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网络安全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都明确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但现实当中，有些经营主体在收集个人数据时，没有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实践中存在诸多大数据应用乱象，是因为国家层面尚缺乏统一、专门、全面的国家大数据法律。
未来的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需要确立数据权属法律制度，明确数据权属主体资格;确立数据采集法律制度，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和限度;确立数据存储法律制度，明确数据存储的内涵，存储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等
当时针指向晚上10点，在北京市望京地区一座高端写字楼内加班的王丽，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乘坐网约车是王丽对自己加班的犒劳。她打开某网约车平台，输入上车地点后，下车地点自动蹦出来一个地址，某某大厦——位于她家旁边的一座写字楼。她点击确认，然后开始等待平台派车。
作为某网约车平台的长期用户，她知道，自己的每一次出行信息，都在生成数据，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出发、去了什么地方，一目了然。
她有时会想，平台收集自己的信息有依据吗?这些信息属于谁所有呢?
我们的信息是别人的数据
王丽早年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大学，如今是一家科技金融公司的中层骨干，由于公司事务繁忙，加班对她来说是常事，好在她家也在望京。
下班后，王丽总是乘坐出租车往家赶，但并不总是有出租车在楼下等着，所以，等出租车就成了她的一件烦心事。
“最怕冬天等出租车，等上几分钟，浑身就冻得打哆嗦。”她说。
几年前，一种叫网约车的新事物出现在北京，通过手机下载网约车平台，输入上下车地点，就可点击约车。
这对王丽来说可是好事儿：下班前在办公室约好车，等车到了再下去，上车就走，10分钟内就能到家。
几年过去了，王丽的手机换了三四部，但手机上总是至少有两家网约车平台，方便她约车。
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王丽像往常一样，打开某网约车平台，输入上车地点后，突然发现平台显示的下车地点处出现一行小字，正是她家小区地址，也是她经常输入的下车地址，后面还有一个小“×”。她没有多想，顺手点击确认，约车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王丽开始思考这件事情，这相当于平台根据过往乘车信息，推断出自己的下车地点，这意味着，根据数据就能知道自己的上班和居住地点。
网约车还是要坐，无奈之下，王丽在选择下车地点时，或者选择小区附近的写字楼，或者选择附近的饭馆，或者到小区门口下车，或者到目的地后再走回小区。
过了一段时间，虽然平台还会提示目的地，但王丽总是直接点击小“×”后输入其他地址，而且自己所在小区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了。
王丽发现，不但自己乘坐网约车有推荐地址，甚至自己在网上搜索一种商品后，电脑页面就开始推送这款商品。
最近，王丽所在单位的投影仪坏了，需要买一台新投影仪。鉴于王丽熟悉设备，领导让她负责购买。
王丽在某平台上搜索相关产品，挑中了一款性能稳定、技术先进、价格合适的投影仪，但第二天开始，她只要打开网页，这款产品的广告就出现在电脑页面上。
对于这种广告推送，王丽还是比较反感的，“我搜索商品，并不一定就要购买，这种基于搜索数据进行的强制性推送，令人讨厌”。
在王丽看来，更为深层次的疑问在于，这样收集自己的信息并进行大数据推送，是不是侵犯了自己的权利，“凭什么自己的信息就成了别人的大数据”?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违反法律
王丽的疑问并非个例。
2017年8月至10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一法一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一法”是网络安全法，“一决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同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报告称，“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形势严峻”。
报告中披露的“万人调查报告”显示，“一法一决定”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多项制度落实得并不理想。
有52.1%的受访者认为，法律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必须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的规定执行得不好或者一般;有49.6%的受访者曾遇到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现象，其中18.3%的受访者经常遇到过度采集用户信息现象;有61.2%的人遇到过有关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强制收集、使用用户信息，如果不接受就不能使用该产品或接受服务的“霸王条款”。
许多受访者反映，当前免费应用程序普遍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侵犯个人隐私问题，但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和依法惩处。
在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看来，这正是我国目前大数据应用实践当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李爱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无论是网络安全法，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都明确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但现实当中，有些经营主体在收集个人数据时，没有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李爱君认为，公民个人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她向记者举例说，当我们准备接受网络上一个服务时，网页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拒绝”还是“允许”，一旦我们选择“拒绝”，后续的相关服务就享受不了。
“这就是没有给予消费者选择权。”李爱君说，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收集信息过量等问题。比如我们在使用手机注册一些应用时，还经常被要求同意收集头像、通讯录、位置信息等。
亟需制定专门大数据法律
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贵州省大数据政策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大华看来，实践中存在诸多大数据应用乱象，是因为国家层面尚缺乏统一、专门、全面的国家大数据法律。
吴大华也是近日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8》的主编，贵州正是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吴大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目前，我国涉及数据领域的法律规范多散见于民事、刑事等基本法律和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文件之中，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全面实施，大数据基础性、全局性的问题亟待国家立法破解。
但在国家立法计划中，并无大数据统一、专门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关于大数据立法，国家确实还没有实施这项工作。
吴大华认为，目前，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存在诸多障碍。一是数据权属内涵亟待法律明确，这是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二是数据主权内涵亟待法律明确，这是大数据作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全局性问题。三是大数据“聚通用”关键环节架构及法律效力亟待法律明确，这是推动国家大数据战略性基础资源发挥效用的关键问题。四是大数据创新应用合法性亟待法律明确，这是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释放大数据红利的关键问题。五是大数据安全保障亟待法律明确，这是保障大数据健康发展和应用的基础性问题。
在李爱君看来，目前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的障碍，从理论上说，就是大数据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比如说数据权利的属性，有人说是物权，有人说是知识产权，有人说是新型民事权利，没有形成共识。”李爱君说，“我认为是一种新型民事权利，因为数据权利既有人格权属性，又有财产权属性与国家主权属性。”
李爱君认为，如果能够破解大数据权利的性质是什么、权利如何归属、权利如何保护这些问题，“立法的障碍应该没有了”。
朱巍说，目前大家对大数据性质还存在争议，比如在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曾经在知识产权的客体中加了一条，即数据信息权，后来，包括他在内的专家提出，如果将数据信息归为知识产权，那么其中会存在权利冲突，最终，数据信息权这一条就被拿掉了。
在朱巍看来，只有大家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才能推动立法工作。
在大数据立法领域，作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贵州已经在探索，《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8》梳理了其中的进程。
2016年，贵州在全国率先出台大数据地方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着眼于大数据发展应用的系列环节和数据共享开放、数据安全等重点内容进行规范调整。
2016年9月，贵州省设立全国首个直属省政府正厅级大数据发展管理机构——参公事业单位：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专门负责大数据领域相关地方法规规章的起草等工作。
2017年4月，贵阳市出台《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成为全国首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
吴大华建议，由于大数据涉及领域和环节众多，可以从激励和促进角度考虑先行制定总括性、统一性、专门性的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法，首先明确国家大数据发展体制，明确一个职能机构统一管理国家大数据发展、统筹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在吴大华看来，未来的国家层面大数据立法，需要确立数据权属法律制度，明确数据权属主体资格;确立数据采集法律制度，明确数据采集的范围和限度;确立数据存储法律制度，明确数据存储的内涵，存储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和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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