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结束，学生走出考场，送考的家长和考生汇集成巨大的人流。Shepherd C.Zhou摄（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如果一切照旧，对于曾经的创业者曾梁和吴天瑜来说，眼下应该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刻。
这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曾在武汉创办过一家自主招生培训机构。在即将到来的2月，这项考试预计将吸引全国超过40万名中学生参加。因为在高考前举行，学生们将它称为“千军万马抢过的第一座独木桥”。而此时，正是考生们“最后一搏的机会”。
他们中的一部分，将筹码押在了曾梁及他的培训同行们的身上。听上去，培训班的一切都显得很美好，这里有“参与命题的老师”亲自授课，有来自高校一线的“内部消息”，还有厚厚的教辅书以及培训人员自信满满的笑容。学生们可以选择走读，也可以住宿，如果时间安排上出现问题，培训机构甚至能够提供贴心的“家教服务”。
当然，每项服务都会开出一张明确的账单。仅仅几天的集训课程，就可能从家长的钱包里掏出几百甚至上万元。曾梁又发现，“哪一所大学的招生优惠政策更大，可能就意味着培训费用也更高”。
尽管一些大学招生办主任早已反复对媒体和考生强调，“培训班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可能有用”，可这盆冷水从未浇熄熊熊燃烧的培训火焰，学生和家长将培训班挤满了，他们希望像过去一样，用对付应试教育的那套方式在此取得高分。“我感到心里很凉。”一位大学面试官说，“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要把自主招生扭到产业链上去。”
只要敢忽悠，你要多少钱，他们就给多少钱
如今，当曾梁和吴天瑜回忆起最初的创业经历时，他们发现进入自主招生培训只是一个偶然。
2007年在武汉市的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这两个工科生选择了在这个城市创业。最初，移动互联网是他们的创业项目，他们甚至制作了一款类似“微信”的通信软件。但两年时间很快过去，项目却一直没能盈利。
当曾梁发现全部积蓄就要被花光时，他明白自己必须放弃手中的项目了。他们面对着两种选择，要么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要么换个项目重新出发。
那时正是2009年，距离教育部发出《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22所高校成为试点单位，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这种试图将考生从高考分数里释放出来的选拔人才方法，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开办自主招生培训班”的点子忽然间从曾梁的脑袋里跑了出来。事实上，在此之前，通过痛苦的高考进入大学的曾梁，几乎与“自主招生”没有任何联系。在这件事上，他唯一的经验是大三时曾在母校担任自主招生考试的场外志愿者。
“我们手上没什么钱，只有教育投资不大。”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原因。而那时，围绕这项考试的培训市场还不成熟，在武汉，他们甚至很难找到竞争者。
就在几个月的准备后，曾梁和吴天瑜带着几千张传单向这所城市的重点高中出发了。宣传中，他们将“自主招生”形象地称为“一张高校录取的折扣券”，“打折券并不影响您的最终选择，但当您缺分时，它就会发挥巨大作用了”。
家长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吴天瑜的想象。就在当天晚上，传单下方的电话号码成了热线，“只要敢忽悠，你要多少钱，他们就给多少钱。”
不过，他们倒并没有定出一个太过夸张的数字——4天课程，每天6至8小时，总价600元。
在眼下的培训市场看来，这样的价格仅仅是“毛毛雨”。一个高中生的母亲在网上发帖称，在她所参加的家长会就快结束时，学校请来了一位自称北大毕业的“新课标什么的副校长”。这位副校长邀请家长们第二天去听他介绍自主招生的情况，可令家长们大吃一惊，这场情况介绍会其实是个巨大的广告，副校长介绍了他们的培训班，“培训费2万元”。
“想钱想疯了！！”这个母亲惊叹。
一位山西中学校长的经历或许可以旁证自主招生培训的巨大利润。据说，这位校长经常接到打着北京大学旗号的培训机构的邀请。对方请他帮忙推荐自己的学生报班，每个学生一天的培训费是600元，而每推荐一名学生报班，校长就可以拿到300元酬劳。
与这些培训机构相比，曾梁和吴天瑜的培训班起码显得“性价比很高”。在招生时，几乎不需要他们费什么力气，家长们就会推着孩子前来报名。仅由三人组成的小团队已经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报名电话，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教了300个学生。
“就像赶场一样，学生多到累死也教不完。那时我觉得，全社会都疯了。”吴天瑜说。
我们说自己有内部消息，但实际上我们没有
就在高中附近由民宅改造的小教室里，曾梁和吴天瑜开始了他们的培训生涯。
而坐在教室里的考生，就像全国几十万名考生一样，渴望通过这项特殊的培训，为自己拿到20分或更多的加分优惠。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大学一直试图将自主招生与高考进行区隔，选拔“有个性的人才”，学生们却仍在走着以应试教育对待自主招生的路。
每一个培训班也都据此设计。培训科目被拆分为“笔试真题分析”和“面试特训”。一本“历年真题集锦”可被高价卖到300元。
曾梁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提高。他认为，面对笔试，扩展知识面并不在培训内容之列，“如何分配答题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华中科技大学在加入“北约”联盟的联考前，一直单独命题。以英语试卷为例，由于题量大，答题速度需要比高考快接近一倍。但曾梁教给学生，要抛弃以往选择-填空-作文的老顺序，在拿到考卷时，先将作文写满，再答其他题，至于“性价比最低”的完形填空，“蒙上就行”。
就像人们在托福、雅思的培训中学到的那样，培训教师相信，面试过程饱含技巧。在一家以“学习改变命运”为口号的培训机构网站上，教师在自主招生特训营里专门提醒，面试的时候，如果遇到不会回答的问题，不要直接说“不会”，而应该尝试着这样说：“某某问题确实是一个热点问题，但我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我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曾梁也反复告诉自己的学生，即便被问到“食品安全”这样令人忧心忡忡的话题，也一定要多讲正面观点。“向考官展示你积极的价值观，这很重要。”
可仅有这些还不够，清华大学校门外的一家考试辅导机构在网站上列出了极具吸引力的师资介绍：清华大学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心教授，多年亲自参与高校自主招生的工作，非常了解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题型和难度；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对重点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有深入的研究及独到的见解……
在接听咨询电话时，此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再一次向电话那端证明：“我们这里的老师不只是面试官，有的甚至参与过命题。”
那位发现“培训费2万元”的母亲也遭遇了同样的状况。在帖子里，她写道：“最能吸引家长眼球的是，自称这个培训班的老师是复旦、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有可能是以后进行自主招生的面试老师。”
“培训学校也就是摆摆噱头赚钱的，不要理睬他们就好了。”有网友回复。
“能不理睬么？那个培训老师就是以后进行自主招生的老师,这点足够让你心动！！”这个母亲无奈极了。
吴天瑜和他的培训机构也进行过这样的宣传。“我们说自己有内部消息”，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但实际上我们没有”。
我想寻找一个有个性、可造就的人才，培训用一个模子将他框起来，这还有什么价值呢？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也不相信所谓的“内部消息”。从2009年开始，他连续两年任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面试官，“复旦的面试原则上没有考题，教授可以随便发问”。
但学生们相信培训的魔力。带着培训班里烙下的仪态和言语，他们走进考场。如今，当一个学生进门后先“笔笔直直地站着”，然后用极其礼貌的声调发问，“老师，请问我能坐下吗？”这时，韩昇就几乎可以肯定，“这孩子是去过培训班了”。
“现在的孩子缺乏中国传统美德和礼仪的教育，培训或许就是来补这个课。”韩昇有些无可奈何地说，“但这种培训不可能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只是来骗骗考官。”
这位教授还记得，自己在面试时曾碰到一个极其文静的女孩，她在笔试中取得了好成绩，可面试时很少说话，“几乎是问一句，答一句”。但这并没有影响面试官对她的印象，“在极其有限的回答里，我发现她挺有个性，聪明。”最终，5个考官一致通过，女孩被录取了。
对于韩昇来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招到这样的学生：有成才的潜质；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拼搏的志向；有乐于接受科学训练的心理素质。“我想寻找一个有个性、可造就的人才，培训用一个模子将他框起来，这还有什么价值呢？”
相比之下，当面对那些接受过培训的考生时，考官最初的工作就是与他进行大量的交谈，努力让他放松，卸下那被“包装又包装的一面”。
可这些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并不会影响正蓬勃发展的培训产业。韩昇感叹:“你看，一有这种自主招生，马上就有应对的书出来。中国整个教育似乎已经脱不开应试教育的模式了。”
一个接近培训行业的人也在微博上这样写道：“当大学试图为被高考折磨着的人打开一扇门时，那些生意人又用培训筑起了一堵墙。”
如今，曾梁的团队已经不再是筑墙的一分子。他们在不久前散伙了，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比开辅导班更有吸引力”。曾梁拾起了老本行，进入武汉的一家科技企业；吴天瑜回到省城老家，成为一名律师；另一位同事则回到学校，开始读MBA。
在这个小团队离去的时候，武汉的自主招生培训市场已经火爆起来。600元，那只是培训老师上门进行1个小时单独辅导的价钱。
（文中曾梁和吴天瑜为化名）
