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史上最严的“限抗令”,正面临一场同样严酷的“软抵抗”。
日前,卫生部本年度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专项整治活动督查结束,正进行效果评估。
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再度引发民众高度关注。南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抗生素滥用现象整治难,源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业内专家则指出,当前的整治工作要想收到实效,须过“三重门”。
●南方日报记者 赵兵辉 实习生 李兴丽
医生变着法子开处方
来自青海的张小姐近日感冒流涕现象严重,即前往住所附近的医疗服务中心看医生。而医生开具的处方却让张小姐很是迷惑:“这处方上明明没有头孢啊,可是我却拿到了头孢。”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上述情况在临床治疗中十分常见。由于抗菌药物整治的政策并未触及“以药养医”体制,所以尽管“限抗令”对医院的抗菌药使用作出了严格规定,但始终难以对抗医生依靠药品“回扣”为生的顽疾。而抗菌药物由于见效快、价格高,始终是医生难舍的常用处方药。
对于医院来说,限制抗生素的使用,更好比是挖掉了一块“心头肉”。中国药学会发布的《2009年-2011年抗菌药临床使用情况初步分析》显示,在其样本医院中,抗菌药物(不含抗真菌药)占医院药品总金额的年平均份额为19.3%,远高于国际一般水平。
“三级医院中,抗生素占全部药品收入的30%左右,而二级医院可能会达到40%,就住院患者而言,其花在抗菌药物上的费用更是占总费用的一半以上。”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于明德称,不少医院还采取将抗菌药物使用率限制平均到每个科室、选用DDD低的抗菌药物、为达到DDDs指标而盲目减少抗菌药物用量等办法,以应对检查。在他看来,针对抗生素滥用的专项整治,未能清除其被滥用的“病因”——“以药养医”体制。
药企千方百计“做工作”
“限抗令”的实施,最为紧张的莫过于抗生素制剂企业。根据记者了解到的信息,在“限抗令”出台之前,各大药企便纷纷出动去相关部门公关。而如今,“限抗令”已下,各路药代则为了销售抗生素而千方百计“做工作”。
我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目前,抗生素类药品已达到几百种之多,其中常用的在130种至140种之间,大型抗生素制剂企业包括哈药、华药、上药等。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抗生素市场已经超过800亿元,绝大部分抗生素为处方药,是医院用药的支柱。在所有药品消费前十位中,头孢拉定、头孢曲松等抗菌药物占去半壁江山。
“药企和医生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上述知情人表示,以售出一支价格30元的消炎药为例,医院或科室就有5元提成,每次使用4支计算,院方就有20元的提成。而因为看重门诊和病房医生的处方权,药企往往也会给医生一定的好处,作为多开药的“鼓励”。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在这一现状的背后,是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医生的处方行为深受药品“回扣”影响,倾向于开贵药和多开药。而抗菌药物使用量大、利润率高,“回扣”更多,从而引导医生在诊疗中更多使用此类药物。
终端管控短期难见效
“限抗令”,还在遭受来自零售终端方面的阻力。
在记者走访的药店中,有的可以毫无阻拦地买到阿莫西林等抗菌药物,有的药店即使表示需要医生处方才可买药,店员也会进行“疏通”。记者在石牌的一家药店遇见一名高姓店员,高小姐表示:“我们还是希望给你们消费者方便啊,需要处方也可以疏通的。”随机找店内的另一名员工写了“处方”,记者拿药走人。
药店把关失灵的背后,是老百姓多年来不科学的用药习惯。从医十多年的李医生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老百姓都习惯了,有什么头疼脑热就吃消炎药,见效快也容易买到,加上很多抗菌药对品牌的打造,大众已经形成了一种辨识度,像条件反应似的,买消炎药就买抗之霸。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需要一定时间的用药常识去普及才能扭转。”
李医生表示,除了回扣的诱惑,患者的“求饶”也让医生很“无助”。据其介绍,在门诊中经常遇见主动要求使用抗生素的患者:“急于康复的患者很难被劝服,甚至求我们开药,甚至明确表示,只有头孢管用,我一个大人又不是天天吃,没那么可怕,您就开吧!”
上述情况并非孤例。由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等联合发布的《2010年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显示,79.4%的居民有自备抗菌药物的习惯,75.4%的居民在本人或家人有炎症或感冒发烧时,会自行服用抗菌药物。而这一习惯,则给“限抗令”的实施又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