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杜小娟
现在，王女士的“菜农”生涯告一段落。
就在她家阳台外面，是修整出来的一小块菜地，这里种着西红柿、丝瓜、豆角。这是住在一楼的好处。王女士隔两天就会浇水、松土、除虫，虽然产量很小，但用她的话说，“吃着踏实”。
小花园的那头，摆着一排泡沫箱子。这是高层住户想出来的法子，填好土，撒上菜种，夏天的时候，这里有韭菜、辣椒、苦菊和油麦菜。
如今，城里种菜的人越来越多。浙江、上海、北京、重庆、江西等很多地方，“屋顶菜园”大受追捧，大企业聘用菜农，小家庭自己钻研，第一个好处——“不打农药”。
除了种菜，城市人还热爱做面包、酿酸奶，这些东西里面没有“植脂末”和“皮鞋”。
没什么比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更让人放心。城市消费者大多远离土地，有的分不清韭菜和麦子，习惯购物却不知道添加剂的种类。当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置于整个社会诚信缺失的大背景下时，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似乎就不可避免。
从苏丹红到地沟油，从毒馒头到废皮革胶囊，食品隐患数不胜数，消费者缺乏安全感，逐渐对生产者失去信任。
但是，自己种的菜、做的面包、酿的酸奶绝不会是城市人餐桌的全部，在法律和监管之外，他们开始寻求安全食品的第三条路。
“赶集”求互信
自2010年9月以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已经举办了40多届，参加农户和商户近30家，赶集人数从最初的100多人到4000多人，吸引了众多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活品质的中外人士参加。
农夫市集是一个由消费者志愿发起搭建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消费者不仅可以在市集上和农户面对面地交流，还可以去农场参观，可以知道他们在哪里种菜，在哪里养鸡。同时，也帮助农户拓宽市场渠道，鼓励更多农户从事有机农业，从而减少化肥和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维护食品安全、实践公平贸易。
在这里，一方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一方是消费者。如果来得早，能买到不打农药的蔬菜，家养的鸡鸭，手工制作的奶酪……这些东西的价格都不便宜，一盒豆腐20元，一斤五花肉40元。
追求低成本高利润是商家天性，但在恶性竞争中，优质却难以高价，不降低成本、同流合污，企业只能被市场淘汰。
中国农业大学(微博)动物营养硕士丁志民认为，“北京农夫市集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使一些农户的利润合理化。”
“这种模式在欧美等国家比较常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丰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交易方式解决了消费者对生产者一无所知的问题，也就是说，从“田头”到餐桌的距离缩短了。
找到那只下蛋的母鸡
钱钟书先生说，吃到好鸡蛋，并不需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但是，在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找到那只下蛋的母鸡。
参加农夫市集的很多农户都会公开农产品的生产信息。丁志民是北京市顺义区200亩生态农场的农场主，一直坚持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农场产品的生产、生长情况，并和消费者在微博上积极互动。
天津绿色农夫市集发起人之一的雨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加入市集的农户必须“愿意和消费者沟通其生产方式和方法，包括种子、肥料、饲料来源，防病防虫的方法，动物的生活空间和密度，是否使用大棚等信息，帮助消费者获取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
北京农夫市集组织者之一常天乐认为，选择到农夫市集来买菜的消费者，是愿意接受传统的“与种植者和养殖者面对面交易的商业模式”。
“你吃的东西来自一个你认识的农户，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运作方式”，常天乐说，“他也许出示不了各种认证和许可，但你的祖母在菜园子里种出一个南瓜，然后给你做了南瓜派吃，在这个过程中，认证和许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郑丰田认为，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减少了从“田头”到餐桌之间冗长的链条，而选择这种模式的消费者，购买食品的过程其实是与生产者建立信任的过程，“是通过不断重复购买来建立信任”。
面对面消费，不好推广
目前来看，市集只是一个桥梁。“组织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找到生产者，验证产品品质，并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让他们到市集上出售，为农户和消费者建立沟通的桥梁。”雨洋说。
《食品安全法》第29条的规定，“农民个人销售其自产的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这也是各地市集交易的法律基础，但同时，也是这些产品缺乏相关政府机构认证、只能靠口碑立足的原因所在。
常天乐说，一旦出现投诉，农户们会非常紧张，“诚信是农夫市集最重要的基础，农户一旦进入了市集这个平台，他的留存是由客户来全权决定的。”
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为例，组织者会先对农户做前期的考察，花较长时间确定一个农户究竟是不是符合市集标准。
“首先，要了解农户的动机，他不是为了赚钱，而要有环保、食品安全或者回归传统等理念。其次，要去看他的农场、技术，了解他们肥料的来源、种子的来源、防治病虫害的方法等。”常天乐说。
但是，北京农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系副主任龚刚强却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消费者不是专业人士，没有检测能力，通过眼睛看或参观，不一定能发现问题，只能说是有所帮助。”
“这种做法虽然不错，但模式不一定能够推广，只能是局部性的。”龚刚强说。
郑丰田也表示，这种模式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探索，但推广价值很小，“产品数量少，交易规模小，很难大范围推广”。
比如，上海农好农夫市集是由十余户承诺不在生产中使用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化学添加剂和转基因种子的中小规模农户组成的，目前以每月一至两次的频率在上海市区开市。
而据常天乐介绍，北京农夫市集的一个农户可以认识他所有的客户，“撑死了只能为100多个消费者供应产品”。
重构信任，靠基地直供？
郑风田认为，在全社会重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信，还是要公司化运作，走品牌化的路子，比如，农产品基地直供模式。
“小区或者公司，可以与经营土地的农村自愿合作组织合作，签订合同，农产品直接从田间到对方的餐桌。”郑风田说，这在国际上称作社区支持农业，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
郑风田建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数个蔬菜直供基地，与这些基地的农户进行合同约定，比如不能滥用农药和化肥，“可以派第三方进行抽检，一旦发现不合格，就取消该基地的直供资格”。
龚刚强认为，建立有序的市场，最根本的还是生产、经营者的自律，“现在就是以怎样的方式让他们做好自律，让他们认识到应该追求更长远的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现在还缺少这种机制。”
“现在很多农户都是‘一家两制’，自己吃的和往外卖的，都不是一块地里种出来的。”郑风田说。
“政府的监管能力确实有限，可以向比较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借力，来开展监督。比如，由专门做有机产品认证的专业机构对农户进行认证，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它没有履行好监督职责，也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龚刚强表示，必须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如果产品出了问题，认证机构也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赔偿责任。
郑风田表示，直供模式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追溯蔬菜产地，一旦出现问题，就对蔬菜基地实行“株连”政策，取消该基地全部的供货资格，从而倒逼地方政府加强监管，也可以让农民之间互相监督，“而不是现在这样——谁不用农药化肥，谁就吃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