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要整顿的是培训机构违规这一块，超前教、超前学，违规办学、没有资质办学。这一块负担很大、很重，叫做学生痛恨、家长无奈、机构赚钱。这种状况是不允许的。”3月16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两会上答记者问时强调。
早在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相关文件的矛头，直指培训机构。
业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由于备案要求比较高，市场需求又极其旺盛，相当多教育培训机构无牌无证，或者选择打擦边球。
实际上，多年来社会上围绕规范课外培训教育市场的呼声一直存在，但近年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规范，校外培训反而愈演愈烈。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指出，“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的课外教育培训，正在成为反噬教育、扰乱教育生态的重要因素。”
50%机构无培训资质
“没什么要求，申请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最近风声紧，建议你找中介办理。” 日前，当时代周报记者以有意开办培训机构为由，咨询了一家从事小学生课后辅导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对方如此回答，并提供了中介公司电话。
该中介公司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尽管教育部门规定，申请办理教育培训机构需要先去教育局备案。“现在查得严，不过也都是打擦边球，你可以申请做教育咨询，这个不需要什么条件。”
“注册、刻章、记账报税一年，只需要2800元，25天可以拿到营业执照。”同时，该中介公司表示，如果没有办公场地，加1200元可以提供挂靠地址，该中介公司人员透露的挂靠地址，是广州市某区级政府所在地。
王立(化名)是佛山一所英语培训机构的合伙人。据他介绍，如按照教育局文件严格规定，申请成立一家教育培训机构，首先需拿到消防许可证，其次需要去教育局申请办学许可证，最后才能去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通常教育局会对培训机构的校长资质、核心人员教师资格、注册资金、办学场地有严格规定。“由于备案要求比较高，市场需求又极其旺盛，相当多教育培训机构无牌无证，或者选择打擦边球。”
以天河区2017年10月发布的一份《申请设立民办非学历培训中心工作指南》为例。其中明确要求，教育机构负责人具有教师资格并从事教育工作5年以上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多年。同时还包括“校舍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教学设备总值在10万元以上”等其他要求。
“按照这个要求，市场50%的教育培训机构都缺少办学资质。” 王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教育培训机构的规模差异甚大，他所在的机构有200多学生和500平方米的教学场地，在市场上属于规模较小的机构，但远不是规模最小的。
据王立透露，由于课外培训需求旺盛，广佛地区几乎每一个小区或者公寓内都存在小作坊式的培训机构。“这些机构普遍不具有办学资格，往往是一些老师用自有房间或租一套公寓，就可以开张。招生规模也非常小，在20-40人。”
针对教育培训机构零门槛准入、违约经营的普遍性，2017年上海市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调查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数据。上海市近7000家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仅2000多家，有营业执照但无教育培训资质的3200多家，无照经营的1300 多家。
在王立看来，这些缺乏资质的培训机构，地点隐秘而且规模较小，即使开张了教育局也不知道。
比赛取消后或出现变身测试
《通知》在治理任务和整改要求中明确：“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并依法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任。”矛头直指学校和培训机构发生联系。
在应试教育和竞争选拔机制背景下，实际上很多学校和培训机构形成共生体系，两者间关系千丝万缕。
据一位佛山公办小学班主任透露，一些学校和托管机构形成合作关系。“家长在托管机构报名缴费，再将学生送至公办老师处午休托管，报酬亦由托管机构给付。”
相比课后托管环节的合作，家长对优质民办学校学位的拥簇，更助长了教育培训机构和民办学校间寻求合作空间的动力。
以“全国基础英语综合能力”比赛为例。以往，这项竞赛的初赛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学生报名，教育培训机构不参与报名。“但由于学校没有太多时间去培训学生，这项职能转而交给校外培训机构来承担。”王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此外，包括该项比赛在内的一些参赛奖项，已经成为当地优秀民办学校在面试之外，选拔优质生源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随着这些比赛的取消，对佛山一些优秀民办学校的小升初招生，显然是一项重要的不利因素。”王立说道。
随着3月22日，教育部发布取消竞赛、奥数等加分政策。一些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培训机构负责人认为，相关竞赛取消后，两到三年内可能不会再出现。包括王立所在的教育培训机构，可能会根据市场需求重新调整课程。
但在王立看来，由于优质民办学校对生源的抢夺依然十分激烈，一些重要的竞赛活动被取消后，不排除未来有学校会暗中委派培训机构组织相关测试。“只要优质生源的竞争还存在，就一定会有新的应对措施出来。”
“剧场效应”
对于培训机构乱象，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将此形容为“剧场效应”。“有一小部分人不守规矩，先站起来，导致其他所有人都要站起来。在构成教育生态不同的利益主体中，造成剧场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缺位。”杨东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以上观点。
杨东平指出，目前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主要有三点：一是缺少准入门槛;二是对经营过程中教育内容、营销方式、收费标准等缺少监管;三是缺乏规范民办非学历教育的相关法律依据。
“教育培训机构横跨商业和教育，工商部门难以对教育内容实施监管，教育主管部门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执法力量。最后只能造成不管的局面。”佛山市教育局一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17年，上海、成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针对注册审批、教学内容等方面制定细致严格的制度设计。杨东平认为，相比过去仅停留在发红头文件，上海、成都做法的操作性强很多，但长效监管力量缺位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上海的监管力度很大，但以运动式执法为主，难以形成常态监管机制。”
在杨东平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中，指出监管的重点是改变公办学校的品质。“尽管我们很多的措施集中在培训机构上，但是我们都知道培训教育是我们教育的影子，如影相随;如果学校教育改善了，影子教育生存的机会就没有了。”
在王立看来，校内校外早已形成共生体系。与其一棍子打死，不如为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经营提供一些正确渠道指引。毕竟，“只要学校教育的弊端不消除，需求刺激下的校外培训机构就会一直存在。”王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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