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打工男孩因工失去左臂 老板拒付治疗费用

　　文／万里行机动暗访组记者王黎明

　　图／中国质量报记者高伯海

　　打工第七日致残

　　“啊!”随着一声惨叫，于浩的左臂被卷进了机器里。待他明白过来，左臂已经从他身上消失。“我的胳膊呢?”面对儿子的哭闹声，一直守在病床前的父亲于成国强忍泪水：“孩子，没事。”

　　因为学习成绩差，念到初二，不到15岁的干浩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遭到父亲于成国的一顿打后，于浩再也没走进校门。

　　由于担心孩子在家里学坏，于成国想给儿子找个有熟人看管着的地方打工。2005年春节前，于成国的弟弟于成刚从北京打工回来，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弟弟。于成刚随即找到了他所在工厂——北京伟利佳化纤棉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振银，他俩不但同在一个工厂，而且还是老乡，于成刚所在的天津蓟县东塔庄镇北王庄与张振银所在的张庄只有3里地之隔。

　　张振银很痛快答应了于成刚的请求，答应带于浩去厂里上班。

　　2005年2月17日，张振银、于成刚、于浩和张勤四人一同来到北京伟利佳化纤棉公司。当天下午，张振银对于浩进行简单的交代后，于浩就开始了工作。于浩对于张振银当时的交代还记忆犹新：“他让我在一个本上写上姓名和住址，然后交代了句‘干活时要注意点安全’。”张振银告诉干浩，在试用期3个月期间，月工资400元，对于正式工资，试用期过后再讲。

　　此后6天，于浩与其他工友一起一直干些杂活，直至2月23日正式上班。这天，于浩被分到生产车间，负责往机器里送原料。刚走出校门的于浩对于新的环境和生活既陌生又兴奋，干起活来格外卖力。可他哪里知道，厄运马上就要降临到他头上。

　　对于1990年9月28日出生，不足15岁的于浩来说，上午半天的体力劳动，让他有

　　些吃不消。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下午又出现在车间后不久，厄运降临了。在往机器里送原料时，一不小心自己的左臂连同原料一同滑进了机器里，“啊!”一声惨叫惊呆了一旁的工友高海涛、小豹、于成刚等人。工友们赶紧关掉电源，把于浩从机器里拽了出来，而他的左臂早已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的北京伟利佳化纤棉有限公司，是北京卡森帝诺服装有限公司的一个分厂，于浩出事后，伟利佳公司把情况紧急向总公司进行了汇报。

　　很快，总公司总经理徐常忠、总公司生产部经理赵万利、伟利佳厂长张振银等将于浩送到了附近的垂杨柳医院，医生察看病情后告知：需要紧急手术，但这里做不了，得赶紧去大医院。

　　他们随即赶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医生诊断为：左上肢挫灭伤、血管神经损伤、皮肤剥脱伤、多发骨折，需截肢手术。在场的人都不敢签字，于是于成刚拨通了于浩爸爸于成国的电话。此时，得到消息的于成国正紧急从天津赶往北京，“你必须对大夫讲，花多少钱也要保住这条胳膊!”电话那头，于成国态度异常坚决。众人解释不通，医生接过了电话，才做通了于成国的工作。

　　正当医生准备手术时，医院传来消息：没有床位了。没办法，干浩只得再次转院，又来到武警二院。

　　当晚6点，于成国赶到北京，等待他的是“左上臂清创截肢术”签字单，看了看神志不清、浑身是血的儿子，于颤抖着签了字。

　　晚上8点40分，手术开始，2小时后，手术结束。

　　“我的胳膊呢?”清醒后的于浩发出了第一声问话。因为担心儿子想不开，于成国强忍泪水安慰儿子道：“孩子，没事。”

　　父亲其实最清楚失去一个胳膊对于一个不满1 5岁的孩子意味着什么：生活不能自理、成家困难，更重要的是，甚至会摧毁孩子对生活的信心。

　　可这一切，他还不能告诉于浩，毕竟于浩还是个孩子。

　　只是个孩子的于浩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左臂：不到合法工作年龄就来到工厂打工；工厂在未核实于浩的年龄并没有进行岗前培训的情况下，就给安排到生产车间，直至悲剧发生。

　　根据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有关规定：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在内的用人单位，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就是童工；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必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不得录用。用人单位录用人员的录用登记、核查材料应当妥善保管。

　　很显然，北京伟利佳化纤棉有限公司的做法与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明显相背离。

　　法律是最后的依靠

　　在支付了27400元医疗费和19000元假肢定金后，企业再也不愿拿出一分钱了，更让干成国气愤的是，企业开始不承认与于浩有劳动关系，“你只要承认于浩是来我这玩的，赔钱的事好商量。”老板直言道。私下协商解决的大门被企业关闭之后，于家只能依靠法律为他们作主了，他们期待着法律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果。

　　于成国告诉记者，在于浩刚出事时，企业对于病情的治疗还是很积极配合的，“到假肢厂交定金开始，企业的态度明显就变了”。

　　3月25日，住院一月有余的于浩出院了。当天下午，徐常忠、于成国等人带着于浩来到德林义肢矫形器北京公司定做假肢。登记儿子年龄时，于成国随口说出了“16岁”，这时站在一旁的徐常忠赶紧对于成国说道“不对吧，是18岁吧?”“他是16岁!”于成国肯定地回答。实际上，1990年9月28日出生的于浩还不满15岁，而按照于成国所在农村老家的习惯，人的年龄都按虚岁计算，这也是于成国为何说儿子16岁的原因。

　　假肢厂的登记表中，于浩的年龄最终写为16岁。

　　于成国的坚持让企业感到了压力——使用不满16岁的童工是违法行为。企业对于于浩的真实年龄清楚吗?于浩当初来工厂打工是厂长张振银带来的，而张振银与于浩的天津老家只相距二三里，对于彼此家里的情况都非常清楚。另外，在于成刚给张振银介绍于浩时，就已经把于浩的真实年龄告诉了他。显然，厂长张振银是知道于浩真实年龄的。无奈之下，于成国找到了周明并与他有了三次接触。

　　第一次。“孩子在我这出的事，我就得管。让孩子学点东西，学成了还在我这干，我一直都管他。”周明对于成国说道。“孩子我养着，我要求一次性解决。”干成国随即向周明提出了一次性赔偿于浩50万元的要求。“你要50万有什么用呀，人一生50万哪够用?”周明坚持要养着于浩，而对于一次性赔偿，他没有给出正面答复。双方不欢而散。

　　第二次。干成国、于成刚两人找到了周明。还未等于成国说话，周明指着于成刚大声呵斥道：“你带这么大点孩子来，你不是害我吗?”说完，周摔门而去。

　　第三次。4月2 2日，于成国再次找到周明。“你要钱可以，但你得承认孩子是上这来玩的，不是上班，还要立字据。”于当即反驳了周：“如果孩子是上这来玩弄伤的，我们一分钱不要都可以。”

　　与此同时，厂长张振银找到于成国夫妇：“只要你们给我写个于浩今年17岁的字据，什么事情都好办。”

　　“五一”前，于成国拨通了周明的手机：“周总，假肢做好了，你看余款怎样解决?”“你还向我要钱，徐常忠的钱都贴进去了。”周明的态度异常强硬。

　　“他们现在一不承认于浩曾在厂里干过活，还把以前厂里支付的费用说成是徐常忠个人出的钱，他这不是胡说八道吗?”看来，通过私下协商解决于浩伤残赔偿金的可能性是彻底没戏了，于成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法律的公正。

　　其实，法律留给于成国的时间也不多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劳动仲裁必须在出院之日起60日内提起。而5月25日，即是终止日。

　　得到这个信息后，于成国一家三口5月10日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局。精神紧张再加上连日的悲痛，说话本来不利索的于成国还没把情况说完，劳动局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便打断了他的话：“你来这不是为了跟企业要钱吗?你得找仲裁，我们只是处罚企业，和你没关系。”而到了仲裁工作人员处，同样是不等于成国把话说完，对方即仍出话来：“你得去找安全生产管理局。”于成国又连忙跑到北京市朝阳区安全生产管理局，工作人员听完于成国的叙述后说：“我们也是针对企业的，你要索赔还得找仲裁。”就这样，工作人员的几句话，已让于成国这个外地农民在北京城里转了半个圈。

　　问路、赶公交车、排队、向工作人员叙述悲痛的一幕幕，一家三口早已疲惫的身心再次经受考验。

　　5月13日，干成国终于把申请工伤认定的手续办完，现在就等15日后出结果了。

　　有关法律人士告诉记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童工伤残纠纷，通常要经过伤残认定、劳动仲裁或法院起诉等程序，这个过程往往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更长。

　　母亲的忧虑

　　怕孩子母亲卢月梅经受不住打击，直到于浩出院后，于成国才向卢月梅告知儿子的真实情况。“当时我就受不了了，咋觉得那天这冷呢，我哭呀哭，我要见我的孩子。”说到这，她早已泪流满面。记者看到，她那双腿抖动得厉害。于浩是夫妇俩的独生子，更是母亲的心头肉。

　　农历正月十五的下午，天津蓟县东塔庄镇北王庄像其他村庄一样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之中。卢月梅收拾完屋子正和邻居们拉家常，“叮呤呤，”家里的电话骤然响起。接听电话的丈夫于成国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嘛事呀?”卢月梅不由得问道，“没事，孩子的手碰着了，不严重。”至于详情，丈夫不愿多说一句，就急忙赶往北京去了。

　　为了避免卢月梅起疑心，弟弟特意打来电话安慰：“我们见到于浩了，就是机器碰着手指头了，过几天就好。”即使这样，自从丈夫去北京后，卢月梅整天茶饭不思一心想去北京看儿子。“他才14岁呀，万一出点意外，我可怎么活呀!”由于担心卢月梅经受不住打击，于成国等人决定暂时不告诉她实情，当她提出要去北京看于浩时，于成国就以“路不好走、孩子一个星期就好了”等借口稳住妻子。

　　3月25日，于浩出院。待把于浩安顿在假肢厂后，于成国等人回到天津准备把实情告诉妻子。4月9日下午，于浩的姥姥给卢月梅捎信：“有点事，来一趟。”“我一进屋就觉得不对，因为他爸还有他老舅都在呢?”卢月梅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他爸，你咋回来了，孩子呢?”不得已，于成国告诉了妻子实情。卢月梅哭了一个下午：她埋怨丈夫为何不早告诉她实情，她担心孩子受不了那么大的罪。当晚，谈到孩子的情况，夫妇俩又抱头痛哭，一夜未眠。

　　第二天，夫妇俩来到北京，在假肢厂，卢月梅见到了儿子。看到儿子空荡荡的左臂衣袖，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抱着儿子大声痛哭。“走时挺好的一个人，怎么胳膊说没有就没有了呢?”4月16日，记者第一次见到于浩一家人时，他们正在假肢厂的病房里。母亲卢月梅拿了块热毛巾正小心地擦拭着于浩的伤口，于浩稚嫩的脸显得黄而瘦，见到记者后，怯生生地叫了声“叔叔”后就再也不肯说话。

　　于浩已深感失去左臂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他告诉记者，现在穿裤子对自己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母亲卢月梅告诉记者，家在农村，那都是体力活，于浩现在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更别提干活了。夫妻俩除了担心儿子生活自理能力外，更担心身残对孩子心理的影响。

　　实际上，肢体的残疾已经影响到了于浩的性格，他母亲告诉记者：“以前这孩子根本不怕生人，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可现在就不行了，特不爱说话。”孩子的细微变化母亲都看在眼里，更急在心里。“如果孩子因为身残而导致性格孤僻或者自卑，那孩子的下半生更难了。”这是夫妻俩最担心的地方。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母亲卢月梅的话还没说完，医生这时进来叫于浩练习假肢的使用，“假肢已经做好了，可哪有钱交剩余的款呀?”母亲顿时又担忧起来。据假肢厂工作人员介绍，于浩的假肢已经做好，但还差4万多元的尾款没交，所以做好的假肢也不能安在于浩身上。对于靠种地谋生的于成国夫妇俩来说，4万多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那有什么办法呀?”卢月梅自言自语道，“现在我们只能等劳动仲裁或法院给孩子要些伤残费，否则孩子真的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