胺、苏丹红、含地沟油的食品和直接用甲醇勾兑散装白酒等的逐利枉法行为。

　　假冒伪劣问题一直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热点问题。

　　上世纪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做过一次抽样调查，当时的全国假冒总量为1380亿人民币，过了三年又做了一次调查，假冒总量为1500-2000亿人民币。后来，国务院某部门的一个下属机构，也做过一次抽样调查，据测算，假冒总量已经高达7000-8000亿人民币。从国际上假冒状况的趋势看，当资本的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社会信用开始步入良性轨道，假冒状况会有所改善。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在经济起飞的一段时间内，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假冒伪劣的现象，但是，当前我国的假冒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当前，中国的假冒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网购售假，其隐蔽性、消费者维权和治理难度更大。常有企业抱怨说，他们的新产品刚一问世，假冒如影随形。一个企业、一件产品严重失信，不仅本企业信誉丧失殆尽，甚至波及整个产业的发展。

　　2017年，中国向世界产权组织提交的专利申请量排在第二，只小幅落后于美国。假冒侵权严重挫伤了企业创新、创品牌的积极性。

　　虽然中国采用了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但是，中国是一个中小企业众多的国家，监督的死角和盲点往往在所难免，如有利令智昏的违法之徒，置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于不顾，冷不丁会从某个角落冒出惊天大案来。

　　假冒猖獗，严打不绝，症结何在?从上世纪90年代的打假的实践者，主要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假冒举报概率太低。上世纪90年代，全国打假办在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云霄等制假烟的重灾区，多次成功的组织大规模的打击假烟，得益于冒着生命危险的线人的精准的举报。“重赏之下，必有勇士”。查出一台烟机，线人可获五万元人民币的奖励，有如此雄厚的资金支持举报，唯有高利税的烟草行业。

　　二是，假货查处的概率太低。

　　国内某权威媒体曾报道，假货查处的概率，乐观的估计为10%。

　　三是，假货查封后判刑概率太低。据统计，假货被查封后判刑的概率仅为2‰，后提高到1-2%，行政执法部门有案不移送，罚款了事(进入本世纪以来大有好转)，公安部门需要查办的案件太多，假冒问题，国际上称为“软犯罪”，往往排不上队。打假要做到“查办一个，震慑一片”的效果难以显现。

　　四是，失信违法的风险成本太低。

　　以上可以看出，被查处的假冒伪劣商品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打假演变成“疲劳战”、“持久战”。

　　除了继续应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舆论的手段深入打假以外，打假要有新思维。

　　一是要充分运用金融手段。

　　行政执法、和司法执法要与金融部联手，将制假、售假者列入不诚信的黑名单，让一个个“害群之马”数年内或终身禁入生产和销售行列，银行不为其提供生产和销售的资金流动的账户。

　　二是要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李克强总理考察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提出“要利用‘互联网+监管’，牢牢把住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关。”

　　“互联网+监管”,具体化是“物联网+监管”。建立生产、流通全过程的“一物一码”的追溯体系，农业、商务、食品、药品、烟草等多部门和许多地方在相继研发，这种研发不是“串联式”互相协作，而是“并列式”齐头并进，各自为战。全国有数十甚至数百个研发机构在从事防伪溯源的“区块链”技术，形成了大量高水平的重复。

　　科技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似应通过公平、公正的评价和实践的检验，筛选出一批具有防伪力度强、不可复刻、易于为大众和执法部门鉴别、价格相对合理的技术和产品向社会推荐。

　　在此基础上，似应建立了一个覆盖人身健康发展的食品、药品、高档消费品和某些重要产品的全国的防伪溯源平台，使之成为，“产品来源可追溯、产品去向可查证，产品责任可追究、制假售假失信者可监控”的严密的监管体系。

　　为打击电信诈骗，公安系统已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网络监控平台。

　　建立防伪溯源的全国性监控平台似可参考。至少可在倡导“全岛无假货”的海南岛先行试点。

　　这种“物联网+监管+银行的诚信系统”，可能是终结假冒猖獗的利器。

　　假冒问题是“地下的黑色经济”，许多假冒商品的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和线上、线下的销售网络，每年当有数百亿的税收流失。政府投入适度财政支持，建立“全国防伪溯源论”平台的硬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9、要大力培育迈向质量强国不同类型的多层次人才。

　　细微之处见真功夫。产品终究是由工人加工制造出来的，要精心培育一大批与生俱来、一丝不苟、严谨细实、追究卓越的大国工匠。瑞士的钟表和军刀、德国的制造享誉全球，与一代又一代的国之工匠、企之工匠密切相关。

　　上世纪70-80年代，全国全面质量管理培训了多大三千万人次之多，世纪交替，ISO9000标准族的培训和宣贯也多达上千万人。当下，要围绕以提高我国产品可靠性为目标的第三次培训。

　　迈向质量强国，理应涌现出与之相称的全球著名的质量管理大师级专家，如美国的朱兰博士，日本的石川馨。也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出一批具有我国特色的质量管理创新的理论和方法。

　　10、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竞争，提升到质量强国竞争战略的高度。

　　当今的时代已进入国际标准制约市场的时代，主导国际标准的制订是应对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开发标准同开发产品一样具有战略意义。一项标准被有效利用，往往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能决定一个行业的兴衰和影响国家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还认识到，他们当前所面临的制定国际标准的竞争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战略问题，必须把参与制订国际标准竞争提升到战略竞争的高度。

　　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化战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挑战性，标志着各国的国际标准化工作由工业时代向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移，应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明确了要以技术标准为武器占领国际贸易竞争的制高点，确保国家经济利益的战略目的。

　　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技术能力弱，积极争取发言权和实质参与权，实施以“追赶追踪”采用国际标准为主，实质参与的战略，即是制定权、控制权拿不到，也要争取有限的具有产业优势的领域的制定国际标准的控制权和发言权，其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因技术壁垒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拓展贸易空间。

　　显而易见，谁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并有效利用，谁就可以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也就有了将技术标准转化为经济收益的能力。更进一步的是知识经济崛起的今天，知识产权能够促进知识价值的资本化，这种资本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制定技术标准，把知识产权的核心成果规则化。因此，控制标准制高点的争夺，实质上是一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争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国际标准或已构成“事实上的国际标准”的标准，总是设法把技术标准与专利捆绑在一起，总是设法把尽可能多的专利技术嵌入到标准的要求中去。一旦某企业的产品不得不采用该项标准，就无法回避向专利技术的拥有者支付专利使用费，从而使主持制定标准的一方取得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同时，通过技术标准的制订，置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于被动的地位，使发展中国家被钉死在国际分工的低层次的技术链条和附属地位上。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产业联盟都力将自已的专利技术纳入标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如果说，一个单项的专利技术只影响一个企业的益，那么，当这项专利上升为国际标准的时侯，它能响一个行业，它所带来的利益就直接体现为国家的益。从这个意义上，标准是企业产权、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反映。

　　世界各国在高新技术领标准的竞争，已经提前到了产品的研发期，还未等产品面市，就开始了制定标准的争夺。

　　由于历史原因和技术水平的差异，传统产业国际标准的制定多为发达国家所把持。我国许多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在从过去的追赶到并跑、领跑的新阶段，我们要在并跑、领跑的产业和产品上，利用后发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我国已在新兴战略性产业国际标准的制定上发力，取得很好的效果，要继续保持好这个势头。

　　今后数十年，是中国制造业和质量工作大有作为的时代。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发展的机遇和窗口期，千方百计把我国制造业的质量水平搞上去。质量工作是一门扎扎实实的学问，要切忌泛泛空谈，多出实招;要力戒各种形式主义，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刀刃上;要群策群力，善于把一些部门和基层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用以指导面上的工作;质量管理要善于面向问题导向抓问题，不能对一些明显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质量工作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多年来，质量工作一直存在着“集权”和“放权”的纷争，团体标准的确立只是改革的开端，“放、管、服”还需进一步深化。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也是质量工作的主体。政府有关部门的宏观指导，也是必要的。迈向质量强国需要有质量发展战略的精准设计、宣传和接地气的举措。撰写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学术角度对我国迈向质量强国之路进行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目的只有一个，寄希望于质量强国时代早日到来。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陈志田教授对本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