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40年，中国大学教育逐渐走向“普及化”。2016年，中国高考的录取率已超过80%，且据教育部方面确认，2017年的录取率将不会降低。
中国学界已有共识，高考不仅具有为高校选拔人才的功能，也是一项调节社会阶层流动的机制。但近年来，屡有声音指出，通过高考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通道在逐渐收窄。随着1999年中国大学大幅扩招，对此项功能的讨论越发集中于升入重点大学或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
中国精英大学北京大学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或可佐证。多项数据显示，恢复高考40年的前20年，北京大学农村生源比例可达20%以上，但在后20年，这一数字一度跌至10%左右。
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等人的研究统计，北京大学新生档案信息显示，从1978到1998年，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北大学生比例在20%-40%之间，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该数字高于30%;而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比例除个别年份外集中在20%-30%之间，80年代中后期比例较高。
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上述两份数据均有下降。到了2000至2005年间，北大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下降至10%-15%间。与此相对，在北大新生中，家庭为干部出身的比例在90年代后稳定在50%以上，1998年达到69.4%的峰值。
刘云杉指出，以2006年农村户口达9.49亿的数字来看，“15%上下农村户籍的北大新生比例颇低”。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对北京大学的生源调查也披露，1999年该校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在2013年首次公布农村新生比例，数据显示，在2011年以前，该校农村新生比例仅在10%左右。
寒门出贵子愈难，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比例下降是否原因之一?相关讨论频现。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多位学者意见各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刘海峰认为，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是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如今高考改变命运的功能都不如过去，但“农村孩子如果考上985类的大学，出路总体而言是不错的，对促进阶层流动还是比较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田方萌认为，对于阶层流动，“知识改变命运只是一个因素，只是效果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突出了”。高考仍然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只是大学毕业后各行各业的流动，取决于知识之外的很多因素，比如人际沟通的能力。”
也有学者认同社会分层理论，指在高考恢复40年间，竞争、选拔、择优、促进并固化社会分层也是中国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
此外，中国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并非主要存在于升入大学这一阶段，而更应归因于其下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即指出，农村学生难上好大学，根源在于中国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大。
建国后寒门子弟进重点大学增势明显
在多位学者眼里，高考恢复40年间，高考改变寒门子弟命运效果最突出的时间集中在1977年至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公开采访时指出，1977年恢复高考，通过制度化的吸纳机制，“启动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开放性”，极大消解了当时因普遍看不到“出路”而蓄势待发的中国社会的紧张状态。
田方萌则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上流动的渠道更广泛，“不光是高考，也因为中国教育的普及”。自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后，中国通过近30年的时间全面普及了义务教育。至2017年，中国又提出“到2020年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
而根据学者梁晨、李中清在影响广泛的《无声的革命》一书中的论断，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大学中工农子弟人数不断增加的趋势始于1949年建国后。
在1949年前，精英大学的名额基本被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垄断。主流学界亦有观点，此前的科举制中，绝大多数科举成功者多集中来自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家族，且多集中于江南地区，“由科举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只在极为有限的阶层和人口中发生”。
由于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的设置等制度的共同推动，“1949年，中国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梁晨等人将此形容为一场“无声的革命”。
通过统计1949年到2002年间北京大学新生学籍卡信息，梁晨等人发现，1949年后，北大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占据相当比重，这一比重一直保持至20世纪末。北大学生父亲是工农的总体比例，自1981年来到2002年，一直维持在30%—40%。其中，农村学生的比例， 在1980—1999年间，至少保持在10%以上。
更详尽的研究数据披露，1990年，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为17.7%，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为 73.77%;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下降到 63.91%，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为12%。梁晨等人认为，直到本世纪初，这一比例在当时城镇化进程推进，全国农村人口不断降低，且中国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
梁晨等人认为，此局面有益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
重点中学生源来源多样化是起点
梁晨等人还发现，从1949年到2002年间，北京大学的来源中学集中特征明显， “在经历了高考恢复初期的急遽上升之后，北大每年来源中学数量基本保持在1000所左右”。
但这一数字只占全国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学数量的不到8%，且这些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重点中学。梁晨等人根据数据推测，1949年到2002年间，各种形式的重点中学学生，可占全部北大本科学生(除去“文革”时期)的90%以上。
而提供北大生源的普通中学，其地理分布也主要集中在北京，“因为北大在北京投放的名额比例很高;同时，北京的中学师资相对较好，普通中学也能培养出少数高考高分学生”。
梁晨等人因此得出结论，很大程度上，学生要上重点中学，才有机会进入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北大生源数据显示，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其中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
“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无声革命，起点在基础教育。”梁晨等人提出观点，扩展重点中学招收不同阶层学生的比例，才能保证中国的精英大学生源多样。
在发表于本世纪初的研究中，梁晨等人发现，当时中国的中学教育能保持生源多样性，重要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
而这套教学方法以“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为突出特点，虽然存在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强调 “勤劳”和 “投入”的学习方法“确实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梁晨等人认为，此法使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他们首先能在优质的中学保持相当比例”。
刘云杉也在本世纪初的研究中阐述观点，这种学习方法用严厉甚至苛刻的制度进行“时间控制与空间控制”，为来自农村的学生进入重点高校铺就了一条相对宽敞的道路。
寒门子弟提前出局
进入新世纪后，梁晨、刘云杉等人所言的上述学习方法仍在发挥效力，但农家子弟借此在高考竞争中取胜的通道却在逐渐收窄。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晓婷等人的研究，从2005年至2009年，北大录取的生源中，来自84所“超级中学”的比例约由35%提高到44%;但在这些“超级中学”的北大录取者中，农村学生的占比，仅为一般中学的八分之一。
优秀师资、生源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大城市、省会等流动是重要原因。曾经声噪一时的湖北县级中学黄冈中学走下神坛可做例证。因为省会城市武汉的几所“超级中学”开出免学费、免住宿费等条件聚累生源，并吸引优秀师资，黄冈中学在高考竞争中渐现颓势。有媒体报道指，1999年后，黄冈中学再未出过高考省状元，2007年后也没有学生拿过国际奥赛奖牌。
上述黄婷婷等人的实证研究论证了“超级中学”造成了城乡教育“不公平化”。其以河北“超级中学”衡水中学为例，“假设在河北省没有’超级中学’的情况下，(北大的)80人生源，可能会比较均衡地来自各个地方，如邢台、秦皇岛等县城中学，都会有学生考入。”但因为衡水中学的存在，北大给河北的80人名额，将大幅集中于石家庄、衡水等“超级中学”所在地，“其他地区中学的考生考入北大，将成为小概率事件”。
上述研究指出：“这很可能会使大部分地区的教师丧失工作的成就感，大部分中学的学生刚刚进入高一，就可以清晰地预见自己进入好学校的希望渺茫。”
此前，一位2014年从衡水中学毕业的河北本地学生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公共讨论中将抨击衡水中学教育模式形同于否定寒门子弟应试苦学的阶层上升渠道，其中或存在误解，“(舆论)把’河北考生’和’农家子弟’这两个概念混淆了，直接认为河北人就是农家子弟”，“(但)我们班当时110多个人，基本没有农村来的”。
另据一位毕业于河北某县城高中的学生向财新记者透露，河北很多县都在中考后将高分者“隐藏”起来，不向考生公布成绩，避免衡水中学来“掐尖”，“除非县里有权的家庭找关系查看分数”。
主流学界已形成观点，初中升高中阶段被已成为农村学生升学的重要筛选关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由于农村地区的师资水平、教育设施等条件太差，学生在小学和中学的升学竞争中提前出局，最终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她的一份研究数据显示，接受了初中教育的“80后”群体，有接近半数中止受教育历程，其中就有89.8%来自农村，66.7%出生于农民家庭。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等人在2016年2月发表于《中国改革》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在来自中国四省近25000名农村中学生中，超过一半(51.2%-53.5%)的贫困农村地区学生没有上高中(普通高中或中职)。
多位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均等，是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不平等的延续，“是一种劣势的持续累积”。优势阶层由于家庭资源和社会关系更优，可使孩子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占据优势，如替孩子选择重点学校等。
“自经济改革以来，重点学校制度使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分层化不断增强。”李春玲认为，考试筛选制度(中考和高考)越来越严格，其后果是增强了不同阶层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一些研究表明农村孩子升入高中后，能上大学的机率跟城里人差不多。”田方萌表示。
家庭经济文化资本作用凸显
梁晨等人此前提出理论假设，虽然学界习惯按照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来解释子女的教育成就，但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代际传递，中国的制度被他们看好，“一个大特色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优势传递，使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性的人才培养”。
“在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但李春玲在研究中提出论断，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迁后，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强化阶段”。其中，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严重的城乡教育机会不公平。
“此外，中国的社会分层的地位等级进一步分化，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有更强烈的追求高等教育机会的愿望。”李春玲表示。
近年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进入新世纪后，家庭的教育投入和经济文化资本对于孩子能否升入重点大学越发重要。如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吴愈晓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1999-2008年间，农村学生“升高中的几率比城镇学生降低了70%”。
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杨中超则在研究中发现，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虽然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飙升，但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并未因此发生显著改善，“社会上层依然是高教规模扩张的主要受益者”。
“在家庭背景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避免坠入高中以下学历的机会比率(与高中学历相比)越高”。杨中超认为，这种优势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变得日趋明显。
同时，大学扩招后，家庭成为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主体;此外，大学生毕业后不再分配工作、需要自主择业，也抬高了高等教育的受教成本，降低了预期收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弱势阶层是否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决策。
杨中超发现，在高等教育扩招后，社会上层的代际继承性在增加，社会下层的代际绝对流动机会，也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充足证据表明高等教育扩招，显著改善了代际相对流动，“社会阶层不平等状况依然持续”。
李强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援引2012年清华大学做的一项全国大学生调查数据：在当时所有高校学生中，农村户籍学生占52.8%，与中国农村户籍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64%的数字比照，可算出农村户籍人口上大学的比率约为0.8，而城市户籍人口上大学的比率约为1.3。李强认为，在整个高等教育中还是城市户籍学生更占优势，而若再观察“985”、“211”等重点高校，“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就更少了”。
梁晨等人在2003年即提出担忧，在21世纪初，不少重点中学出于经济利益等考虑，收取相当数量的赞助费和择校费，“无疑会对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
这一趋势或将进一步加强。以“超级中学”衡水中学的扩张为例，其在浙江平湖开设的分校一年学费高达3.5万元，多位平湖当地居民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标准远超当地普通家庭的财力，但平湖周边城市甚至来自上海的财力较丰的家庭的择校热情并未因此而抑制。
“高考可能是当下中国最为公平的体制安排，最为公正的机会渠道，但也逐渐展露出其不平等性”，许章润认为，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机会差等、分配欠公，例如城乡分治的体制。
针对寒门子弟的补偿分配有效吗?
根据北大公布的数据，在其2013年录取的3145名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为14.2%，该数字在2012年的基础上提高了1.7个百分点。
这一数字的攀升归功于中国于2012年开始实行贫困生专项招生计划。包括北大等中国精英大学每年都需拿出单独招生比例面向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招生，按照规定，这一比例不应少于一校招生规模的2%。中国的决策视野也将探索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列为保障教育公平的力举。
在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看来，“通过专项计划保障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是从结果入手来解决教育公平，虽然有积极意义，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陈志文认为，农村学生越来越难上好大学，“实际上是社会阶层固化的反映”。而这一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他介绍，在美国、英国，哈佛、牛津、剑桥等顶尖高校，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占比也非常低。
而中国近年来已通过各种政策大幅降低了地区之间录取率的差距，“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这只是“量”上的，下一步要注重如何解决“质”的差距。
刘海峰对此政策也表示支持。他指出，农村学生的起跑线与城市学生不一样，并且专项招生计划比例“也不是太大”，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扭转”或者“延缓”重点大学农村生源下降的趋势。在此点上，高考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只要高考继续存在，无声的革命就会继续”。
根据教育部网站数据，2012年至2014年，中国重点高校招收的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人数从增加1万人上升到增加6.9万人。211、985高校的新生中，2014年每万名学生中农村学生人数比2013年分别增加200人、220人。
以清华大学为例，2011年其开始试行向贫困地区学生进行自主选拔，当年共有8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获得加分，考入清华大学。2012年，通过该计划进入清华的贫困地区考生一共30人。2013年，这一人数达76人。
但田方萌认为，贫困生专项招生计划最直接的效力体现的是“比例上的效果”“看上去是公平的”，实际上却使另一部分考生的利益受到损害。
他在公开撰文中解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极其有限，专项招生计划的名额意味着另一部分人需要“让渡”自己的权利，“一些本可以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就被挤出去了”，“结果对大多数考生造成了新的歧视”。
此外，在田方萌看来，家庭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应该承认父母的文化资本所带来的分数差异”。若是因为一个人出身背景，就降低对他的录取标准，这实际上是在“惩罚那些更懂得教育的家庭”。
田方萌还指出，照顾“寒门子弟”的招生政策削弱了高等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功能，将代价转移给了全社会。
他以美国为例，指出这种扶助政策会直接导致名校学生生源质量的下降。1988年加州伯克利大学非洲裔本科生的学习水平测验考试平均成绩仅有952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00分)，但远低于该校的白人学生(1232分)和亚裔学生(1254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约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学生未能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同一时期，虽然有更多黑人学生进入伯克利大学，可其中七成都没有毕业。
田方萌称，这导致教育资源被浪费，甚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此类专项招生计划使得农村考生进入超过实际报考能力的大学，他们可能跟不上学习进度，结果自暴自弃，“(政策初衷)以为帮了他们，其实害了他们”。
但根据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及其团队对贫困专项计划学生进入顶尖大学后学业情况的调查，贫困定向学生确实会遇到多方面的学习困难，数据显示该群体和其他学生呈现明显差异，“但差异不至于达到无法毕业”，“大学不能只是把他们特殊地招进来，还需要提供特殊的学习和发展帮助”。
此外，实证数据得出结论，通过这类倾斜政策入校的学生若学习工科、应用型、与职业比较相关的专业会适应得更好，但若学习文史哲、外语等人文类学科，则和其他学生差距难以缩小，甚至会扩大。
“目前基础教育水平的差异，实际上地区差异大于城乡差异。”陆一还表示。
李强则认为，关于高考的教育政策有“教育公平”和“强调人才创新”两个取向：既希望让农村孩子应该有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机会去上好大学;又强调“绝不能把学生完全变成考试机器”。
但这两个取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现实中会产生冲突，“城市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会接触各种课外知识、特长辅导、竞赛比赛，综合素质上农村孩子怎么可能拼得过?更何况现在所说的综合素质更多是指知识的广博程度”。
李强指出，这使关于高考的教育政策陷入尴尬境地，“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农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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