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阮占江
本报实习生刘文楠
证照不全违规办学却以“名校名师”噱头高额收费
培训收费居高不下，艺术类的培训一节课时费2000元，半年学费近20万元；虽然证照不全依然违规办学，还赫然以“名校名师”为噱头虚假宣传，到处招揽生源；带队老师公然收受高额回扣；一些培训机构动不动就卷款跑路……近日，有市民向《法制日报》记者投诉称，湖南长沙的社会教育培训市场可谓乱象丛生。
记者调查后发现，虽然长沙各监管部门曾多次联合进行过清查与整治，但由于其中存在多头审批，审批标准相对比较模糊等现实问题，教育培训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总是难以根除。
如何进一步明确责权，平衡各方利益，尽快走出目前这种监管的困境，正在成为一道考验诸多管理部门的现实难题。
虚假宣传现象普遍
“‘阿全精品教育’用虚假广告骗取生源，严重损害了我们学生的利益。”近日，长沙市雨花区一中学学生小宋气愤地向《法制日报》记者投诉，称其学校附近一家名叫“阿全精品教育”的培训机构在广告上公然宣传授课老师都是“名校名师”，但他报名上课以后才发现，那些所谓的“名师”竟然全是一些根本就不入流的学校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师，有些甚至只是一些在校的大学生。
接到投诉后，记者来到位于雨花区雅礼中学附近的一幢写字楼里，发现这里各种名称的中学教育培训机构数量繁多，且广告宣传无一例外地都是“名校名师”、“省重点实验班教师”授课。
在“阿全精品教育”的办公场所内，记者未找到任何有效的经营许可证照，而据正在上课的学生们反映，授课老师只是某些普通子弟小学的代课老师，与墙上贴的“名师”信息完全不符。
“我们是没有证照，这栋楼里面包括我们在内的几十家培训机构都没有证。我们也想办证，但是教育部门门槛太高，不给我们批啊。”“阿全精品教育”的负责人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无证经营和夸大宣传的问题。
“长沙一些高考艺术考试培训学校承诺我们只要交11万元，就保证我们上线，否则就全额退款。但我没有考上想索取退款时，相关负责人却以拒接电话等方式躲避我们。”近日，一位来自衡阳的考生傅凡向《法制日报》记者举报，长沙一些艺术类的培训学校先是百般游说自己签约缴费，交了钱之后就没了音讯。
随后，记者来到艺考培训学校较为集中的岳麓区大学城附近，发现这里无证经营、违规办学、高价收费的现象甚为普遍和严重。
“别看这些学校办学条件没底气，收费可是底气十足！一节课时费高达2000元，半年学费就几十万元，宣称北京名师亲自授课，保证考上重点院校，不知是真是假。”在暗访中，一位高考艺术生家长如此抱怨道。
“2000元一节课不算贵，现在的艺考培训市场中高端的培训课差不多都是这个价。”一位艺术培训学校的校长林某向记者透露，各种高额的培训费用向物价部门备案即可，无需审批。
“其实许多艺术培训学校聘请的都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他们在这里兼课赚‘外快’。”林某还向记者透露了艺考行业的其他“潜规则”：“学校给带队老师的回扣通常是50%到7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的培训费是1万，我们就要给带队老师5000元到7000元的‘回扣’，10个学生就是7万元，这是‘江湖规矩’。”
“学生是买的，老师是请的，场地是租的，教材是‘引进’的(复印或撕掉别人的封面就成了自己的教材)，理念是拼凑的……最终没一个是自己的。”这是此前长沙一家教育培训总裁对长沙教育培训业“怪现象”进行的总结。
记者了解到，去年10月，“北京起点教育”在长沙的4个校区突然关门，欠下学生学费、教师及员工工资及物业房租等费用百余万元。不久，“学成个性化教育侯家塘中心”也突然关门，经查，该培训机构并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欠下费用也无从追讨。
“这些鱼龙混杂的教育培训机构怎么有传道授业的资格和条件？把我们的孩子送去这种所谓的‘学校’，我们怎么放心？这种学校也能招生，难道就没有人管管吗？”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坊似的培训机构，家有儿女的长沙市民王先生对此十分担忧。
多头管理标准不一
“现在长沙市的民办教育机构是由教育、劳动两个部门分别监管，实行谁审批、谁主管、谁负责的管理模式。”长沙市教育局主管社会办学的副局长王建林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长沙市现在共有各类社会办学机构2000余所，总资产49.4亿元。其中，文化教育类由教育部门审批、主管；职业技术类由劳动部门审批、主管。而出售教育用品或教育咨询服务的公司由工商部门审批、监管。
“教育部门对文化教育类的民办培训机构的审批程序，规定了严格的层级制度和明确的条件要求。”王建林告诉记者，民办教育机构的审批，共包括省、市、区(县)三个层级。文化类培训机构应经所在区(县)教育局审批；高中阶段学历教育机构应经市教育局审批；包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内的高等学历教育的审批，应由省和国家教育部审批和备案。“现在长沙市经各级教育部门审批的文化教育培训机构共有331所。”
“虽然长沙市拥有相当部分办学规范、质量优异的民办学校，但该领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确实不少。”王建林认为，市民反映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高额学费、收受回扣、安全隐患等现象确实存在，其背后有着诸多成因。
“首先，办学条件的门槛设置逐渐提高，导致一些公司‘挂羊头，卖狗肉’。”王建林告诉记者，法律规定的社会办学审批部门只有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且办学条件要求严格，所以许多人以教育咨询公司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后，实际经营的却是教育培训。
“其次，社会办学的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也是原因所在。”王建林说，许多培训机构的所有者，其经济实力、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高低不一，办学场地简陋，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此无证经营、虚假宣传或者诈骗钱财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何形成管控合力
虽然诸如此类的管理措施从未放松，专项治理行动也从未停止，但王建林认为，对社会办学的监管仍然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制度层面及操作层面的困境。
“首先，若不进一步明确责权，加强行业自律，教育培训领域将继续混乱无序。”王建林认为，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工商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职，加大各自分管领域的整治力度。
其次，提高办学门槛是未来监管发展的必然趋势，严格要求一校一牌、一校一址，强化属地管辖，芙蓉区作了有益探索。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要求，民办学校的设立要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条件办学的标准进行审批。
“此外，要加强民办教师资质的管理。我们想通过公示其教师资格证、技术职称证等信息，来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资质管理，目前正在思考与探索中。”王建林认为，公办教师拿着纳税人的钱，理应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要制止脚踩两只船，一边在公办学校上课，一边到民办培训学校兼课。然而公办教师资源丰富，如何让其有序流动，考验着制度设计者的智慧。
“教育培训属于近年来出现的新兴行业，国家还未对其进行行业分类，但现在长沙市经营托管服务或教育咨询类的企业、个体户就有近2000家。其中无证经营的共有926家，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共有870余家。”6月27日，长沙市工商局企业监管处副处长朱伟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相关规定的空缺，教育咨询企业在工商部门均按法人登记，且不需进行前置审批手续。虽然其实际经营多以文化教育培训为主，但其中大部分登记的经营范围都是教育咨询或零售教育用品类。
“目前长沙已经确定把托管中心纳入工商监管审批的范围，不再让其总是‘脱管中心’。今后，工商行政部门将突出重点，严格整顿规范教育咨询企业无证非法经营办学行为，打击违法的虚假招生广告行为，积极配合和协助相关部门出台长沙市社会办学的长效管理办法，突破现实管控中的制度困境。”长沙市工商局局长陈跃文如此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朱伟告诉记者：“对于没有取得教育部门的审批许可，而擅自从事文化教育培训的企业、个体户，我们先进行摸底排查，再责令整改，要求其到教育部门审批，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朱伟说，6月开始，市纪委、市纠风办牵头开展社会办学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对此类违规办学现象坚决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