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用水新国标“难产”
长达5年的过渡期看起来依然过短；饮用水新国标要在全国得到落实，还需漫长等待
杜悦英
2012 年7月，中国冲刺饮用水新国标(GB5749-2006)“大限”被宣告推迟。官方最近一次的表态是，新国标要在全国得到落实，还需要漫长的等待。其基本目标是“到2015年，新国标要求的106项检测指标，覆盖省市一级；覆盖地市级的，达到42项”。
标准高悬，业内经过数年艰苦努力却仍力不从心，“这的确是一种尴尬”，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一位要求匿名的研究员称。
饮用水水源污染、水厂处理工艺落后、输送管道二次污染……诸多因素，导致饮用水新国标还在空谈。
水源之忧 “琉璃河……极清澈，茂林环之，尤多鸳鸯，千百为群”。800多年前，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中都(今北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水墨山水。时光荏苒，昔日胜景不再。2011年夏天，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生态系的王京京同学，走在同样流经北京的肖太后河畔，脏乎乎的河水和难闻的味道，令其掩鼻。
后来，王京京取了一些水样，拿回到学校实验室。果不其然，检测结果显示，肖太后河氨氮严重超标，水体存在富营养化问题。
这让王京京灵机一动。作为2012届本科生，为完成题为《北京市地表水水质检测分析与评估》的毕业论文，其自此开始了对北京市地表水水质的系统检测和分析。
从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这一研究课题持续了一年，布点采样地为北京市境内的38条河流。
经由“单因子评价法”——这是河流水质的实验室主流基本检测方法之一的检测，这些河流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忧多于喜”；尤其是主要分布在北京主城区、属于北运河的17个检测断面中，达到V类水标准的，却仅有3个。
对北京市自来水供水线路之一的京密引水渠，王京京一年中6次对其取样检测。结果发现，京密引水渠整体水质状况良好，但在6次检测中，重金属铅的含量有2次显示偏高。
“要知道，按照当前大多数水厂的处理工艺，重金属在饮用水处理的过程中几乎不会发生改变”，王京京称。
环保部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与2006年相比，2010年国控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比例增加了13.4%，劣Ⅴ类断面比例下降了16.9%。
中国地表水质之不堪，一般人尚有心理准备；但是，地下水水质状况之差，则更加令人诧异。
“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就曾对中国118 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进行分析，“彼时，全国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
“和地表水不一样，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很难治理”，赵章元说，“上世纪90年代至今，我并未观察到这方面好的政府管理案例，地下水污染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控制”。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排水分会给水委员会副主任王占生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几十年来，中国水源已受到不同程度、各种各样的污染”。
“取水水源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饮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已经比较脆弱”，前述匿名研究员说，“自来水中最大的安全隐患来自有机物”。
国内外由水中检出的有机污染物已有2000余种，其中114种具有或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物质”；但中国困于检测水平，只能从水源中检出100余种有机污染物。
比如，大部分城市自来水中的耗氧量(CODMn)逐年升高，不仅造成微生物死灰复燃，还影响口感。这些“三致物质”难以去除，是影响人体健康的最大隐患。
“在整个水环境恶化不可逆的趋势下，饮用水源的枯竭也难以遏制”，王占生认为，“中国要改变饮用水水质危机，最保守需要30年”。
今年6月底，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全体会议，听取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关于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情况的汇报。汇报会上，杜鹰称，“虽然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突出，结构性污染依然严重，水环境质量堪忧，对饮用水安全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战”。
百年差距
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中国的大多数水厂，是在用100 年前的技术来处理100 年后的水。
王占生教授指出，我国95%的自来水厂仍然在采用常规工艺流程，即“沉淀——加药反应、混凝沉淀——过滤(依次为活性炭、石英沙、卵石)——消毒(液氯)——输配水”。
这种净水工艺沿用了百年，虽然局部有所改进，但原理和功用大抵不变，无法效去除溶解性有机物、氨氮和臭味物质。
新国标规定，CODMn应小于3mg/L，按照上述常规方法处理，只能去除30%左右，无法达标；此外，常规工艺还缺乏去除有机物的氧化与吸附技术。对自来水厂而言，因为水源持续恶化，许多水厂不得不不断加大氯和活性炭粉末的用量。余氯残留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液氯投放再多，这种“沉淀加消毒”的工艺，也只对细菌和微生物起作用，虽可杜绝传染病，但对有机物、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无能为力。
“在水源水质不断恶化的条件下，要使自来水达到新的水质标准要求，必须将常规工艺改造成深度处理工艺”，王占生说，即主要是增加去除溶解性有机污染、臭味与氨氮的能力。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即便是百年前的传统水处理方法，“也常有水厂偷工减料”，“不少县级水厂处理工艺不按设计规范操作，也无适当检测手段，只是为了降低成本”。
目前，已有诸多水厂宣布，出厂水质已可达到新国标标准。那么，这样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吗？
“显然不行”，前述匿名的研究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中国目前自来水的安全隐患，除了上游水源污染，更多来自于输配水管道的二次污染。自来水从水厂出来后，要经过密如蛛网的地下铸铁管、镀锌钢管或UPVC 塑料管，流到千家万户。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难免被污染。
比如，诸多高层建筑采用二次加压系统，开放式的水箱、蓄水池没有定期清洗、消毒，诸多阀门、龙头腐蚀等，都会造成水质直接下降。
前述匿名研究员提供的数字称，供水管网问题，可使出厂水水质下降20%。住建部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的供水管道中，水泥管约占13%，灰口铸铁管约占50~80%，镀锌管约占6%，“输配水管道老化问题严重；而管道年代越久，出厂水压力越大，漏水率越高”。
缺失的执行
目前，全球具有国际权威性、代表性的饮用水水质标准有三部：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水水质准则》、欧盟的《饮用水水质指令》以及美国环保局的《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饮用水标准，大都以这三种标准为基础，或进行重要参考，来制定本国国家标准。
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饮用水产业委员会李复兴主任介绍说，中国自来水的新国标与国际标准基本相吻合，“但从目前的水业现状来看，高悬的标准与薄弱的现实基础，差距巨大”。
前述匿名研究员称，新国标发布虽超过5年，研究工作虽做了不少，“但工程层面的行动却非常不够”，“县级以上的城镇，约有一半以上甚至还未能达到1985 年的35项标准”。
特别是，西部一些小城镇的水厂，甚至缺少基本的消毒和检测手段，出厂水水质基本取决于水源水状况。
“当时制定新国标时，上面给的要求就是比照国际水准”，一位参与新国标制定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现实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新国标之所以赶在2006年颁布，重要原因是要配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
那么，新国标能够起到的监管作用究竟几何？
“自来水可以通过卫生防疫部门低频率的检测，贴上‘达标’标签，顺利进入城市供水管道”，前述匿名研究员介绍，虽然标准相差无几，但中国水厂的自来水水质检测频率是4~8小时一次；相比之下，德国水厂自来水水质检测的频率，却是一小时一次。
外人不知道的一个情况是，水样检测的价格“高得吓人”。前述匿名研究员透露，一个水样做完106项检测，需花费2万元以上；其中的42项检测，也至少需要5000元以上。
所以，减少检测次数，成为诸多自来水厂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
“新标准的实施，需要配套的财政投入”，前述匿名研究员反问，“如果国家财政不投入，水价不调整，如何改造水处理设施和管网？又如何提高监测能力？”
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其饮水安全意识正在逐步增强；但新国标对于他们获知自来水水质信息究竟能够产生多少帮助，尚未可知。
今年7月上旬，南京市民程渊和李春华，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寄往全国32个省会城市的35家自来水厂，要求公开7月1日国家强制实施新国标以来，各自来水厂第一次对出厂自来水进行水质检测的数据；但截至目前，两位南京市民收到的回复寥寥。
催生商机
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项汇报会上，发改委杜鹰直言：“在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还存在水源地水质状况不容乐观、部分地区供水能力不足、供水水质不达标问题突出、体制机制有待健全、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亟须完善等五大问题；而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也面临供水设施较为薄弱、工程建设管理难度大、工程长效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水源保护和水质保障相对薄弱、基层管理和技术力量不足等五大挑战；目前，我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受益比例还不高，由于部分地区水源变化、水质污染、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提高、早期建设工程老化报废、移民搬迁等原因，又新增了部分饮水不安全人口。”
问题即商机，“这会给相关行业带来利好”，前述匿名研究员称，新国标颁布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山、平湖、嘉兴等地已上马水厂的深度处理设施。
但是，新国标出台后，随着一系列技改投入，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水价上涨，以及对固有的水业格局和水权分配带来冲击，“这是连锁的、颠覆性的改变”。
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公共供水企业亏损面为31%，资产负载率超过50%，“大部分水厂难以承受检测设备和管网改造费用的大笔开支”。
王占生认为，中国自来水厂净化工艺，应从第一代的“混凝、沉淀、过滤、加氯消毒”，直接跨越第二代“臭氧、活性炭为核心的深度氧化”技术和第三代“超滤膜组合工艺”，直接升级到第四代的“纳滤技术”，已是业界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