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名农民出借身份证帮人购农机获刑
牛家亮的微信里有一个群，名为“仙人庄社区矫正”。微信群由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仙人庄乡司法所建立，27名群成员，都是仙人庄乡的缓刑、假释人员。其中26人因同一罪名入刑——骗取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
2017年3月至8月间，开封市鼓楼警方在办理农机经销商孟庆安、陈成行、牛书军三人所涉的案件中，将包括上述26人在内的63名以出借身份证形式，帮助三人申报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农民逮捕。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63人陆续因诈骗罪获刑。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63名获刑农民，个体所涉补贴金额，多在数万元左右，而实际获利则在数百元。
依据公诉人意见，案件所涉农机补贴资金，实际并未落入经销商或农民手中。据此，涉案人员是否构成诈骗罪，成为案件焦点。2018年5月22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三名农机经销商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与之相对的是，全部63名涉案农民，目前绝大多数未提出申诉。
63名农民获刑
“仙人庄社区矫正”群，高峰时有超过三十名成员，后来陆续有人因为刑满退群。
李亚文是群内一员。生于1992年的李亚文，是仙人庄乡良坟村人，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犯事”是源于一次身份证外借。
2015年1月份，好友牛家亮找到李亚文，提出“借身份证用一阵”。牛家亮与李亚文是同村人，一起长大，彼此知根知底。李亚文说，自己没有多想，便将身份证交给牛家亮。
牛家亮告诉新京报记者，亲戚牛书军委托他帮忙借身份证，用来申报农机补贴。农机补贴，全称为“农机具购置补贴”，是农业部门对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或组织，购置和更新农业生产所需农机具给予的补贴。
牛书军是一名农机经销商。1997年从开封市农机公司下岗后，开始从事农机具代理销售。他妻子李坤告诉新京报记者，生意红火时同时代理3到4个品牌，有6名雇员从事销售和售后服务。
李亚文说，身份证借出没几天，接到农机销售人员电话，对方说，已经用“李亚文”名义购买农机，并申领购置补贴。按照程序，农机管理部门会通过电话核查。“那边跟我说，如果人家问有没有买农机，就说刚买过。”
大约一个月不到，李亚文接到农机局核查电话。根据之前对好的口径，李亚文回答了相关问题。事后，李亚文得到500元报酬。
2017年8月，开封市鼓楼警方以涉嫌诈骗罪逮捕李亚文。当年11月7日，开封市鼓楼区法院一审认定，李亚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李亚文在明知经销商利用其身份信息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的情况下，仍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和粮补卡等证件，并向农机部门核实农机情况的工作人员提供虚假证明，以虚假购买一辆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的方式，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40500元，并分得赃款500元。
与李亚文有相同经历者，仅在仙人庄乡就有数十人，涉及新城集、仙人庄、龙王庙等下属各村。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多份判决书显示，2017年3月至8月间，开封市鼓楼警方在办理开封市鑫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经理孟庆安、副经理陈成行，以及开封市鑫源农业机械销售处负责人牛书军涉诈骗罪两案中，通过追溯销售源头，共逮捕63名相关人员，其涉案情形，均为向农机经销商“提供其本人身份证和粮补卡等证件，并向农机部门核实农机情况的工作人员提供虚假证明，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
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63名涉案人员陆续因犯诈骗罪获刑。新京报记者梳理判决书发现，63人中，年龄最长者案发时66岁，最幼者24岁，其中90后3人，大多数人年龄在40岁左右，职业均为农民，绝大部分居住在仙人庄乡及周边地区。
判决书内容显示，从涉案金额看，最高者被控骗取国家农机补贴83000元，有2人，最低者8700元，有1人，多数在25000元至4万元之间。不过，一审法院开封市鼓楼区法院认定，上述63名涉案人员“实际分得赃款”，绝大多数为200元或500元，有1人获得100元，甚至有数人仅以“请客吃饭”的形式取酬。
上述63名涉案农民，因涉及农机补贴金额、所获报酬不同而各有差异，绝大多数的刑期在1年半以内(缓刑2年)。如今，大部分人仍在假释期。
经销商求“变”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63名涉案农民借出身份证的时间，全部为2013年以后，其中相当部分是2013年1月份。
开封市一名农机经销商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一时间并非巧合，其背后是国家农机补贴发放政策的变化。2013年1月之前，农机补贴专项资金直接划拨给农机生产厂家，“生产一台补贴一台，”经销商以补贴后的价格进货，再转卖给农户。但是，“2013年以后，需要农民在购买农机后自己去申报补贴，然后钱打入卡里”。
开封市农机局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政策之变的目的，是保障农民直接享受到优惠，以及防止生产商虚报产量，套取补贴资金。
除政策之变外，地区补贴指标也有不同。一名关注此案的开封市鼓楼区人大代表告诉新京报记者，以开封市为例，农机补贴资金每年由市里按照比例，统一划拨各区县。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区补贴指标紧张，另外一些地区由于城市化进程较快，农民需求较少，会出现资金闲置。
今年5月份，新华社援引河南省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数据称，开封市城区之一的禹王台区，中央补贴资金使用比例仅为8.18%。
仙人台乡新城集村村民许建义告诉新京报记者，周边不少村民因区里当年年度指标用完等原因延期，自己所购置的农机，使用已经超过3年，目前仍未领到补贴。这导致一些指标紧张地区的农民，会跨区到指标有富余的地区购机。
经销商牛书军的妻子李坤说，实际操作中，在与出借身份证的名义购买者签订合同后，牛书军会与名义购买者、实际购买者三方签一份协议。新京报记者获得的部分协议显示，文中明确，尽管行车证及牌照以名义购买者办理，但机器“日后所有问题”与名义购买者无关。此外，牛书军还为双方准备一份协议，以“转让”的形式，完成农机所有权转移。
由于时间跨度相对较长，牛书军会将农机的名义和实际购买者对应整理成表格。在其被捕后，警方依据这一表格，陆续将涉案农民控制。
“我也知道这样是违规违法的”
“我也知道这样是违规违法的。”李坤说，她也曾担心这一销售行为被主管部门查处，但是由于“周边的经销商都这么做”，因此也没有太在意，“想的就是，即便是被查了，可能最重的处罚就是吊销销售资质，以后不让卖了。”
事情的走向，远远超过李坤的预期。2017年6月30日，开封市鼓楼区检察院以涉诈骗罪，对牛书军提起公诉。起诉书显示，检方审查查明，牛书军先后通过36人的身份信息，办理虚假农机购买手续，以及虚假农机购置补贴手续，“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合计256.9万。”
李坤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从结果上来看，国家农机补贴款最终进入购机者手中，牛书军并未从中抽成，“因为是按照补贴后的价格卖出去，实际上付给农民的几百元报酬，也是从销售利润中支取出来的。”
一名农机经销业内人士介绍，农机补贴标准公开透明，经销商想要获取更高利润，几乎只有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向厂家增加订单，压低出厂单价;另一种是通过代办补贴手续，提高销量。前一种方法适用于资金较为充足的大经销商，后一种方法，则在中小规模经销商中普遍通行。
2017年3月至8月间，开封市鼓楼区检察院先后以涉诈骗罪，对三名涉案经销商牛书军、孟庆安和陈成行分别提起公诉。庭审中，三人是否构成诈骗罪成为控辩双方焦点。
牛书军的辩护律师、河南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常伯阳认为，牛书军使用他人身份证申请农机补贴款，其目的“只是为方便购机农民”，其使用自有资金垫付与补贴相当的金额在先，将国家补贴款划走在后，不构成非法占有;此外，牛书军实施欺诈行为，并非出于占有他人钱财的目的，不能被认定为构成诈骗罪。
孟庆安和陈成行的辩护律师则提出，对两人套取国家补贴的事实没有异议，但不具备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主观要件，没有社会危害性，不应视为诈骗行为。
上述辩护意见，一审法院并未采纳。开封市鼓楼区法院认定，购机者和农机产销企业分别对其提交的相关申请资料，以及购买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除有资格依法申报、实际购置农机的人员占有农机购置补贴款外，其他任何人对农机购置补贴款占有，均属非法占有。”牛书军等三人套取国家补贴款的行为，“表面上看似乎未得利，但其非法占有农机购置补贴款后的处置行为，更是保持价格优势的手段行为，利益仍归于个人。”
因诈骗罪名成立，且数额特别巨大，牛书军一审获刑13年，并处罚金10万元;孟庆安获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陈成行获刑10年，罚金4万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农业部办公厅2014年9月9日签发的“农办机(2014)22号”文件中称，“农机具还是在农民手中，还是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实惠最终落到了农民，符合中央农机购置补贴导向，达到了政策目的，不宜简单视为违法违规行为，也不宜将此认定为给国家造成资金损失。”
基于这一文件精神，三人分别提出上诉。2018年5月22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鼓楼区法院重审。
新京报记者从开封市鼓楼区法院获悉，截至2018年6月8日，63名因出借身份证而获刑的农民，绝大多数未提出申诉。
李亚文告诉新京报记者，毕竟做错了事，心里很悔恨。他说：“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自己会先回去，查一查法律怎么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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