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健美猪到速成鸡
养殖业“乱用药”折射监管缺位
本报记者 雷海超综合报道
近日，继山西爆出“速成鸡”事件后，央视记者在山东高密和临沂等地多家养鸡场调查发现，一只小小30克的白羽鸡大约只需40天就可长到6斤，其间至少要吃18种抗生素，甚至违规使用金刚烷胺等抗病毒药品。有的养鸡场还给白羽鸡喂食地塞米松这种违禁激素，因为鸡吃了激素后只要3到5天就可增重1斤。
和昔日的“健美猪”一样，“激素鸡”再次见证了养殖、贩运、屠宰、销售等监管环节的集体沦陷。由屠宰企业的检测人员编造养殖记录，就能顺利通过检疫检验上餐桌。在一些地方，甚至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面对这些问题，监管部门非但没有反省自新亡羊补牢，反而是文过饰非粉饰太平。
农户“用药乱”
“鸡越接近出栏，越喂抗生素。”李利是济南西郊段店镇西面一个养鸡场老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雏鸡刚买回来是打疫苗不喂药的，而喂药都是鸡长到30天到45天出栏期间，“一只鸡差不多要用近1块钱的药，其中大部分是抗生素。”
“用药这一块占整个养鸡成本的1/10。”李利说：“鸡苗要一块钱，养鸡是1.8斤-2斤饲料出1斤肉。算下来大概十多块钱成本，卖掉后净利润也就1块钱。”
在中国，养鸡90%都是“公司+农户”的模式，这种模式俗称“合同鸡”模式。这种模式无疑更暗合中国国情，较少的投资成本和充分利用农村分散劳动力的特征使其受到各地肉鸡供应商的追捧。“企业+农户”的分散式养殖模式的各种弊端已显露出来。这种模式下的农户养殖场大部分鸡舍简陋、设备简易，成千上万的鸡挤在一起，空气质量较差，非常容易传染疾病。农户往往会给肉鸡不断喂食抗生素来降低其死亡率。
通常一个棚养3000只鸡，如今养到5000只，甚至6000只。原本1平方米养10只鸡，如今塞进了15只。如此高密度养殖，再加上温度、湿度的作用，鸡群很容易发病。到鸡成长后期，即使用药也很难控制病情。怎么办？为了利益，那就加大用药量，甚至用激素加快催肥，缩短生长周期。既然控制不住，干脆提前出栏，对养鸡户来说这就是降低风险，增加效益。
一家兽药公司驻地市的业务员秦女士介绍说，“激素类药物是国家禁止使用的，而且用激素的成本风险也很大，很容易出现大规模死亡的情况，我了解到的一般农户也不会使用，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用药太乱了。用药如果效果不好就会加大用量和用药时间。至于休药期，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管和检疫机制，农户根本没有这种意识。”
抗生素“潜规则”
为降低死亡率，控制疾病传播，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是现代养鸡业的普遍做法。农业部曾相继出台《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对饲料中可以添加的药物进行规范。
然而，很多农户并不熟悉。山东省淄博市的许先生有一家肉食鸭养殖场，他养的鸭也是合同鸭，有固定的收购商收购。他介绍说，他们完全按照收购商的要求做，他们不要求，“用药记录”什么的就不用做。饲料不是公司提供的，由自己购买。这些饲料里肯定是有抗生素的，不然怎么保证鸭的正常存活率。
有了市场需求，不少饲料厂会积极主动地生产“有抗饲料”，而那些陷入“耐药性”恶性循环怪圈的养殖场或养殖户，又不得不对生病的禽畜加大抗生素的用药剂量。没有强硬的监督标准，没有强硬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机构，基层诊断水平的缺失和基层诊断设备的缺失也会给我们药物的使用带来一些漏洞。
同时，目前国家对于抗生素畜用并没有强制性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抗生素的滥用。同时，兽用抗生素购买渠道也没有限制，让抗生素的使用变得容易。
长期从事动物药品生产的李先生透露，现在很多养殖户用的抗生素来自小药厂甚至化工企业生产。一些小化工企业打着化工名义生产药品，不是药品文号就可以躲过监管，其产品大量流入养殖户手中。而养殖户只看疗效，50元一包，一看效果好，并不知道里面加了多少抗生素。
中国是抗生素使用大国，也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肖永红教授曾做过调查，近年来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除出口3万吨外，其余均在国内自用，人均年消费量达到138克左右，是美国人均用量13克的10倍。而这之中就有超过1/3是通过鸡鸭鱼肉等肉食性食品进入人体。
这还不包括激素和其他药物。
检疫走过场
“企业+农户”的分散式养殖模式给禽类用药安全和检疫带来监管困难。公司与农户定向签约，名义上对养殖户会进行技术指导和用药监管，但实际上难以全程监管养殖户的行为。
合同鸡模式下，养殖户从公司领到鸡苗的同时，饲料和药品也是一起配送的，在养殖环境差的情况下，就会选择市场上的药品。曾经在六和集团工作的郝先生说，一些养殖户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令肉鸡养殖密度过高，而通风环境、防疫措施较差容易引发肉鸡大规模死亡，最终通过给肉鸡不间断喂食抗生素降低其死亡率。
由于产量大，在公司检验检疫环节，白羽鸡行业存在“走过场”的现象。郝先生说，大公司名义上对养殖户会进行技术指导，但难以全程监管养殖户的行为，收购签约养殖户出栏的产品很难做到每批都检测，而抽检频率通常也较低。
郝先生说：“5000只鸡抽检三五只都算好的。”尽管农业部出台了《允许使用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等规定，但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养殖户过于分散，很难保证检测到位。有关部门对每批上市的禽畜类肉产品都进行抗生素残留等检测也很难做到。
对于非签约的分散养殖户来说，他们通常是自顾自地干，出栏后直接销售给私人屠宰和消费者。有关检疫部门的检疫工作在这方面难以有效开展。有规章却难监管，应该成为有关部门正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白羽鸡(速成鸡主角)养殖户介绍，购买方通常要求养殖户附带检疫证明。畜牧站对此收费标准是每只鸡一毛钱开个证明，占到养殖利润1块钱的近10% ，“很多养殖户不愿意送去检疫，1万只鸡可省下1000元。对于这种鸡，大买家也照收不误”。
“捂盖子”式监管
在山西遭遇速生鸡风波之后，作为白羽鸡养殖大省的山东，似乎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山东省畜牧兽医局专门召开座谈会，得出的结论是消费者对激素鸡的担忧，只是对现代畜牧生产方式不了解导致的误解。会上，更有专家笑言，激素鸡、激素猪只是一个传说。怎奈仅仅数日之后，山东速生鸡也被曝光，令专家的笑言成为坊间笑谈。
无独有偶，此前山西省农业厅对外公布“速成鸡”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后，就有媒体及公众纷纷质疑此“调查结果”。业内人士指出，农业部的规定中，涉及鸡的残留物检测一共有8种，但山西此次检测却只针对其中4种。速成鸡体内的抗生素残留物，到底是哪些、含量多少，调查结果也是语焉不详。
在问题真正暴露之后，相关部门才开始迅速行动起来。据21世纪经济报道，百胜集团[微博]隐瞒鸡肉样本自检抗生素残留不合格一事后，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下简称“食安办”)在20日向《21世纪经济报道》出示了其所有掌握的11页检测单据。据该办调查，2010年及2011年间，百胜送检的19批次六和集团鸡肉原料样本中，有8批产品抗生素残留不合格，而检测结果当时就已经在第一时间送达百胜。但据查阅，无论是百胜还是肯德基[微博]，对于上述不合格检测结果，至今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进行公布。
在这里，不仅百胜和肯德基等商家存有问题，上海食安办也有问题，为何仅是将检测结果送达，而不是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何要等到媒体曝光之后才要行动起来。
在信息化社会，媒体和公众监督无处不在，速生鸡潜规则的曝光，最终让一些自作聪明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与其错上加错弄巧成拙，不如正视问题，亡羊补牢。当下，有关部门应深入调查，依法严处，将更多真相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即使这样做可能导致巨大的行政成本和养殖行业的重新洗牌，但从保证公共食品安全这一基本原则出发，这不仅是值得的，也是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信任度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