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元鼎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书
位于北京丰台区梆子井10号的“黑监狱”
该保安公司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正悄然做大。数年内，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元鼎）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但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悉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黑监狱”的畸形存在就像毒瘤，是谁给安元鼎们以“司法”的权力？
记者历时半年，辗转北京、广西、福建、河北、湖南等地，对这一极端隐蔽的“公司业务”，做了缜密的调查——
访民噩梦：无效的抗争
安元鼎噩梦是如何降临到访民头上？在“黑监狱”中他们遭遇了什么？在大肆抓捕、押送访民的行径背后，谁是安元鼎的雇主？
故事一：
女警张耀春的遭遇
上访女警被送黑监狱
2009年12月16日，张耀春来到北京后接到一个电话后，前往位于东三环中路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驻京办。
2000年以前，张耀春是广西合浦县公安局户政科一名干警；在此之前，她曾在内保科工作了两年，负责枪支造册登记存档。她发现这里的枪支管理之混乱匪夷所思，某些干部为了牟取私利，竟然凭着私人感情给社会上的“包工头”、“大老板”们配枪，甚至以种种名义违法销售枪支弹药给一些单位和个人。
在一次执法大检查行动中，张耀春向“检查团”说出了真相，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合浦县公安局某些人违法乱纪情况反映》的材料。“检查团”走后，她遭到调离，最后以“考勤不及格”为由被辞退。
张耀春如约来到驻京办，却发现危机四伏，除了从北海过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巷口还布设了两个便衣警察，来抓她的人终于现身了，她试图冲出去，路口也被封堵了。她落入一个早已布好的圈套中。
等着她的是一辆白色依维柯，车身大字赫然：“安元鼎护送”。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年轻人冲出来，对于张耀春来说，这套制服再熟悉不过。制式、颜色与特警制服完全相同，只有一字之差，肩章上写着：“特勤”。
驻京办官员们目睹了整个过程，张耀春说，他们甚至还帮忙扭送上车。但他们不是帮凶，他们是雇主关系，是他们打电话请来了安元鼎。在此之前，他们达成了协议：以政府的名义与安元鼎签订押送上访人员的服务合同。这是安元鼎公司诸多业务中，最赚钱也最见不得光的一项。
“囚车”越拉越远，傍晚时，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
张耀春进去时，里面关了约两百多号人。这是安元鼎在北京市区以及周边地区设立的众多“关押点”之一，访民们称之为“黑监狱”：在扭送进来后，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之后，他们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张耀春就去排队，她想喝点稀饭，对方回答：“没有。”
张耀春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她不服气上前顶嘴，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安元鼎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音）。
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张耀春争辩，一把揪住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对着这名曾经的女警察，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愤愤地说，我要拘留你，“你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张耀春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她想，去拘留所也好，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3万元被“特勤”押回县城
即便张耀春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安元鼎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人。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
安元鼎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安元鼎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
安元鼎特勤小队长韦应强透露给张耀春的价码是，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接下来，安元鼎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在第五天后，张耀春和广西常乐的一名访民被押送回北海。在标有“安元鼎护送”字样的依维柯囚车上，除了两个司机，还有两个男“特勤”，以及一个女“特勤”，一共五个人。
到达广西合浦的时间是晚上11点多，在南北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张耀春曾经的同事——合浦县公安局信访科干警彭某和李某，以及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周某早已经等在那里。
交接仪式显得快速而有效，安元鼎公司的特勤人员和警察们对照了合同之后，一方收钱回京，另一方，则将这个“上访者”押回县城。
2010年5月27日，在进京上访，第二次被安元鼎押送时，跟她熟悉的一名特勤告诉她，押送她的价码是：三万。特勤小队长在一旁怂恿她说，你下次再来北京上访，你一来你们地方的腐败官员就害怕了，就扣分了。
“是啊，我来北京上访一次，你们又多赚3万。”张耀春骂道。
下午，在老地方交接的时候，张耀春看到了公安局与安元鼎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且从合同中不小心掉下了驻京办出示的一张证明。
“这并不奇怪，一个曾经的人民警察，却被保安公司送进了黑监狱，像犯人一样押送回家，经历过这样的事，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她说。
故事二：
被殴访民的恐惧
2010年，出身于刑侦专业的傅政华，在其55岁之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履新第74天后，部署“雷霆行动”，扫荡了首都最知名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一战成名。
傅政华的出现让远在无锡的谢其明看到了一缕曙光，他和其他17名访民合计后，决定给傅政华写封公开信，告诉这位首都公安局最高行政长官，在其治下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可能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
44岁的谢其明是原无锡市卷笔刀厂法人代表，2010年1月26日，他前往北京上访，警察将他和18名无锡籍访民接交给安元鼎公司。
在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他们被逐个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被扣押，并由保安看管限制人身自由。谢其明说，“所有的保安制服与正规的警服极类似，常人很难分辨。”
访民们在安元鼎关了一天一夜，超过了24小时。1月30日晚，18人被押上车身写有“安元鼎护送”的大客车，押送回无锡。随行有两名司机，以及20多个“特勤”，每个“特勤”看管一人，访民相互
之间被禁止说话，稍有越轨则被身边的看押人员恐吓、谩骂。
晚上车行至河北沧州高速公路服务站休息时，保安在车内吸烟，访民中16个妇女，被呛得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要求保安不要再吸烟，但立即遭到他们的谩骂。
“特勤”小队长是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胖子，但极度缺乏教养而又性情暴戾，他动手殴打了一个名叫沈建群的妇女。
女访民王品仙刚刚上完厕所回到车上，她站在“胖子”后面，被他挥动的拳头误伤了。王品仙责问他为什么打人，“胖子”转身对王品仙劈头盖脸地一阵猛打，嘴里还不停地狂叫：“刚才不叫打人，这才叫打！”王品仙的脸上顿时破皮流血，眼眶乌黑。
春节期间，谢其明等18名访民聚在一起，他们把这些恐惧列举出来，形成了以下疑问——
我们想问的是：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有执法权？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是否涉嫌绑架、非法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有组织犯罪行为？我们知道稳定靠的是法治，靠暴力和违法犯罪是带不来稳定的，希望有人能对此作出回应。
故事三：
老访户状告安元鼎
57岁的重庆人戴月权决定状告安元鼎公司和重庆驻京办，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驱赶访民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2009年9月30日，戴月权到国家信访局领表填表交表后，被送往久敬庄。在那里他被重庆驻京办官员控制后，交给安元鼎，随后被送到北京朝阳区南顶路红寺村的一个黑监狱。
“这所黑监狱关押着数十名信访人，年龄最小的是重庆市石柱县周博之子周易，只有两岁多，整天哭喊着要妈妈……他们一家祖孙三代同时关押在一起，老人七十多岁，还有个双下肢瘫痪靠滑轮在地上滑行的残废人，他是贵州安顺人……”
4天后，一名大学生从黑监狱里逃出来后，告发了这里，戴月权与其他信访人一起被紧急转移到北京南四环外的朝阳区小红门村西门的“北京市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
这座“黑监狱”比之前的更严，两扇铁大门同样日夜紧锁着，门口由多名保安日夜轮流看守，里面有保安拿着花名册随时清点人名，门外有保安不停巡逻，门旁还有两条狼狗盯着来往人。
该黑监狱关押着100人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是75岁的黑龙江黑河市人杨培耕；关押时间最长的是江西赣州的廖启荣，他
于2009年8月18日进来。廖说，他进来就挨打，直到他写下再也不上访的“保证书”后才停止。廖还说这里随时打人，他看见一个云南人被打得皮破血流，衣服被鲜血染红了强迫脱掉……
戴月权在千成雅仓储服务中心关押了6天，随后押送到北京西客站，交到前来截访的重庆巴川办事处负责人手上。
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自2007年9月至2009年10月止，戴月权先后共被关押三次合计16天。毒打两次，抢光材料、有关证据、法律书籍等财物一次，“这些都是重庆驻京办的××等人勾结安元鼎保安公司所致。”
戴月权分别向朝阳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寄送举报材料。今年5月25日，他接到检察院答复通知，称材料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信访办处理。
朝阳分局答复他，已派人去重庆驻京办和安元鼎调查，请等待，下周再来。一周后，戴月权来到公安局，却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人给他答复。
又过了一周，仍没有人出来答复他。6月下旬，公安局的警察告诉他，“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到别处去告吧。”
“可是，我被关押在安元鼎的黑监狱里，都在你们管辖区啊？”戴月权问，“不找你们找谁？”
跟以往一样，依然没有答复。
起底安元鼎
安元鼎如何从一家“杂货铺”发展为专业的保安公司？它的迅速“崛起”靠什么？一个河北农民如何操纵访民命运？
一家保安公司的“折腾”
2004年6月15日，家住北京海淀区魏公村韦伯豪家园的张照华向海淀区工商分局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名为：北京安元鼎商贸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服务类公司：经销研制服装、鞋帽、配饰、安全防护器械、提供安全防护服务和咨询。
2006年3月，出于某种原因，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两名创始人隐退，新接手的投资人有6人，注册资本50万元不变，其中大股东是张军和付国有，分别出资12.5万元。由张军出任法人代表。其经营场所也由魏公村119平方米的住所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21号楼一间仅59.12平方米的住宅房内。
2005年，北京圣安卫嘉保安公司总经理余志云在马驹桥商业街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部”，由河北人老李负责运作，这家人力资源部只有一间门面，业务也只有一项：为安元鼎保安公司招聘保安。
“特勤”护送：高利润的业务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护送部。新部门的职责很明确：负责为各地政府消除头疼事，帮他们关押、押送上访人员。安元鼎嗅到并抓住了一个长期有效，低产出，高回报，且无风险的赚钱模式。
在安元鼎公司构架当中，共有十个部门，但在其经济构成体系中，其他九个行政部门都是虚的，唯独护送部是“摇钱树”，地位也彰显出来，护送部是单列出来，由一名专职副总经理直接负责。
成立之初，护送部的任务是应驻京办要求，从接济服务中心将访民接来稳住，骗访民说去个有吃有住的地方。这些地方刚开始是旅馆，后来变成了仓库，发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监狱”。在他们看来，稳住和护送是一体的。按照客户的需要，接到安置点（“黑监狱”）两天之后，如果雇主发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护送队马上到旅馆来接人，装车送人。
2009年初，安元鼎有小车17-18辆，总共30多个司机。到现在，51座的大巴有3辆，24座的3辆，27座的有4辆，7座的有6辆，别克，奔驰……
2008年年底，安元鼎注册资金还是“小打小闹”的100万元，此后半年，一跃扩充10倍为1000万元，其中，张军出资980万元。
北京市工商局年检资料显示，2007年安元鼎全年营业收入为861.93万元，2008年，全年营业收入跃升为2100.42万元。安元鼎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荣耀，都来自这一年之后。目前，拥有保安3000余名。
张耀春认识到，对于“生意人”安元鼎来说，“维稳才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呢，反倒是稳定了，他们的生意也玩完了，政府是雇主，访民却是财神。”
外包的维稳
安元鼎与地方政府如何签约押人？它怎么外包驻京办的维稳职能？“黑监狱”是什么样子？这是市场化还是公权私化？
来自政府的合同
2010年5月18日，福建上杭县公安局网站上挂出一条工作动态，这份有些“表功”意味的工作动态，透露了隐蔽的事实：安元鼎公司与地方政府存在押送访民的业务往来。
尽管安元鼎的《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上，标明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行事，但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的第564号令——2010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服务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保安员不得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以及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不得阻碍依法执行公务；不得有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等行为。
学者：安元鼎踢开法制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教授看来，“安元鼎们”的出现，是各地政府维稳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自己本身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稳，于是通过雇用一批私人，这批人其实也是公民，利用他们去对付另一群公民。”
“这种方式维稳，是非常危险的，把法制踢在一边不管，结果将是越维越不稳。首先是你没有解决问题，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罢休了么？问题没有解决会继续上访。造成上访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问题没解决，所以要继续上访，这样就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上访军。越来越多的人跑到省会、北京来上访，又把他们押回去，给他们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政府力量不够用，动用私人，不顾法律，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维越不稳的直接体现，也对它有着推波助澜的效果。”
张千帆教授说，“任何机构，包括驻京办在内，都无权授权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当年‘孙志刚事件’过了之后，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违反《立法法》，因为收容遣送根本没有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立法依据，就是国务院的条例，所以废除了。如今这个东西，连国务院的条例都没有，更不用说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的授权。”
“根据《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国必须通过公权力机构，不能通过私人机构。比如现在争论很多的，拆迁动用地方涉黑组织，造成很大问题。黑和白的根本区别就是通过私人去执行公权力没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剥夺公民财产权必须要通过法律和公权力，因为法律给公权力机构设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委托给私人机构，就不存在了，这就会造成大量侵犯基本权利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